經濟參考報：中國宜儘早調整對外經濟戰略

　　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後的歐洲債務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實際上，這場危機至今尚未真正結束。世界經濟正處於特殊時期，對形勢做出客觀清晰判斷，將有助於把握機遇與挑戰。

　　中國經濟已經和全球經濟完全融合到一起，未來的發展將更多地受制于國際經濟環境影響，需要積極順應國際經濟形勢變化，調整對外經濟戰略，以期在新的經濟週期中謀得更大發展。

　　平衡國際經濟關係培養長期競爭優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已站在全新平臺上，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對外貿易突飛猛進，已經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之一；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名義匯率更加接近實際均衡；很多行業産能和産品排名都位居世界前列，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中國國際經濟地位變化決定了國際經濟戰略的高度重要性，我們越來越離不開國際市場，但任何舉措都會帶來連鎖反應，越來越難以承受戰略失誤帶來的風險。因此，如何平衡國際經濟關係、兼顧眼前利益與培養長期競爭優勢、處理好局部摩擦與全球佈局的關係，是當前面臨的迫切任務。

　　第一，要在全球市場上進行戰略平衡安排。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必須進一步完善國際市場佈局，進一步加強與非洲、拉美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並尋求與大國、大區域集團(如美國、歐盟)合作的突破。努力擴大在歐盟、亞太、非洲、拉美、中東的市場份額，適當降低對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依賴。

　　———降低對美國“敏感技術”的貿易訴求，實際上這種訴求往往適得其反；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貿易規則談判，最大限度地雙向開放非敏感市場，促進貿易與投資增長；將美國作為一個正常的重要貿易夥伴，改變目前存在的外匯儲備、出口需求與技術引進等方面嚴重對美依賴症。

　　———調整出口戰略。取消勞動密集型産品、高耗能和高污染産品出口扶植政策，既可以迫使中國相關企業提升技術競爭力，又可以避免與東盟和南亞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低水準貿易摩擦。隨著中國企業的技術升級，中國製造的機械電子産品和新材料不僅在新興市場很有競爭力，即使是在歐洲和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也有很強的競爭力，應該加大出口扶植力度，使之成為主要的出口支撐。

　　第二，將國內經濟建設優勢轉變成國際合作和市場競爭優勢。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強度投資驅動，培育出領先全球的基本建設能力，如在隧道、橋梁、港口、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水利等領域裏的技術和建設能力均處於領先地位。目前，亞洲、非洲甚至歐洲都有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更新需求。我們有條件、更有必要把這種國內經濟建設積累的優勢轉變成國際競爭優勢。一旦這種國際競爭優勢樹立起來，國內的産能過剩就會得到有效的外部釋放。將中國國內的基建優勢轉變為國際經濟貿易優勢，應該成為中國國際經濟新戰略的又一個重要支撐。

　　第三，擴大雙邊經濟貿易合作，尤其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雙邊貿易合作，實施差別化區域經濟戰略。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尋找與相關國家、相關地區利益匯合點，以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為戰略重心，深化國際經濟貿易關係。

　　———鞏固與亞洲周邊地區(如韓國、東盟)的經貿往來，加強周邊國家的雙邊貿易合作，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步伐，增進雙邊貨幣與金融合作，對於區域經濟發展和地緣政治穩定，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深化與歐盟的財政金融合作，並以財政金融合作推動市場經濟地位談判，爭取儘早建成中歐自由貿易區。

　　———對資源貿易為主的國家和地區，經貿政策應更加靈活。立足於長期與互利的戰略合作思維，增加必要的財政金融援助，加大民間資本的並購投資力度，最大限度降低經濟週期迴圈和國際市場波動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形成穩定、互信的經貿關係。

　　第四，積極推行商務外交戰略，變産能過剩的國內發展困境為全球競爭優勢。中國目前存在的産能過剩問題，對其分析認識和解決途徑，不能拘泥于國內市場的即期供給和需求，而是要從全球市場的角度去平衡，從國家長遠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去安排。事實上，許多産能大國都曾經出現過和我們今天類似的問題，其出路都是國內結構調整與國際市場拓展相結合，並且依靠積極的國家商務外交戰略，變産能過剩的國內發展困境為全球競爭優勢。從實踐上來看，美國、歐洲一直都在推行積極的商務外交戰略。我國過去的外交戰略側重於政治外交，今後要增大商務外交的份量。此外，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在通過T PP、T T IP等高水準的自貿協定重塑國際貿易規則。中國在商務外交談判過程中，不能滿足於簽訂貨物貿易自由化和服務與投資便利化等雙邊和多邊協定，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加強與貿易夥伴的相關經濟金融政策協調。

　　世界經濟複雜多變危機陰影猶在

　　觀察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仍然籠罩在金融危機余波影響之中，美、歐、日分別實現或高或低的內生性復蘇、週期性恢復以及外部政策拉動型復蘇，發達經濟體重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但基礎不穩，方向不明；而新興經濟體或因外部政策溢出效應、或因自身週期性放緩、或因內部經濟結構問題，經濟增速普遍下滑。各國經濟週期的不同步，凸顯了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的分化。此輪經濟危機是否結束，目前尚不能做出清晰判斷，世界經濟真正擺脫危機陰影可能還需要一段時日。

　　2014年，復蘇與鞏固將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特徵，分化則是新興經濟體的特徵。預期美國經濟會保持持續溫和增長，歐洲則需繼續鞏固復蘇，而日本經濟也有望暫時擺脫通縮。在政策取向上，除繼續維持低利率外，美聯儲將更加謹慎地根據經濟復蘇情況逐步削減量寬規模，歐洲和日本則可能分別實施加大資産購買與財政刺激政策。2014年新興經濟體增速仍將繼續高於發達經濟體，亞太市場仍是其中翹楚。而“高通脹”、“雙赤字”等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新興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空間受到限制。

　　進一步深入分析，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整體趨勢依然複雜多變，並不樂觀。發達經濟體的復蘇數據雖然在逐漸改善，但深層次問題依然嚴峻，至少2014年還不能過分樂觀。當然，新興經濟體增長緩慢甚至下行的趨勢亦不容輕視。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分析顯示，未來一段時間可能還面臨巨大壓力。同時，一旦發達國家央行快速退出經濟刺激措施，或將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大量萎縮甚至凈流出，進而造成重大經濟動蕩，並引發部分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陷入新的危機。

　　IM F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下調了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經濟體2014或2015年經濟增長預期，其中對某些經濟體的增長預測下調，突出表明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存在的脆弱性，經濟嚴重失衡、通縮與通脹並存和金融行業系統性風險仍然是當前面臨的突出矛盾。在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為降低杠桿率而實施的財政整頓，將使經濟恢復前景更加不確定。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目前面臨著投資與消費轉換的結構風險，政策陣痛期較長。雖然一些經濟體仍有提供貨幣政策支援的空間，但普遍存在的增長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結構性因素或週期性降溫，經濟持續恢復的主要政策思路必然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經濟體需要應對信貸品質下降和資本外流增加帶來的潛在危機。

　　全球經濟面臨四項主要問題

　　此次危機的持續發酵，不僅形成了新的世界經濟格局，更留下了諸多經濟難題，這些難題如不能有效破解，將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威脅經濟持續復蘇。

　　難題一：發達國家的通貨緊縮問題。以往，西方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多為保持幣值穩定，主要精力集中在對付通貨膨脹並積累了很多經驗和辦法。但近年來，部分發達經濟體陷入嚴重通貨緊縮，未來仍有進一步嚴重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應對辦法。實際上，通縮對經濟影響不亞於通脹。解決通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否則日本不會出現“失去的二十年”。美國多輪Q E也沒有解決通縮問題，歐元區特別是核心區，通縮更是嚴重問題。如果發達經濟體通縮問題不解決，全球經濟很難步入新一輪上行期。

　　難題二：新興經濟體的通脹問題。目前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這是長期困擾新興經濟體發展的突出問題。通脹將大幅壓縮新興經濟體運用寬鬆貨幣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操作空間，社會與政治也將隨之出現一系列複雜問題。迄今為止，新興經濟體還沒有找到既能擺脫高通脹迴圈的壓力、又能夠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平衡辦法。

　　難題三：能源革命與地緣政治。美國能源革命已對未來全球地緣政治産生重大影響，地緣政治變化將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很多不穩定因素。美國的注意力如果從中東移至別處，中東將面臨新的地緣政治再平衡風險。過去全球能源秩序由美國主導，隨著美國能源供給結構改變，以原油為主體的世界能源秩序將會被打破，由此産生一系列問題，並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産生不確定影響。

　　難題四：全球貿易規則的作用弱化。全球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時期必然也是全球貿易活躍時期，反之如果貿易不活躍，全球經濟必陷困難。當前，全球貿易摩擦加劇，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新的全球性貿易規則難以達成，而多邊貿易安排盛行，必將降低全球貿易活力並對全球經濟增長産生一定負面影響。本次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困難重重，陷入僵局，雖然耗時13年並於2013年12月初達成了部長級初步協議，但是美國卻另起爐灶，啟動了兩個重要貿易談判。

　　發達經濟體通縮與新興經濟體通脹並存、美國外交和能源政策變化帶來的區域動蕩、全球貿易規則的淡化與多邊貿易協定的興起等問題，將對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帶來嚴重的滯後影響和風險，且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消除。由於中國在新興經濟體中處於龍頭位置，這也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問題，都是中國未來的既定環境，更應未雨綢繆。

　　同時，全球主要地區的經濟政策走勢趨於分化。在經濟危機爆發和高傳染時期，世界經濟關聯度顯著上升，主要國家的經濟週期和行為呈同步化特徵。一方面，各國政府為應對危機共同推出寬鬆貨幣政策，全球利率水準保持歷史低位，帶來充裕的流動性；另一方面，危機的不確定性上升，使得避險情緒成為主導市場投資行為的重要因素，低風險資産往往成為所有投資者追捧的對象。但到了當前特殊時期，全球經濟週期的同步性下降，並帶動各國政策走向分化。

　　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全球經濟格局，各國都在制定應對辦法，採取相應政策措施。發達經濟體之間、新興經濟體之間由於存在經濟實力、發展方式、內外環境等差異，未來政策走向將各有不同，透徹分析主要經濟體和國家經濟政策走向，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轉型、對外經濟戰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關重要。(黃志淩。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