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農成為産業鏈核心才有國産奶春天

　　近日，國家發改委劍指惠氏、合生元等洋品牌奶粉價格壟斷。惠氏公司于昨日表示，其價格體系確實違規，降價11%以示配合。這在社會上引起了密切關注。

　　之前，國務院要求，按照嚴格的藥品管理辦法監管國産嬰幼兒奶粉品質，採用電子監管碼等手段，做到全程可追溯。被公眾稱為“史上最嚴奶粉監管令”。

　　面對政府的強力組合拳，各界除了叫好之外仍多有期盼。專家指出，要想讓消費者喝上國産放心奶，光有嚴厲的監管還不夠，仍需打破舊有的利益鏈條，讓奶農分享奶業發展的紅利。唯有把奶農的積極性和責任心調動起來，才能有國産奶新的春天。

　　印度“白色革命”帶來的啟示

　　“在討論中國乳業問題時，我們必須清楚一個事實：相對於13億人口的巨大需求，中國的牧業資源稟賦是嚴重不足的，優良牧場的缺乏更是無從彌補。這是中國乳製品目前無法整體優質起來的原因之一。好奶需要好牛，好牛需要好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辦事處顧問臧英年説，脫離這個基礎的討論沒有意義。

　　統計數字顯示，中國擁有4億公頃草原，但多在高寒地區，而且近年來退化面積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中期，全國退化草原面積佔可利用草原面積的15%，80年代中期增加到30%，90年代中期達50%。目前全國約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積達1.5億公頃。與此同時，全國主要牧區天然草原牧畜超載問題十分突出，超載率達44%。

　　臧英年説，儘管中國政府實行了退耕還草等積極的政策，但是草場卻難以擴展，考慮到保護耕地的剛性要求，草場未來擴展的可能性也很小。

　　除了資源稟賦較差外，他認為，中國難以出品好奶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性的：奶農得到的利益太少了。

　　“紐西蘭和印度的資源稟賦天差地別，但是他們有一樣卻是相同的，就是奶農在産業鏈中居於核心地位。因此，他們能夠分散自身的風險，並享受行業發展的利益。這保證了‘乳業第一車間’的品質，為食品安全打下真正的基礎。”臧英年説。

　　據悉，紐西蘭的牧場絕大多數是家庭式經營，但是這些家庭又通過合作社呈現為高度縱向一體化：最低一級是農場主，上面是奶業合作社，最上一級是乳業委員會。農場主擁有合作社的股份，合作社又擁有乳業委員會的股份。在這種結構下，各環節構成了共同參與的經營、管理、分配體系。

　　印度則從1965年掀起“白色革命”，奶類産量從2000萬噸飆升至1.2億噸，成為世界最大的乳品生産國。其成功的原因被認為是近乎完美地把奶農的小生産與大市場聯接起來，形成了一個生産、加工、消費的鏈條。在這個鏈條中，奶農既是原奶的供應者，又是合作社乳品的成員，是整個過程的主人。通過合作社，300萬名印度奶農不僅可以從奶牛養殖環節獲得利潤，也可以從加工、銷售環節得到利潤。

　　中國奶農就沒那麼幸運了。即便在乳業發展最快的年頭，比如2001年到2005年，中國液態奶産量的年遞增率超過40%，幹乳製品接近20%，奶農虧錢的現象仍比比皆是。2002年開始的中國乳製品行業變局的基礎是建立在産業鏈利潤分配很不平衡的基礎上的，奶農在和加工企業的合作中幾乎沒有話語權。有人曾測算過，在中國奶業産業鏈中，奶牛養殖生産、奶品加工、奶品銷售3個環節的利潤比為0.8：3：6.2。

　　中國乳業因何踏入信任黑洞

　　缺乏好牛奶是一回事，出現壞牛奶是另一回事。

　　像祥林嫂一樣，中國西部乳業發展協會執行副會長魏榮祿逢人就會念叨著：“不要往牛奶裏亂添東西！”這位中國乳業元老級人物見證了中國乳業的快速發展，並深為一些企業“墜入邪道”而痛心。

　　“在優質奶源稀缺的情況下，一些企業想的不是如何建設奶源，而是想方設法靠添加劑欺騙消費者的味覺，用廣告行銷忽悠消費者的決斷。這種辦法能不出亂子嗎？”魏榮祿至今仍對三聚氰胺事件耿耿於懷。他認為，一些企業的罪過尚未洗凈。

　　1986年，《生鮮牛乳收購標準》發佈。較之前的政策，它取消了生鮮牛乳收購對提取物和添加物的約束。這本不是一個顯著的變化，也很少有人關注，卻最終引發了巨大的災難。

　　“沒有了這個約束就等於撤掉了生鮮牛奶的一道防線！什麼東西都可以往牛奶里加，那還是牛奶嗎？”魏榮祿説。

　　2005年2月，他參加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會場上，除了國標委的人外，還有大乳業公司負責人。會上，他提出，“往奶里加香精、增稠劑、穩定劑是不對的。”有人很快打斷了他的話，“這個不用討論了，按國家標準來做就行了。”事後一年，西部乳業網等組織了“西部乳業萬里行”的採訪。沿途所見震驚了採訪團。

　　他們發現，“有的企業，奶的脂肪含量低了，就加一些脂肪粉提高脂肪含量；奶的細菌超標了，加一點盤尼西林、抗菌素等，降低細菌指標；奶的濃度低了，加一些乳精粉，提高其濃度；奶發酸了，加一點鹼面中和，有的甚至用工業鹼……”

　　兩年之後，三聚氰胺出現。5萬名兒童患病、1萬名兒童住院治療。中國乳業從此踏入信任黑洞。

　　“這些年，人們總是站在道德的角度痛罵乳品企業黑心無良。實際上，我們更應該關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它們是一個行業的底線。只要底線在，壞也壞不到哪去；底線如果不在了，壞到哪去，誰也不知道。”魏榮祿説。

　　另外，除了政策與監管的強制性規制外，魏榮祿也提請人們關注市場的導向。

　　有的企業在沒有一頭牛、沒有一間廠房的情況，靠著強大的廣告攻勢，它仍然獲得了“火箭速度”的增長，足以讓所有人為之頭暈目眩。而其造成的影響和後果當時並不為人所了解。

　　一個令人尋味的場景是：1999年，福建長富乳業投入6億元建設34個牧場。那一年上述企業才剛剛創立。可是，到了2005年，長富即陷入困境，不得不尋求蒙牛的支援。

　　“奶源是乳業的根本。建奶源的倒下去，不建奶源的卻火起來。這個行業能長久麼？”魏榮祿問。

　　政府光有“不準”還不夠

　　今年“六一”兒童節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就保障嬰幼兒食用安全、放心的奶粉進行研究部署。會議要求，制定政策推進該産業的規範化、規模化和現代化發展，並按照嚴格的藥品管理辦法監管，做到批批檢驗，全程可追溯。

　　接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等九部門聯合發文，要求任何企業不得以委託、貼牌、分裝方式生産嬰幼兒配方乳粉，嚴禁進口大包裝嬰幼兒配方乳粉到境內分裝。

　　隨後，國家發改委對雀巢、合生元等洋奶粉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並指稱握有這些企業操縱、抬高奶粉價格的3種不法行為的證據。

　　對此，臧英年認為，這一頓組合拳無疑對凈化中國乳製品市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從長期來看，要想讓中國孩子吃上國産的放心奶，還得從利益鏈條上下功夫。政府光有‘不準’是不夠的，還得打破舊的利益分配格局，讓奶農真正得利。唯有他們提高牛奶的産量和品質，中國乳業才能真正強大起來。沒有這個步驟，恐怕其他措施都會事倍功半。”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何昌垂表示，發達國家集約化養殖的高生産率及高市場競爭力，使其成為發展中國家競相效倣的典範。不過，集約化並不一定意味著大規模，大規模對技術管理及環境的要求更高。如果大規模養殖的環境費用計入産品價格，可能會抵消集約化的高效率及其産品的價格競爭優勢。需求的增加及多樣化為小生産農戶提供了機遇。小生産農戶雖生産力及市場競爭力不高，但其具有的多重功能對於相對分散的人群，仍有重要價值。

　　他建議，“縱向聯合體、合同養殖及專業合作社經營方式，以利益共用、風險共擔為基本準則，把分散養殖與集中經營有機結合在一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應該成為扶持與組織小生産的重要措施。通過這種方式，解決養牛戶投入不足，缺少技術及缺乏市場的制約，提高農戶的生産水準，同時分散農戶的生産成本及風險。聯合經營風險的規避，則主要通過建立健全管理及法律制度，規範合作各方的行為。”

　　這正是印度成功的路徑。

　　本報北京7月4日電

[責任編輯： 王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