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這個帝國很官僚

　　作為1850年以來，諸多社會變革的創始者，毋庸置疑，李鴻章理應被看作19世紀的一位創造者。不過，誠如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在“偉人”歷史觀的評論中所說：“務必把偉人和誕生了他的社會環境共同視為先前歷史的產物。偉人也隸屬于整代人，他與同代人一樣，均是多個時代各種力量聚合的產物。”

　　為了客觀地看待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大人物的功和過，我們不妨仔細考察其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並以此來研究他的發跡。

　　因此，我們十分有必要，在談論李鴻章一生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之前，簡要回顧一下李鴻章初入官場時的中國形勢，尤其關注歐洲物質文明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

　　李鴻章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聲名大噪，從而為自己的軍事事業打下堅實基礎。也正是此時，西方軍隊和商人的持續入侵，使得中國結束了封閉的狀態，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對于天性反感改革的民族，勢必很難適應這個過程，並且會給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帶來很大危險。在同時代人中，差不多只有李鴻章意識到必須效法日本，從根本上革除舊有的教育和政治體制，才能抵制外來的入侵。中國政府認同的治國之道，千百年來在自給自足經濟下行之有效。目的就在于維護道德力量和既有文明的持久不變。李鴻章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一個事實：西方的蒸汽機和軍事科學必將迅速代替中國的古老傳統，將其丟進歷史的垃圾場。盡管李鴻章意識到了，並且積極地引導自己的同胞認識這一真理，但是不論從中國人的天性，還是李鴻章自身的一些官僚特徵而言，都注定了他的失敗。不可否認，李鴻章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對金錢的迷戀，使得他的工作效用受到了損害。就連他最具進步意義的追求，也被固有的偏見破壞了。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簡單回顧一下李鴻章初登政治舞臺時的社會環境。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並獲得重要進展，李鴻章正是由于這個機緣，靠鎮壓有功首次獲得慈禧太後的嘉獎和同僚們的欽佩。此時，李鴻章剛剛28歲左右，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殿試，進入翰林院學習。歷時13年、波及9個省的太平天國運動，跟中國歷史上其他反復循環發生的大動亂一樣，沉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正如筆者在另一本書中所說：

　　回顧一下中國自唐末以來的歷史（ 或者概括地說，從諾曼底人將英格蘭徵服以來 ），我們就會發現歷史總是循環往復地發生：復制那些“天命已盡”王朝的垮臺，復制其循環交替與休養生息。在一個灌輸消極抵抗原理和把不顧一切繁衍後代當成宗教責任的社會里，這一切都是有據可查的。這里的經濟壓力顯然要比歐洲歷史上任何一次都嚴重得多。而且緩解經濟壓力的方式，便是以廣大地區的人口消亡為代價。現在還健在的人的記憶就是最好的證明：因為太平天國運動和西北反清運動造成了多個省份的人煙稀少，只好從鄰省移民。不過接下來他們又將再次面對饑荒這個可怕的幽靈。

　　倘若中國在地理上仍舊處于與世隔絕的地步，在政治上仍舊沿襲著其自給自足的政策，那麼，對于這個國家來說，其人口的過快增長必將受到這兩種情況的影響；同樣，這種人口過剩的現象也必將由這兩種情況導致的大規模的災難來減少。這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無奈的命運，也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習慣于接受的現實。在為了生存而爆發的越來越激烈的鬥爭中，在國家組織機構的凝聚力越來越強的情況下，這個民族得以恢復的力量也會更為強大，于是它可以讓自己在這些定期發生的災難中全身而退。不同于西方國家奉行的以法治國的原則，以德治國是這個國家的基本原則，而這個原則也令它將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來，那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文明。縱然歷經無數的災難，這種文明仍然頑強地建立起來。遺憾的是，在歷經幾位皇帝的統治後，這個東方大國已經日益腐朽，單憑傳統的道德法則已經無法繼續它的統治，這就使得不同于從前發生的任何一次動蕩的太平天國運動，得以借助于嚴禁延續自然的法道去將其推翻。盡管最後在外國人的武力幫助下，這個已經腐朽無能的清政府的統治得以延續下來，獲得了暫時的平靜，但是它在老百姓心中的權威地位已經開始動搖，而且想要恢復它固有的權威地位的希望極其渺茫。在目光遠大的人看來，這個東方大國已經面臨著變化的危險，而且這種危險正日益迫近，等待著它的未來之路將是越來越暗淡。

　　李鴻章本來是曾國藩手下的一名軍官，在共同對付太平天國的戰鬥中，他和戈登、華爾、白齊文等外國人相識，並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與這些外國人交往的過程中，他發現，一個可怕的現實擺在了自己的面前，那就是：這些歐洲人所擁有的軍隊力量是那麼強大，中國僅憑著當時的軍事和治國之策，根本無法與之抗衡。而且，他清醒地看到，中國如果想維護自己的主權和獨立，依舊沿襲傳統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擺在中國面前的必然的結局。于是，自那之後，他窮盡一生的力量想讓自己的國人明白這個事實，走在為了讓國人明白這個事實的艱辛的道路上，李鴻章以近代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影響著當時中國整整一代人。也因為如此，他被世人看作19世紀的一位佼佼者。本書就以闡明這一影響及其產生的方式為寫作目的。

　　1867年，李鴻章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談到了西方思想對中國人的衝擊是相當可怕的，必須將國家的政府係統和防務加以重新組織，以此對抗這種必要性。可以說，這份奏折可以用來對他此後的外交官和行政官經歷中的一些做法進行解說，是一份相當重要的文件，因為這個觀點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在其下不斷地添加附注。不過，只是下面這一點就足以讓人對此觀點投以關注的目光，因為提出這個觀點的李鴻章是當時的湖廣總督。他在奏折中指出，因為中國面對外國人的政治和軍事的強大力量無以應對，因此請國家一定要進行革新。在當時的情況下，鑒于國家的政治情況，鑒于滿朝官員對西方思想的戒備心理，鑒于各省總督和首都的各重要部門的實際情況，要將這樣的一份奏折呈遞給皇帝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要知道，當時中國的滿朝官員中，不管是當朝的皇帝，還是禦史等高級官員，甚至普通的士人，都對外部世界閉目塞聽，始終將自己的國家看作一個中央帝國，對其他外來的國家不屑一顧。

　　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位大總督，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對中國的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徵加以解說，而這種特徵對于歷朝歷代的中國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從理論上分析，自從遠古時建立國家，直到20世紀初期，這是一個完全專制的統治，而這個統治借助于儒家學說，貫穿于歷朝歷代人民的思想中，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然而事實上，除了那位處事果斷的乾隆皇帝，其余身處萬人之上的皇帝毫無創新意識，他們就如同政府天堂這座建築上那頗具觀賞性的蓋頂石，被國家的法令和制度限制著，每天按規矩例行公事，以至于和被長期囚禁于紫禁城的囚犯沒有什麼差別。作為奉天命行事的皇帝，他本身是家族體制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祭祀長，其肩上承擔著執行依照先聖規范而制定的儀式的重擔。每每遇到諸如皇帝的花費和個人的費用等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他不得不將希望首先寄托于官員們的善意，以及對國家的忠誠度上，最後，甚至要將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需要對事情作出裁斷的時候，他缺乏自主權，在這一點上，他甚至不如那些地位最低的官員。實際上，那些看似由政府發出的專制權力，卻掌握在這些官員的手中。不過，縱然這樣，就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一樣，這種專制權力還是隨時受限于人民對其的反叛性，也會受限于道德力量，這個中國管理制度的權威結構的基礎。所以，實際上，人民天性中對民主的渴望不斷磨煉著官場上那種理論上的專制統治。

　　1877年，W. F. 邁耶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就自己所觀察到的中國政府的情況進行如下表述：

　　遍布全國的官僚制度是中國政府統治的基礎，而構成這個官僚制度的成員是通過國家的教育係統培育出來的，早在幾百年前已經被中國反復解釋過的那些至理名言是這些官員進行培育的手段。正是這些神聖的教條驅使著這些官員對任何偏離于該教條的動機都拒不接受。

　　不過，當時那些持著樂觀主義想法的理想主義者曾聲稱，不久之後中國的國家性質和政治機構將會發生突然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那麼激進。對此，除了上段如此精準的描述外，我們還要警告這些人：

　　也許借助于對這種情況的評定，我們可以將那些理想主義者的過于樂觀的想法糾正過來。持有這種想法的人認為，在極短的時間內，所有的中國人，由上到下可以快步踏上像歐洲一樣進步的康莊大道。為了收到這一理想的效果，人們就要將那些最寶貴的宗教教義性的國家原則拋棄，打倒那些在文學中最受到崇拜的人，將對于現在暫時不必過多注意的代表著正義、尊貴的王朝制度推翻，與此同時，還要忽略公平和正義。像這種改變倘若不是依靠革命引起，就是要在人民由于生活的極端貧困的壓力而產生；不過，如果認為這種改變可以通過自發的行為而產生，則純粹是妄想。

　　太平天國起義後，中國一直處于長期的動蕩不安之中，政府的統治遭到嚴重的破壞，政府的威望也大減，于是想讓這種威望在人民中得以長時間保持的想法已經成為妄想。不過，那些王族官僚手中的特權和實力，並不曾因為起義而受到絲毫的影響，他們身上的那種自以為是和傲慢的態度也不曾絲毫減弱。不同于從前的是，1860年，一個新的特徵出現在這個帝國政府中，那就是成立了一個特殊的部門。這個特殊的部門肩負著處理對外事務的任務，它的名字就叫總理衙門，實際上，這個著名的部門不過是一個卑躬屈膝地巴結列強的部門。漸漸地，思想保守的軍機處將這個部門歸于自己名下，讓其成為自己的附屬，可是這個所謂的軍機處，卻最典型地代表了清政府各官僚機構那種保守麻木的思想。在李鴻章擔任總督的30多年里，總理衙門成了一個處理緩衝事件的部門，其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調解中國的行政部門和駐京的其他國家的辦事人員之間的衝突。不過，對于中國的對外關係調解，這個部門不但沒能起到加深的作用，相反，它的出現卻削減了這種對外關係。正是因為總理衙門處于這麼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所以，它經常被政府忽視，這種情況從建立之初一直持續到1890年。

　　誠如將在下一章提到的，從1870年到1895年，中國的外交事務的處理權實際被一個人獨掌，此人就是時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1896年的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從總督一職升遷為總理衙門的負責人。四年後，在他的領導下，總理衙門更名為外務部，同時，該部門的實際權力遠遠高于其他部門，成為六部之首。而這種變化意味著過去的秩序已經消亡，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開始進行改革，盡管其步伐異常緩慢。倘若李鴻章在世，能夠親眼看著伴隨著辛亥革命的槍聲響起，清政府滅亡的喪鐘敲響，那麼他就會看到在混亂無序的動蕩中，舊有的官僚傳統又被延續了下來，而且其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那麼重要，無論是在經濟領域的劇變中，還是在政治領域中的劇變中。他還會看到，那種平和而淡定的微笑始終挂在那些處于中國新舊秩序衝突中的官僚的臉上。

　　縱觀李鴻章為官一生的經歷，從表面上看，君主一人大權獨掌，然而事實上，大權卻落在那些由君主委任的都城和各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手中。18世紀末期，乾隆皇帝統治之前，這個盛極一時的帝國的家族繼承人身體比較健康。可是從他之後，該家族繼承人的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且其道德水平也日益敗壞。在朝廷的高級官員中，漢人的比例越來越高于滿人的比例，而這個對比說明滿清皇室的勢力逐漸衰落，對國家的統治越來越無能為力。到了20世紀初，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以至于滿族人只能眼看著自己民族的官職和人數遠遠落後于漢人。正是因為如此，在1860年至1901年間，都城各部和朝廷官員逐漸失去了自主決斷權，轉而發揮監督和納諫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君主原有的任意調動官員的權力，只能靠帝國的命令和出于人們對儒家思想的深深的敬畏而制定的法令。正是因為這樣，慈禧太後在其動蕩的一生中，才得以依靠玩弄權術，不斷平衡各方勢力，從而保證帝國的統一。

　　接下來，我們來談論一下軍機處。軍機處的職責就是每天皇帝上朝時，協助皇帝處理國家重大事務的咨詢機構。在滿族人統治時期，軍機大臣的地位相當高，而且備受皇帝和眾臣的尊重。同時協助皇帝處理國家政務的還有位于京城的六部，以及其下屬的各部門。牽扯到人民福利問題，以及政府處理事務的方式對百姓造成的影響這樣的問題，56個禦史就要承擔起將情況向皇帝通報，並對皇帝的不當行為或命令提出勸告的責任。縱觀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不管朝代如何頻繁更替，但是禦史這種獨特的地位及其可能對君王造成的影響卻絲毫不曾改變，更不曾受到半分影響，即使到了民國所謂的共和制下，作為中國官僚行政機構的一部分，禦史的地位仍舊巋然不動，不曾受到影響，亦不曾發生任何變化。中國在明朝末期，監察機構的舉措就是公共服務方面整體道德水平的最直接的體現；身為“皇帝的耳目”，禦史經常對最高官員問難，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基于服務于處于對立地位的政治派係的基本目的。

　　然而，在這些禦史中，經常會出現那些正直勇敢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代言朝廷意志的舉動，對公務腐敗現象予以指責，從而對正義之舉進行由上至下的扶植，以便實現那些早在全盛時期就確立的合理合法的目標。另外一些人則運用手中得之于傳統的權力，公開批判朝廷和太後濫用權力的行為。然而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禦史更重要的作用還是專門用于查處陰謀活動和貪污行為，同時他們還要對像李鴻章一樣的高官發揮監督作用。這是因為，這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手握重權，家資豐厚，可以誘使“局外人”與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查處高官們貪贓枉法的罪證。

　　最後要提到一個特殊的群體——太監。他們居于深宮，是官方管理機構的幕前和幕後之人，終生與皇帝貼身相伴。自嘉慶皇帝以來，太監由于其地位的特殊，已經對國家事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越來越強烈。太監憑著奉旨行事的特殊權力在行事荒淫的鹹豐皇帝的時候，甚至發展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其行為竟然與明末的太監們沒有任何差別。等到鹹豐皇帝駕崩，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她的貼身奴仆，即大太監李蓮英甚至將邪惡的觸角伸到深宮之外，發展到可以決定官員頭銜和等級的地步，他們要想提拔某位官員，只需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就可以。此外，李鴻章心細如發的個性，決定了他清楚地了解慈禧關注的事物，對于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他主動和深受慈禧寵愛的李蓮英結交。在1870年到1908年期間，李蓮英在宮廷中一手遮天，將宮廷政治玩得風生水起。這種情況一直到他的靠山慈禧太後去世。

　　按清王朝的祖制，當時，太監擁有官職或者離開都城，這都是違法的行為，而且這種規定一直延續到鹹豐皇帝統治時期。不過到了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期間，太監得到了太多的特權，于是一些陰謀和腐朽的現象再度上演，而這些陰謀和腐朽的現象曾一度將恥辱的烙印刻在已經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身上。受到慈禧太後的蔭護，這些太監無數次地濫用權力，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898年爆發戊戌政變後。李蓮英在深宮中最受慈禧寵信，他負責管理慈禧太後的個人金庫。因此，他經常在公開場合炫耀自己手中的權力，甚至聲稱自己可以決定朝廷中最高官員的職位升降。這一舉動無疑是對王權的藐視。李蓮英及其幫兇形成的深宮勢力甚至在李鴻章發展事業的很多時候，進行阻撓，以致令其太多的政策無法善終。與日本戰前的海軍經費問題和此後與俄國訂立的秘密協約將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情況直到光緒皇帝（ 1889—1898 ）成年後，在慈禧太後假裝還權于皇帝時，李蓮英還將那只無形大手安插到朝廷中，隨心所欲地解除或任命高官，而且由此獲得豐富的報酬。

　　李鴻章為了拯救國家而提出的改革見解，頗具遠見，可惜都遭到這些來自深宮的“姦猾無賴”的阻撓，此舉和那些京城各部及監察機關中思想僵化保守的權貴高官一樣。除此之外，他們對自由思想的傳播也極力加以阻撓。

　　1901年，義和團運動在清王朝內引起巨大的動蕩，一直對中國事務持有樂觀主義想法的赫德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統治階級故步自封的原因在于自己過于傲慢，自以為是。誠如他所說，“傲慢自大是遺傳而來的，因而其所處的環境就籠罩著盲目樂觀和愚昧”。如今，受到那無可抗拒的運動的影響，這種自以為是、傲慢的態度稍微發生了些許改變，變得謙遜一些。然而當李鴻章首先理性地發出呼聲，試圖通過自己的呼吁，將這種傲慢自大的態度予以改變時，卻發現自己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對于自己所屬的種族，對于自己擁有的智力，對于自己擁有的文明，以及身處的高高在上地位的傲慢”，根本無法改變。我們縱然可以為這種與生俱來的自大以及對現實的閉目塞聽態度感到可悲，然而我們卻不得不向這個民族擁有的這種不屈不撓精神表示敬意，因為正是由于這個民族這種骨子深處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從而使他們得以堅守自己的信仰，最終憑借著道德力量將物質力量戰勝，憑借著正義的力量，將強權打敗；同時，這個民族也是因為這一精神，得以固守自己引以為榮的封閉政策，從而自認為外部世界要遠遠黑暗于中國內部。

　　李鴻章生活時期的中國，前期實質上依舊是一個頗具凝聚力的社會結構，這一點在古代中國時期就是如此。雖然當時中國內有無數的叛亂，外有敵人的入侵，但在飽經滄桑之後，還是將中國的燦爛文明和祖先崇拜及宗教教育的固有傳統完整地傳承下來。固然，我們為發源于歐洲文明的科學藝術而深感驕傲和自豪，不過，那些存在于中國的一些東西的確能令我們發自內心地產生敬重之情，其中的一些東西甚至會讓我們心生羨慕和嫉妒，而這當中，中國人在考慮問題時先從實踐和實用優先入手的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中國人長于沉思的哲學，中國人即便貧困潦倒也能欣然自樂的品格，尤其令人敬重羨慕。歐洲在從奴隸制度進入到希臘和羅馬文明之前，一個性質單一且根深蒂固的民族就形成了。這個民族的形成是這種道德哲學以及其上所建立的家族制度的有效結合，即通過制度與人的有效結合形成的。

　　這種民族性質一方面來源于它的地理位置，誠如我們在此前所言，另一方面則是來源于這個國家已經為實踐證明了的那種自滿的態度。于是這個國家在此後漫長的歲月里，依然沉醉在自己的夢境里，隨心所欲地思考著自己的問題，其關注的焦點是自己思考的問題，而不是思考的最終結果，甚至這種沉思不曾因為那些西方蠻夷一直在天翻地覆的進步而發生變化，而這種進步甚至在他的內心不曾掀起任何波瀾。相比于其他國家，不管是在新的信條上還是在科學發明上，曾經的中國都更加強大，因此，在聖人的經典中，可以查找到它那些古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