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著眼于供給側，重視微觀主體的稅收激勵，實施減稅以及稅制改革，增強微觀主體供給能力，鼓勵技術創新，發揮生産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以真正釋放生産力。
中國經濟到底面臨需求約束，還是供給約束，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一般來講，經濟增長有兩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即微觀增加供給的增長機制和宏觀擴大需求的增長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經濟增長低於趨勢增長率將成為“新常態”，各國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擴大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也即經濟學中常説的“需求管理”。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數國家政府所追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進入大規模工業化階段，生産供給極大豐富，工業化的大規模供給和人們需求的有限性之間産生了不可彌合的矛盾，並最終導致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
因此，主張通過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預的凱恩斯理論因危機而生，並通過美國羅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廣。此後，反危機時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來越成為長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國家開始全面實施政府干預經濟政策，由此，實現經濟增長的機制發生了重大的調整，經濟增長不再只是微觀增加生産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問題，從宏觀經濟層面上擴大出口，增加消費和投資成為主導增長模式。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更是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態化、普遍化和長期化。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盡相同，發達國家更多是需求約束，而發展中國家並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給約束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中國尤其如此。
事實上，當前中國最大的約束並非需求約束而是供給約束，也即人口紅利減少、生産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産率滯後帶來的問題。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於長期供給，因為長期供給才是決定一國潛在增長軌跡的關鍵。從當前“調結構”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資—消費”之間找平衡，探討的都是總需求概念，而供給硬約束才是本輪經濟回調的最重要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政策的重心在於實行需求管理的反週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雖然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的運用，政府支出計劃有所調整，但總體上仍然屬於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
傳統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目標都是通過調節商品或貨幣市場均衡條件推動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以達到更高的均衡産出點，但代價是不斷推高價格總水準，甚至帶來通脹問題。提高均衡産出固然可以移動總供給曲線，但結果卻是産品價格水準的降低和要素生産效率的改善。
因此，著眼于供給側，重視微觀主體的稅收激勵，實施減稅以及稅制改革，增強微觀主體供給能力，鼓勵技術創新，發揮生産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響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真正釋放生産力。（張茉楠 國家資訊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