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地狹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翻看臺灣客家人的家譜，每部都是一本辛酸的血淚史。閩粵地廣人眾，謀生本不容易。械鬥、惡勢力的欺淩、兵燹、民變，凡此種種，一千多年前遷徙的宿命，無奈地一次次落在他們頭上。
臺灣是個美麗的地方，清初旅遊家鬱永河曾吟出“臺灣西向府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但要抵達這“沃土”之地，窄窄的臺灣海峽並不易行。在橫渡海峽時，客家人受盡了苦難與磨折，有的死於海上，有的死於瘟疫，有的死於械鬥。當時有一首山歌唱道：“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另外還有，清政府禁止攜帶家眷赴臺，他們只有撇下妻小，待賺到錢後再衣錦還鄉，與妻小團聚。但這哪由得他們自己，命運常常讓他們事與願違。
事實上，衣錦還鄉的能有幾個？
他們有的在當地結婚生子，有的魂歸大海，留在對岸的妻女，只能望眼欲穿到白頭。
“阿哥出門去過番，妹子趕到曬禾灘，雙手牽住郎衣角，問哥幾時轉唐山？”
“送哥送到篷辣灘，險灘行船係艱難，石角尖尖水又急，幾多掛念妹心間。”
“妹送親哥到汕頭，一看大海妹心愁，大海茫茫有止境，妹想親哥無盡頭。”
“汕頭出海七洲洋，七日七夜水茫茫，行船三日唔食飯，記妹言語當乾糧。”
正是在這血和淚的泣訴中，客家人在臺灣創造出了美麗的神話。而拉開神話大幕的，是鄭成功光復臺灣後大量遷入的大陸同胞。而其中，鄭氏手下幾位客家大將發揮了重要作用。
劉國軒，力促鄭氏回歸祖國
站在安平古堡上，歲月的滄桑撲面而至。與大陸古跡動輒千年的深厚比，古堡仍很“年輕”，僅四百年，但它見證了臺灣客家人最波瀾壯闊的歷史，荷、法、日、美等列強每一次劫掠臺灣，幾乎都從這裡開始，而中國人的反抗也都從這裡開始。鄭氏麾下幾位客家大將的“光榮與夢想”，也多肇始於此。
第一個要提及的是閩西客家名士劉國軒。
１６６１年，在鄭成功率軍收復臺灣的戰役中，大將劉國軒身先士卒，與都督馬信等親率弓箭手，擊退荷蘭軍隊的反撲，為收復臺灣立下汗馬功勞。
劉國軒從閩西移居臺灣後，時時秉持愛國愛家的客家精神。作為鄭成功最得力的幹將，鄭成功病逝後，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輔佐鄭成功的兒孫鞏固開發建設臺灣，併為閩西客家人在臺灣的繁衍發展打下了重要根基。
也正是他，最先負責在臺灣屯田撫番，備戰備荒。諸番降服後，劉國軒採用“寬以慰之，懷德遠來，善為駕馭”的溫和民族政策，劃給諸番足夠的山林、土地，組織屯田之兵和大陸移民與諸番共同開墾，手把手向臺灣土著傳授耕種之技。
在拓墾實踐中，劉國軒發現，臺灣的氣候、土壤等條件與閩南一樣，適宜甘蔗種植，便“建議拓地招墾，以興糖政”。大批蔗苗源源不斷從福建運來，受政策激勵，大量官兵投入種植甘蔗，並很快嘗到了“甜頭”，“每歲所出約六十萬簍（每簍約一百七八十斤），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走，莫此為甚，故為貿易之大宗。”蔗糖除返銷大陸外，還遠銷日本、呂宋，成為鄭氏集團的主要經濟支柱。
除富有經濟頭腦外，劉國軒還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其一件值得載入史冊的功德，就是他站在客家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高度上，力促鄭氏集團回歸祖國。
鄭成功病逝後，鄭家的兒孫想脫離清廷。這可不是小事。自家門裏，打打鬧鬧、爭爭吵吵也就罷了，要自立門戶，可是大問題。劉國軒堅決不幹。他和鄭成功另一員大將馮錫范一道，聯繫福建水師提督施瑯，請求“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
劉國軒之後，被清廷和臺灣總督授予“文開淡北”、“功資麗澤”獎匾的福建永定人胡焯猷開墾成功後，心懷故土，積極報效鄉里、傳播中華文化。
胡焯猷是位兼官、民兩重身份的遷臺人士，他在乾隆初期渡臺，居住在臺灣淡水新莊山腳。“時新莊方駐巡檢，而興宜堡一帶多未辟。胡焯猷赴淡水廳請墾，出資募佃，建村落，築陂圳，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啟田數千甲，歲入租谷數萬石。”隨後，他多次回原鄉永定動員招募鄉親，赴臺參與墾殖。
同時，他不忘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的傳統，“念淡水文風未啟，鄉里子弟無可就傅”，便“自設義塾，名曰明志，捐置水田八十甲余，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師教之，肄業者常數十人”。對於他的義舉，當時的淡水同知胡邦翰、總督楊廷璋給予高度讚揚，並建議將義塾改為書院，立碑紀念，以讚其“標明志之名，冀成致遠之器”。明志書院於是聲名大振，直至民國時期猶存。
陳永華，傳播儒學到臺灣
客家人歷來有著傳播中華文化、崇文重教的人文傳統。
這些我們在２００３年“從洛陽到‘洛陽’的客家遷徙尋蹤”報道中便已深深感受到。在千年的遷徙、萬里的行程中，無論環境如何變化、無論身處何等險境絕境，客家人總是背負著源自中原的文化體系，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來自中原的根脈資訊，永不言棄。
鄭成功的成功，除劉國軒的輔佐外，馮錫范和陳永華也立下了汗馬功勞。劉、馮、陳當時被稱為鄭氏“三虎”。
馮錫范大家都熟悉，是金庸小説《鹿鼎記》中的人物，小説裏那個崑崙派高手、綽號“一劍無血”的馮錫范就是以歷史上鄭氏家臣馮錫范為原型的。
讓人遺憾的是，在臺南，除了史料，這次我們沒有找到更多與馮錫范有關的遺跡。但有一點讓我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維護祖國統一上，馮錫范也起了很大作用。
當時，反清的鄭家軍在澎湖覆沒，消息傳到臺灣，“錫范首倡議降”，並和劉國軒分別致書施瑯，請他速至臺灣，以防“事久生端”。施瑯正是接受了馮、劉的建議，便率師進抵臺灣。
作為鄭氏“三虎”之一的陳永華，無論是對鄭成功，還是臺灣來説，都是具有奠基意義的人物。
崇文重教、重視文化、保留與中原一脈相承的聯繫，是隨鄭氏遷臺的有識之士努力的方向，他們實際上是要永遠存留自己的根——中原的根。陳永華是這一方向的積極鼓吹者和踐行者。
查閱相關資料，得知臺南現在還有陳德聚堂。陳德聚堂創建於１６４７年至１６８３年間，據説是陳永華的府第。１６８３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後，陳氏後裔將府第改為宗祠，供奉歷代祖先牌位。日本人侵佔臺灣期間，陳德聚堂曾被戰火所毀。二戰後，陳德聚堂得以重建，被稱為“潁川”陳氏家廟。這個潁川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原潁川。
據記載，陳永華在鄭氏集團中任勇衛（兵部職務）並加監軍御史之職。他隨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從廈門赴臺後，親自考察臺灣南北各社，弄清開墾情況，幫助鄭經制定以“足民食”為基礎的政策，屯田墾殖，使軍餉問題得以解決。他提倡興修水利，引導種谷積糧。因當時臺灣“煎鹽苦澀”，他又從大陸故鄉請來曬鹽師傅，在瀨口修建鹽埕，“暴曬作鹽”，使曬鹽技術在臺灣廣為傳播。另外，他還教民“插蔗煮糖”；“教匠取土燒瓦，往深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改善遷臺客家人和土著人的住宿條件；鼓勵發展海上貿易，輸出鹿皮、鹿肉、樟腦、蔗糖、大米等土特産，販回生活必需品。他在府城築圍柵、建衙署、設甲裏、禁淫賭，實施家鄉的戶籍管理和社會管理體制。這是大陸封建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系在臺灣的首次應用。
正因此，陳永華死後，臺灣同胞懷念其恩澤，建永華宮四時祭祀。
更為重要的是，陳永華將大陸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用到臺灣，在臺灣設立“國子監”，頒令各府、州、縣設立“府學”、“州學”、“縣學”、“義學”，規定臺灣兒童必須“八歲入小學，課以經史文章”。同時，還把大陸的科舉制度搬到臺灣，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三年取中試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升轉”。這是臺灣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的開始，民眾“自是始奮學”。
為了更進一步地促進儒家文化在臺灣的傳播，陳永華還在今臺南市寧南坊鬼仔埔建造孔廟，清康熙五年（西元１６６６年）落成，康熙二十四年（西元１６８５年）改建孔廟為府學。因為府學是全臺童生入學的地方，所以後來有了“全臺首學”之稱。
府學是鄭成功收復臺灣後在臺灣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它的建立，標誌著儒學正式進入了臺灣，中華傳統文化及教育由此在臺灣島上傳播開來，臺灣的學校教育也“自此開始”，陳永華因此被譽為“臺灣文化教育的奠基人”。
孔廟是１６６５年由客家人陳永華倡議建造，１６８３年，巡臺廈道周昌與臺灣知府蔣毓英重修，後來逐步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圖為臺南孔廟院落。
在臺南採訪時，記者偶然看到這個正在修建中的客家會館，很顯然，它是臺灣同胞懷鄉的又一表現。
泮宮，古稱學校，是陳永華在臺興建孔廟後才建的，臺南如今還留存有這樣的遺跡。（李紅軍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