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老佛爺的紅人

　　在英國公使館內，保存著1902年“中央與各省高級官員名單”，在這份名單上，遵循時間的先後順序，我們可以對李鴻章的仕途生涯進行相當精確的總結，其內容梗概如下：

　　1853年，他率軍大戰太平天國軍隊；1859年，他就任福建道臺一職；1862年，他擔任江蘇巡撫一職；1868年2月，他成為南洋通商大臣；1869年，他官至湖廣總督；1870年，他出任直隸總督；1875年，他獲得聖上親賜的資深大學士的稱號；1882年，由于恰好趕到為母服喪，所以他暫時代理直隸總督一職；1884年，他再次擔任身兼總督與大學士的職務；1885年，他出任協辦海軍大臣一職；1894年2月，聖上親賜他三眼頂戴花翎，榮耀加身，同年8月，聖上親賜黃馬褂，同年12月，賜封官階，但官職保持不動；1895年2月，他以和談大使的身份東渡日本，同年8月回到京城；1896年，他遵上諭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同年10月至1898年9月在總理衙門擔任職務；1898年11月，他受命全權處理黃河事務；1899年11月擔任了帝國通商大臣一職，同年12月，他出任代理廣州總督一職；1900年5月，他的職位由代理廣州總督一職轉為廣州總督，次月擔任直隸總督，同年8月，受上命作為代表，全權處理和談事務；1901年4月，他擔任設立之初的督辦政務處督辦大臣一職。1901年11月辭別人世。在其去世之後，蒙上諭獲封侯爵，謚號為“文忠”，以此表彰他“博學、忠誠”之品性。

　　我們可以相當容易地注意到，這個關于李鴻章事業的摘要並沒有包括從1885年到1894年間的任何重要事件或他的職位上的變化。而這幾年則正為李鴻章鴻運當頭、中飽私囊的時期。在這九年之間，李鴻章以萬事如意的狀態度過了自己的六十大壽，並且放心大膽地聚斂著金錢、地位與權勢的果實。1894年2月，聖上親賜其三眼頂戴花翎，這是無上榮耀的象徵，是帝國官至極品的標志，象徵著李鴻章達到了事業頂峰時期。評述這個前所未有的榮譽的讚頌者將這位大總督同中國歷史長河中最為著名的五侯九伯作比，異口同聲地對他大加讚譽。李鴻章因其富有程度而被中國文人拿來和歷史上有名的貪官和珅的家產相提並論。和珅在乾隆皇帝統治後期位居大學士一職，他將“謀求私財”的微妙藝術發揮到淋漓盡致、無人匹敵的完美境界。

　　時至1885年，他已擔任直隸總督一職長達15年。由于得到“老佛爺慈禧”的恩寵，他的地位權勢非常穩固。不僅如此，當他的政敵在朝堂之上彈劾他夥同大太監及紫禁城中其他奉命行事之人狼狽為姦，謀求私利之時，此時的他已然令自己成為朝堂之上無可替代的人物，因此，他也得到了庇護。他處理外交事務的本領得到了一致好評，同樣的，他借鑒西方的先進方法，加以自身的努力創新，創制了北洋軍隊，這一成果能夠與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提並論。截至這一時期，他所做的準備活動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在實踐價值方面卻並未得到普遍認可。然而，幸運的是，這些準備活動所具備的高效能自然而然地獲得了對他頗為艷羨的國人以及大部分外國人的認同。至于在外交方面，單純從歐洲政府的代表這一角度來看，李鴻章的實際身份代表的就是中國政府：北京是商討事務的地方，而天津則是實際解決事務的地方。海軍衙門成立于1885年，當時的長官是皇帝的生父醇親王，不過此人卻手無實權，實際上的執行長官就是李鴻章，他在過去的十年中，在這個部門，一直大權在握。在接下來的十年之後，日本人發動猛烈的進攻，李鴻章金玉其外的“紙糊巨龍”被日軍輕易地剝落了光鮮亮麗的外衣，但是李鴻章卻借此機會不勞而獲，聚斂了大量財富。

　　在李鴻章順心如意、四處斂財的安逸充足的時期即將結束之前，就在老佛爺覺得應當以三眼頂戴花翎的榮譽來使他的虛榮心得到滿足之前，李鴻章，這位堅信倘若不同日本作戰則無法令中國作為朝鮮宗主國的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的人，將一份奏折呈遞給聖上，內容是請求告老還鄉的。在奏折中，他聲稱自己年事已高，請朝廷允許自己告老還鄉。當年，他已是71歲高齡，截至此時，相比于他所獲得的成就，他所經受的失敗與厄運根本不值得一提。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均已達到功成身退、辭官回鄉的時刻，而他的地位與事業已經達到頂峰，應當由其他人去繼續面對那場已然在李鴻章預料之中的，勢必會將其竭盡心力弄虛作假的防禦體係打破的暴風雨。然而，對于是否允許自己的心腹大臣告老還鄉一事，老佛爺慈禧太後卻十分猶豫，此事的難度甚至比決定讓她自己放權享受個人生活更甚。就在她還拿不定主意的時候，一場暴風雨在1894年突然發生：時隔半年之後，三眼頂戴花翎的榮譽不再屬于李鴻章了，連同成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後賜予李鴻章的黃馬褂、紫色馬具以及其他作為帝國恩惠象徵的物品都被一同褫奪了。奔涌而至的幸運的浪潮開始逆轉，此刻出現了迅猛的退潮；李鴻章人生旅途的最後七年，完全被哀痛與羞恥的精疲力竭充斥了。

　　倘若李鴻章在1893年呈遞的告老還鄉的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後的允許，抑或是，他在1892年七十大壽之際，親眼見到自己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之時猝然死去，那麼李鴻章則會被後人視為清政府當時最為傑出的政治家，他的生平事跡將永遠被歷史記載，流芳百世。後世之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將中國繼而受到的羞恥歸因于此位領導者的逝世；他40年間持續不斷的成功則能夠作為證據以證明他擁有孤身一人就能扭轉乾坤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與事件的頻繁發生，年高體弱的李鴻章逐漸將危險與缺點暴露于對他懷恨在心的敵人的面前，惱怒異常的國民覺得李鴻章應當遭受斥責，而外國人蔑視不屑的批駁也來勢兇猛。倘若慈禧太後並未因為忠心耿耿的朋友關係對他加以保護的話，那麼他絕對難逃1895年被判處極刑的命運。現在我們對李鴻章生平的事跡進行研究，我們了解到，既不應當對他過度讚美，又不可以對他完全否定，無論是處于最順遂的時期還是處于最低迷的狀態，李鴻章的一言一行在實質上均因為大的歷史環境，從而作出相應的結果，要知道，這種環境不是單獨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駕馭甚至改變的。實質上，李鴻章正是中國一眾官員的典型范例。要知道，此種外部環境是暫時的，由于它富有色彩與奇特的特點而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所以，它總是在某一段時間令觀察者們忽略了這一事實。令他聞名遐邇、獲得豐功偉績的環境力量已經不在他的控制范圍之內，甚至對于外部環境的很多方面，李鴻章已經無法理解。

　　倘若我們將李鴻章定位在更側重是一位具備高度政治靈活性的聰慧睿智的政治家的話，我們不能忘記，除卻儒家學說之外，李鴻章所擁有的人與事物的知識，和其他普通的官員一樣，同樣是淺顯易錯的。此外，我們腦海之中必然會有此種想法，覺得作為一名中國官僚，李鴻章的官場生涯之所以獲得成功，就是因為他的真正基礎在于他擁有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就類似于一位書法家使用技巧來掌控毛筆的能力。要知道，中國的書法藝術是歷久彌新的文化，是經過積淀，通過持續的創新發展而來的，實際上並非經由創造而來。在中國，對書法文字的尊崇已經形成一種潮流，更是一種風氣，同樣是用來獲取美名，筆的力量一度遠遠大于劍的力量。所有讀書的中國男子都樹立了要官居九卿的理想和抱負，而他們思考模倣所使用的臨摹本就是出自書法藝術家的手筆。德高望重、頗具盛名的書法家所書寫的范本被做成卷軸，供他人以宗教式的熱情世代珍藏品鑒。李鴻章早年在翰林院做官之際，他的書法也一度為人所誇耀，他因此的確得意了一番。有本“傳記”中有如此一段記載，所注的日期為1846年1月，記載的此段軼事似乎的確是真實的，介紹的是李鴻章的一位同窗讓他賞鑒幾幅原作之時，李鴻章所說之話：

　　將此事明白地告知于他，對他而言則實為極大之傷害，我無法這樣做。他所使用的形象的虛構好像非常有趣，不過他的言辭過于平淡，倣佛市井百姓的俚語。不過，我最後仍舊批評了他的原作。他所作的為草書，字體不僅不美觀而且頗為低俗。在我為他展示了部分出自我的手筆的行書作品之後，我認為他應當受到了些許的打擊，我的行書字體優美流暢，在空白之處還有精雕細琢的美麗的色彩作為裝飾。

　　這絕對是一種過于天真的自滿情緒，甚至在李鴻章奄奄一息之際，他仍然在拿此種自滿的眼光來對自己的成就進行審視。不過他的確有資格自滿，長期以來兢兢業業，並憑借自己對毛筆與生俱來的運用技巧不斷攀登到這門悠久而古典的藝術殿堂的頂峰，他懷著非常偉大的奉獻精神對那些一成不變的、固執死板的中國詩歌藝術進行培養，他的超乎尋常的記憶令他可以從經書與其注釋里引用數不勝數的、豐富的材料。李鴻章首次在曾國藩的軍隊中擔任職務，毋庸置疑就是他聰慧睿智的結果，亦是其辛勤勞作的合適的回報。至此為止，他才由單純的能力與意志力方面的聲名遠播正式踏上了成功大道。與此同時，李鴻章對傳統教育的巨大熱情令他在全部的方面均可以成為並持續作為一名正統的中國官員。他了解部分的數學知識與天文學的部分基礎性概念，不過他所了解的知識大部分都源自儒學文化領域，詳細的內容大部分均為史前的陳詞濫調，這當中包括關于治理國家的妙語良言，亦有被古人當作社會經濟和禮儀規范的名言警句。作為文學家，李鴻章並非如他的同僚兼政敵張之洞一般是一位筆鋒尖刻的散文家；他筆下的奏折與公文多因筆觸清澈透亮，語言非但沒有公文史上一貫的晦澀委婉，反而直白簡要而獨具特色。然而，正是由于他的睿智與精力，他才如當時全部的官僚一般踏上了自己的宦海生涯，卻絲毫不曾稍微察覺某些重要的事情與力量已然降臨在古老的中國身上，即將顛覆中國洋洋得意、自視頗高的古老傳統。他較其他官僚更迅速地察覺出中國的統治者用來與西方的機械發明對抗的武器既非高雅的書法也非玄妙的傳統知識。不過，意義深重的是，盡管他察覺了這個問題，在他年富力強之際卻並未如同伊藤博文一般對蠻夷強大的奧秘親身鑽研。

　　李鴻章初登政治舞臺的主要事跡與行動在上文中已進行列舉。由于相關的大部分資料在對1900年義和團運動進行報復時已經被毀損滅失，因此，在官方的權威文件證據不足的條件下，李鴻章踏上公共舞臺的確切時間與地點還存在著一些無法確定的因素。對于以下說法，英國作家普遍予以認同：李鴻章以一名平民的身份，組建了一支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從而向朝廷表現了自己的忠誠。然而事實卻向我們證明，我們應該對此說法予以拒絕，這才是正確的態度。此種說法只是一則謠言，這則謠傳之所以產生，其根源大概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1854年至1855年間，李鴻章在合肥團練擔任官職，而大部分資金是在此募集的，隨後因為軍事目的，合肥團練交由曾國藩領導。李鴻章充當曾國藩的幕僚並非像記載中所說的那樣發生在1853年，準確的時間應該是1855年。盡管李鴻章之後仕途頗順，擢升速度異常，然而直至四年之後，當曾國藩領導的軍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初顯眉目之時，作為一名軍事指揮官的李鴻章才開始在地方上名氣小露。他在軍事上就如同平時在政府公務上一樣多次獲得獎勵。1856年，他被擢升為道臺，次年加封為按察使的頭銜。直到1866年，當他和華爾、白齊文以及戈登建立合作關係之後，換句話說，當他以江蘇巡撫的名義同上海的外國團體建立合作關係之後，他才開始在普通的官僚中光華初綻。

　　此外，部分資料涉及戈登對李鴻章的影響問題，比如說，在戈登的引領下，李鴻章的思想開始貼近于歐洲文明的道德價值，這就為李鴻章注入了與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價值迥異的西方思想。實際上，這些西方的思想萌芽在今後幾年的時間里被李鴻章肆無忌憚的鋒芒所扼殺，這種肆無忌憚源自他同那些不擅長阿諛奉承的歐洲人的往來交際，不過在19世紀60年代的確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思想。1867年，他在擔任湖廣總督一職時，此種影響之大可以通過他所呈奏的著名奏折的大意以及表層含義明顯地流露出來。此篇文章作為此段時期他堅定信念的流露方式，時至今日依舊可以作為對李鴻章治國之術的永遠的紀念之物。

　　政府立刻下達密令組織各省高級官僚齊聚一地，暗中商討抵擋外國人狼子野心的企圖的最優方案，這是由于，此時《 天津條約 》的修訂時間緊迫。清廷已然醒悟到，歐洲奉行擴張主義的軍事與經濟政策，因此構成的巨大的威脅使新的危險正對天朝步步緊逼。然而，無論是總理衙門還是皇帝在各省的主要代表人物均未徹底清醒，他們固守著盲目自大的態度已經難以契合中國目前山窮水盡的狀況。作為年紀最輕的總督，44歲的李鴻章對此時的基本狀況不僅了解，而且更能勇敢地予以面對。倘若先將歷史記錄里與外交、經濟以及當時的政局相關的文字擱置一旁不理，那麼，我們應該對如下的摘錄加以注意：

　　在同外國人進行商業貿易往來時，切忌令他們對我們滋生蔑視的想法；倘若他們對我們產生蔑視的想法，那麼他們會在任何一次活動中不遺余力地阻攔與抵制你，更甚者，即使是合理有據的事情，他們也會想方設法地在行動過程中推三阻四。然而倘若他們對中國產生尊崇之情，那麼一切事情則會迎刃而解，甚至困難的問題亦可以以退讓或者協商的方式得到完美的解決。

　　不過，並非僅僅是外國人會被此種情感所幹擾，實質上，這是所有人類的通病。

　　我們總是形容外國人狡猾善變、居心叵測，而且滿腹陰謀詭計，倘若以此來形容中國人難道就不恰當了嗎？更確切地說，中國人在使用陰謀詭計與出言不遜方面是否比外國人更甚？事實上，在當前的情況下，外國人處于強勢地位，而中國人則處于弱勢地位。那麼外國人的強勢又是由何而來的呢？他們絕對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由于他們掌握了侵略擴張必不可少的事物，也就是充足的食品供給與充足的戰略物資，以及人民對自身統治者的信賴。那麼如何解釋中國的力衰勢弱呢？此種現象自然也並非天生所致，這是由于並未深入領悟上述道理所導致的惡果。外國此時的狀況和四分五裂、尚未統一的中國的境況大體類似，甚至較之更難以應對。

　　伴隨著外國人的勢力在中國的擴張，數不勝數的市場被強迫打開，西方的商品蜂擁而至。外國人在五個通商口岸進行商業往來，其目的均為在中國掠奪巨額的財富，為自己的國家服務。自某些方面可以看出，這些冒險抵達中國的外國人絕對有著某種倚仗，從而令他們對未知的一切毫無畏懼之感，所以，他們是有所依仗毫無畏懼的；為什麼他們的信賴未能成為他們對中國信任的源泉？

　　然而，倘若當我們處于勢微力薄的境地下，他們倚仗強勢佔領我們的領土，褫奪屬于我們的肥沃土壤，一旦遭遇此種巨大的危機，我們就務必懷著極大的膽量勇敢地面對它。不過，對于此類並非經常性的事件，我們沒有必要過于擔憂，理由很淺顯，這是由于除俄國外，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距離均十分遙遠，此種情況之下，新的領土的佔領對它們而言僅僅是自找麻煩。

　　事實上，外國的富強同中國的平民百姓的穩定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怎麼會竭澤而漁，將中國百姓吃幹抹凈，而不為長遠打算呢？

　　此刻同英國修訂條約一事尤為緊急。倘若處理好同英國的條約修訂問題，那麼同別的列強處理條約問題則不會有更大的困難。唯一令人擔心的事情則為他們是否會在下一年條約修訂時以暴力方式攫取特權。這個問題在之前或許僅僅是聽說而已，然而倘若一旦發生類似的事情，則務必挑選經驗豐富的軍人與年富力強的官僚對此事進行處理，只有如此，才會避免類似于以暴力方式攫取特權的事情發生，商討才能夠順利進行。

　　簡單地說，如果我們的軍事力量壯大，而且軍需供給充足，如果我們國內區域不再有叛亂以及回民暴動之類的內戰的發生，如果我們資金充足，那麼氤氳在我們心里的復仇的情緒以及將外國列強驅逐出境的計劃則能夠無所顧忌地拿來與之對抗了，我們就能夠與之勢均力敵了；但是倘若並非如此，或許我們發動的則是一場草率魯莽、無的放矢的戰爭。就算我們沒在每個方面都作好戰爭的準備，我們依舊應當保持高度的認真仔細，依舊應該潛心等待，待到我們鬥志昂揚，待到我們的表面狀況亦能夠震撼敵軍。彼時，戰爭則無法爆發，糾紛也將予以合理解決；就算戰爭的爆發無可規避，我們也絕對能夠取得勝利。

　　不管怎樣，這個奏折的呈遞者已經和外國人保持了多年的聯係，非常熟悉這些外國人的脾氣秉性。他了解到：“無論這些外國人做怎樣的事情，他們均十分循規守矩。雖然我們能夠由他們處理的某些事務上，對他們的行為方式有初步的認識，然而卻不能對他們行為的細枝末節以及真實目的有深入的了解。不過，他們在軍事方面的行為舉動的確頗為誠實坦誠。日後在蘇州擔任軍隊指揮官一職的英國軍官戈登則為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領導了名為‘常勝軍’的三千人大軍同太平天國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之後，在圍擊蘇州城時，奏折的呈遞者亦察覺出，這位英國人戈登常常以身作則，對敵勇敢，常為士卒先。因此，這位英國軍官隨後就獲得了朝廷的稱頌與封賞。

　　李鴻章與時任代理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同外國人一起合作整編接受過西方兵法訓練的步兵與騎兵，謀劃制造汽輪的相關事務。他自己對此深信不疑，認為外國人的行為舉止均出于正直誠實的規矩與和平友善的原則，認為外國人對中國並未居心叵測。明白了上述鋪陳于我們面前的事實之後，我們才能夠在別的事情上作出正確的論斷。

　　因此，在此種想法的指導下，李鴻章認為：

　　在同外國人接觸之時應當採取適宜的政策。某些事務的處理則無須過于迫切而匆忙，居于皇城的外國大臣很明顯也並未有要求即刻得以處理的打算。

　　倘若皇帝成年之後可以採取所提議的政策則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這樣，難以解決的局面則不會出現了。

　　李鴻章終其一生均堅信此政策的可行性。距他對此政策進行細致闡述三年之後，他取代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一職。在此職位，即為大清帝國最為緊要的省城與都城的外交前哨的職位上，他馬不停蹄為清王朝奉獻了大約有25年之久，在此期間幾乎從未間斷。根據大清王朝的法典，長時間擔任相同官職是違反慣例的，不過老佛爺慈禧太後自己就是王法，她總是在這些事情上標新立異，開歷史之先河。慈禧太後知人善任，判斷與鑒別力極強，所以，依據自己的鑒別力，她絕對有理由認定李鴻章在此事中是無可非議的。盡管總是有因為妒忌或者蔑視外國的大臣對李鴻章進行口誅筆伐，駁斥他奉行投降政策，不過太後很快就倚仗經驗了解到，在同歐洲人的戰爭里，官僚之中並無一人可以如同李鴻章一般拯救中國的形象與尊嚴，也並無一人可以如同李鴻章一般與兵臨城下的敵人鎮定地進行商談。

　　在處理同外國人的關係上，李鴻章極力主張的原則以及採用的方法在之後被廣泛地學習與利用。然而，單純就它們和李鴻章所擔任官職的地位之間的關係而言，我們則會明顯地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只要是在李鴻章活動的區域之中，但凡是他所處理的任何事件，李鴻章均會深信不疑地施行著和平調解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上文所提及的奏折中以及很多別的場合下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奉行這樣的政策，李鴻章因此令自身成為對外國人卑躬屈膝的批判對象，他對此非常明白；所以，他總是被批駁為懦弱無恥與崇洋媚外，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一方面遭到了禦史的斥責與彈劾，而另一方面，張之洞與別的碌碌無為的空想家亦對其的和解原則極盡嘲諷之能事。李鴻章生性平和，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他的毀損者卻忘記了這樣一件事情：李鴻章的政策主張與外交手段是因為他對清政府無力阻止西方列強的擴張的肯定，這是絕對正確的看法。他並未沉迷于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洋洋自得，反而以巧妙的方式與西方列強斡旋；與此同時，他傾個人之力進行了一係列努力，試圖令自己的國家如日本明治維新一般擺脫財力貧乏、國勢衰微的處境。重組華北的防禦體係亦是他的計劃之一，但是地方自治制度卻令他的這一目標難以推進。但是，倘若其他人反過來控訴他，他完全能夠對這些批駁自己的人指出，他們當中並無一人可以給出更完善的建議或連貫可行的政策。他亦可以懷著理所應當的驕傲的情緒指出，因為他在自己的轄區之中嚴禁任何對外國人的攻擊行為，所以，他在抵禦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攻擊的理由與成功的概率上較別的總督而言做得最好。中國所有階層的人民都一致認為，倘若1900年時李鴻章依舊在天津任職，那麼義和團運動絕不可能持續壯大甚至超出山東省的范圍之外。

　　雖然李鴻章駕鶴西歸之後，時人修建了數目眾多的祠堂以悼念其功勳卓著，而且他在死後仍然被追加了眾多榮譽，甚至袁世凱以及眾多正統儒家學派的官員在他西歸之後仍舊時刻對他的名號懷著無比尊敬的情緒，然而我們能夠在外國發現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李鴻章在治國之策以及外交斡旋方面的聲譽較其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要高得多。西方媒體以及周遊世界之人形容說，李鴻章武裝並改革中國的初步打算和相關準備事項在聲勢以及聰慧方面實施得頗為順利，所以，這些媒體與遊歷之人鍥而不舍地千方百計想要同李鴻章的府衙取得聯係。在同外國人的接觸中，此位總督迅速明白了獲取媒體一致好評的意義所在。在熱情激動的新聞媒體的協助之下，他可以順利施行國內的軍事事務，而當這些軍事事務獲取世界范圍內的一致好評之時，那麼它將不單單是李鴻章個人取得的偉大業績，此外，因為中國所擁有的不容小覷而又持續壯大的力量，中國也因此受到了世界上別的國家的尊敬。一切同西方的外交行動有所聯係的中國官僚，特別是位于國外的中國公使館的官僚共同行動起來，向世界宣布中國已經真正而迅速地“覺醒”起來；如此一來，“黃禍”的想法在歐洲與美洲則會廣泛蔓延，直至達到頗為嚴重的地步。此時期在國外出版的提及中國國情的書籍幾乎全部都涉及“中國軍備”以及“巨人的覺醒”等內容，德國的皇帝以及赫德的理論均被信手拈來用作支持此念頭的依據，此類新思想的支持者共同炒作令此種聲音不斷加強，鼓吹李鴻章是重新劃分世界利益結構的傑出人才。

　　我們應當及時思考李鴻章有何資格擔負如此沉重的責任，他苦心經營了20年之久的陸軍與海軍機構究竟取得怎樣的結果。此時，僅僅提及下面這一點就能夠將問題解釋明白，李鴻章在國外依靠新聞記者的宣傳，誇大了中國的軍事能力以及能源資源，這些內容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國內，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從不曾對英美國家以及俄國給予他與他的行為的高度讚揚，甚至持讚同態度。別的總督一方面對他可以拯救中國尊嚴的行為十分讚同，另一方面卻十分清楚，李鴻章在西方國家里的新的聲名威望所依靠的基礎，從實質上來看與中國別的行政事務同樣十分脆弱。他們明白，在金玉其外的艦隊以及配備現代化設備的國防要地的背後，那個徇情枉法、違法亂紀的官僚體係亦會在新的時機的鼓動之下再次猖狂起來，甚至進一步擴張它的操作內容。他們也明白，在李鴻章的親朋好友所從事的各式各樣的營利活動中，存在著充足的證據可以證明，他的陸軍與海軍建設體制依舊禁錮在古老守舊的裙帶關係與中飽私囊之下；也就是說，李鴻章同樣是其中的成員之一，作為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國官僚，所以在他經營領導下得到的結果和大清其他官僚經營管理的結果不會有天壤之別。但凡對局勢略知一二的官僚，亦不會對這些軍事官僚的效能擁有過高的期待，更不會相信他們可以清正廉潔地為國家作貢獻。此類軍事官僚之所以得到任命，毫無疑義是由于家族的影響力以及地方上的家族利益。在全部的事務上，中國人對此點問題的認識是不可能有錯的。西方文明世界日益將李鴻章視為對朝廷忠心耿耿的人物，將其視作是高瞻遠矚、聰慧睿智的象徵與化身，日本對中國發動甲午戰爭的前段時間能夠有力地證明這一點，但是李鴻章的本國國民們卻拿艷羨的目光盯著他為自己的親朋好友持續開發探索新的斂財途徑的能力。

　　李鴻章長時間承擔著護衛北京門戶的重要責任，而且假公濟私，橫徵暴斂，大發橫財，此外他組織領導的總督的軍隊為他營造了強大的家族勢力。除上述眾多優勢之外，多年以來，老佛爺慈禧太後對其亦讚譽有加。綜上所述，毫無疑問，李鴻章絕對會得到其他官員萬分尊敬，即便退一步講，也是萬分欣羨。他們不僅對他的聰明睿智，對他的旺盛精力，對他身處險境時可用資源無窮無竭等羨慕不已，毋庸置疑，他們也對他橫徵暴斂的惡習羨慕不已，對那些勤政廉潔、坦率公正然而身無長物、兩袖清風的官員，比如左宗棠與張之洞此類人則視若無睹。與此同時，雖然李鴻章在外交事務上貢獻卓著，然而他並非因此而受到國民的稱頌，除此之外，他還擁有數目眾多的身居高位的政敵。與中國其他成功的官僚相比較而言，李鴻章開始逐漸察覺到了此種不應遭受的羞恥與苦難，而且並非僅僅一次。甚至追溯到同日本作戰之前，這些正義凜然的批駁就如同一把銳利的匕首被自己的敵人緊緊地握于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