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它與世隔絕的那段悠久的歲月里，來自西方的聲音已經將沉睡中的它驚擾。在發生于印度遙遠邊境的侵略行為，以及印度一塞西亞在中亞的徵服行為中，它都已經予以盡管微弱卻可以辨析的回音；這一微弱的聲音傳到了西方貿易線路的最遠邊境上的觀望塔，傳到了佛教寺廟，並且被記錄下來。在歐洲的整個中世紀，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商業冒險家們爭相來到中國的南方海岸，與他們同來的不但有香料、乳香、象牙和奇珍異石，還有眾多關于外面的“野蠻人”的言行舉止和離奇的風俗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了解處于中央王國的最邊遠地區而且還不曾被人們發現的廣袤無垠的海域世界。借助于弗朗西斯科的教士，以及來自地中海東部的商人們，中國的統治者已經知曉了關于13世紀和14世紀的一些知識，這些知識是關于歐洲天主教的一些散碎的二手知識。這些向他們傳播二手知識的教士和商人之所以遠渡印度洋到達中國南方，為的就是開展自己的探險之旅；不過那些中國的文人學士仍然是一副相當驕傲的自負嘴臉，對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外面的世界發生的事情，他們持著冷漠而毫不關心的態度，更不用說什麼好奇心了。馬可?波羅和他的親戚們曾經對忽必烈大汗的朝廷的威嚴和影響予以高度讚揚，不過在這個朝代，可謂雁過無痕，甚至可能是沒過多長時間就會被人完全遺忘了。然而，就在他向西方世界描述的13世紀中國幾乎要完全消失在西方人的記憶中時，它卻由于葡萄牙航海家的舉動而在200年後再度流行開來。隨後，北京就以傲慢的姿態冷眼看著這些商人，看著這些來自荒蠻地帶的有求于己的商人。此後，這些商人在接受了令人難堪的條件後，最終獲得在廣州進行貿易的權利。

　　1834年，繼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被解除後，第一批英國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們是來從事自由貿易的。然而，那些目光敏銳的清廷官員仍然從這當中隱隱感覺到來自這些人背後的軍事力量，與此同時，一種危險即將到來的不祥之感籠罩在他們的心頭。

　　在律勞卑勳爵之前，中國並沒有因為和歐洲的交往，就將自己的統治者堅持並沿襲了300多年的信條廢除。那個信條就是堅持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宇宙中心的信條。對于海外蠻夷，中國政府一貫持有的態度就是：“對他們進行統治的真正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專制的暴政。”早在英國發動對中國的第一次戰爭（ 1839—1842 ）前，中國的統治者明顯比中國的老百姓對自己所堅守的這項英明政策更有自信。1838年，雷夫查爾斯?古茨拉夫在其著作中對那個時代的中央帝國做出了精確的描述：“完全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以無可比擬的驕傲蔑視著除她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她將所有其他國家一律視為野蠻人，“上天注定他們只能生活在方形地球的角落里，抑或是居住在中央王國四海周圍的某些小島上”。“領略著她的強大，”作者說，“她自認為自己處于整個世界的巔峰，是借用羅盤操縱世界的霸主，她的一舉一動牽連著整個世界。不過，倘若有哪些愚蠢的蠻夷人對于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國家的至高無上都一無所知，那麼雖然她對四方採取懷柔的態度，但她還是會將這些蠻夷人趕回屬于他們的角落。”

　　正因為如此，當作為英國最早派往清政府的兩個使節，馬戛爾尼伯爵在1793年和阿默斯特伯爵受到中國的統治者接待時，清廷的統治者才會興奮莫名。西藏和尼泊爾曾經受西方人的委托，上呈給清政府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中提到了大莫臥兒帝國的滅亡，還提到了白人已經在印度布置了佔有絕對優勢的軍隊，然而，對此報告所述的內容，中國統治者仍舊不為所動。最能體現當時中國統治者的無知表現是：乾隆時期，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覲見了中國的統治者，然而，直到1816年，喬治四世才接到嘉慶皇帝的問候信。

　　1842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第一次戰爭在《 南京條約 》簽訂之後，宣告結束。此後，李鴻章為和太平天國運動相對抗，于是組織了歐洲雇傭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借助西方的影響，某些先進的中國人可能已經認識到，沒有強大的軍隊卻盲目地驕傲自大，其下場將會十分悲慘。然而，北京政府及其在各省省會代表們的自負心理依舊沒有任何改觀。這樣的國家精神是如此根深蒂固，一脈傳承，它堅固到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火燒圓明園也不能撼動它絲毫。中國道德至上的信念是指重視所有百姓的思想觀念，而不是任何所謂的事實或者政治信仰，它來源于中國統治階級的骨髓，傳承千年，外來者的物質成就是不能輕易擊垮它的。中國的官僚們始終堅信，這些勝利是西方列強在偶然中取得的，他們希望時間最終會證明這些勝利僅僅是暫時的。在1900年前的各個不同時期里，對于諸如“將蠻夷趕到大海中”這樣的想法的堅持，令中國官員的思想得以顯露出來。中國政府在同強國陸陸續續的交往中，並沒有在大量的條約壓迫下實施真正的政治改革，也從來沒有採取任何手段去創設新機構以消除某些條約的效力。1860年，朝廷從熱河遷回北京，並且取得聯軍對鎮壓太平軍的支持。當官員們知曉，列強許諾會在不損害中國利益的前提下幫助清政府維持中國領土完整時，來自第一次戰爭和早期條約的對列強的道德譴責迅速退去，並由此而滿心歡喜。1860年之後，中國的外交政策漸漸被大膽冒進的思想充斥著。原因在于，中國在此時認識到一個頗為矛盾的事實，那就是要想在政治上變得強大起來，國家就得撕去道德的外衣。于是在此後將近5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周旋于列強之間，利用一個列強成功地對付另一個列強，然而官僚對外國人智慧的鄙視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與日俱增。

　　無論是站在外交官還是行政管理人員的角度，李鴻章對歐洲人從不心存輕視，當然，他對歐洲人的討厭程度和那種不信任感並不亞于其他官員。在這一點上，他的表現和他同一時代的大多數著名人士不一樣，其眼光顯然明顯比別的官員和大學士們看得長遠。只要我們把他和那些總督，也就是他的同僚們的奏折和公文相比較，就可以輕易地發現這一點。就拿總督張之洞和劉坤一來說，他們最著名的奏章一直是正統官員們思想的堅定不移的忠實代表。他們始終認為，中國就是宇宙的中心，孔孟之道在這廣袤的中心播撒芬芳。在對外政策上，同李鴻章觀點明確、求真務實的提議相比，他們的言論絕不涉及任何切實可行方案，他們所寫的東西不但充滿了荒謬不堪的虛妄的想法，還流露出單純到令人發笑的氣息。把雙方的言論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得以清楚地了解李鴻章的深謀遠慮及其主要同僚和對手的無用，他們之間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經過如此分析，此時我們能夠斷言，那些固執地堅持對外國人保持著蔑視態度的文人學士以及官僚階層，其心理和道德狀態以及其世襲的傳統為他們構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無法撼動的心理防線。這群人士認為維持現有的利害關係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他們本身的原則目標十分明確，因此，單靠個別領導人的榜樣或布道者的箴言，是不會動搖他們的觀念的。

　　正因為如此，盡管李鴻章功績卓越且手握重權，但他宣揚政治改革的聲音仍舊那麼微弱，如同發自荒野上一樣，起不到絲毫的作用。對此，李鴻章本人也是相當明白的。他知道，在很多層面上，他只是這個社會上普通的一個個體，如果讓他對這個延續了幾千年的社會重新規劃，那純粹是天方夜譚。1900年，慈禧太後狼狽地逃離北京。此後，李鴻章將一份奏折呈遞給她。在這份奏折中，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嚴重威脅著中國的不僅僅是外來的侵略，還有來自國人的那種懶惰的心理。這份奏折內容的清晰和深刻程度，一點都不亞于他在40年前所呈遞的奏折內容。由此觀之，李鴻章的畢生事業不僅僅在于保護中國主權免遭歐洲和日本的侵犯，同時還在于努力喚醒他的國民，讓他們知曉世界上存在著新生的力量，也讓他們意識到這些新生力量必將摧毀他們傳承已久的高傲。我們在對李鴻章的事業成功與否進行判斷的時候，一定不要忽略了這點。

　　然而，在對李鴻章的事業進行探究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這樣一種現象：在對國內貪污腐敗以及裙帶關係這類事情的處理上，李鴻章的思想仍然深受中國古老傳統的影響。故而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他原本敏銳而深遠的見識和一往無前的勇氣經常會被這種國內事務所牽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活躍的政務活動的長期記錄清楚地了解到，貫穿他長期的政治活動中的如影隨形的腐敗這條毒蛇的身影。40年間，他孜孜不倦地為中國和外界世界的交往出謀劃策，無所畏懼地向執迷不悟的反對派宣講中國之所以疲于防禦的原因及可能導致的結果；然而，在那些年代里，他卻決不嘗試，也不通過既定的模式去調查官場上固有的欺下瞞上以及中國衰落的主要根源。恰恰相反，他所興辦的進步性的教育，他所提倡的行政改革措施，他所制訂的改善國家防務的眾多計劃，甚至他舉辦的眾多商業和工業企業，都因涉及挪用公款或不勞而獲而聲名狼藉。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公共服務上的貪污受賄是相當正常的。因此他的國民不但從來沒有因為這些事情聲色俱厲地指責他，反而羨慕他事業的飛黃騰達和權力的一手遮天。他的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他聚集和增加財富手段的熟練靈巧。作為李鴻章在政治上的兩個主要對手——左宗棠和劉坤一，前者是久經沙場的軍人，後者是南京總督，此二人都是罕見的行事光明磊落之人，雖然他們官居高位卻廉潔奉公；但是，沒有人會否認李鴻章之所以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眼中的傑出人物是因為他在事業上成功的“攫取”行為。所有的這些，李鴻章自己心懷坦蕩地表達的、牽扯到中國政治中收受賄賂的道德品質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了解李鴻章作為19世紀的開創者這一身份，對于讀者在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幫助的，即無論是對同時代的人，還是對其後繼者，李鴻章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這個影響和當今中國的官員自身所攜帶的某些社會和道德弊端的影響是一樣的。但就李鴻章個人而言，只要他坦承自己具有官僚階層傳統上的自私自利以及虛偽的特點，只要他在官場上不強調一個較高的標準，那麼他就一定會受到譴責，他對周圍造成的影響就是相當惡劣的。從1860年到1896年，李鴻章的官場生涯記錄證明在他和俄國人的關係這一點上，國人的看法是相當正確的。從甲午戰爭開始，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他一直同俄國保持著友好的關係。通過與俄國的合作，他不僅將自己在政治上深遠有效的治國之策展現出來，並且達到了自己那明顯不合法的個人目的。在擔任直隸總督那段漫長的時間里，因為超出他人的能力，以及對王朝的耿耿忠心，他得到了太後的恩寵，雙方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甚至當他陷入財產上的不光彩泥潭中時，他也得到了太後那堅強而有力的支持；毋庸置疑，李鴻章之所以能同太後保持那麼密切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那個聲名狼藉的大太監李蓮英。正是他讓雙方的這種關係得以加強和維持的。也正是由于李鴻章和李蓮英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從而令他從徹底而仔細的搜查中逃離開。

　　回顧逝去的30年，正是由于中國政體機構的腐敗導致中國承受了太多的屈辱與侵害，而唆使這種情況發生的人，以及從這些事情中得益的就是大太監李蓮英。李鴻章同這個太監的暗中來往、他的脾性以及他在公開場合所譴責的那些通過不當的默許縱容積累財富從而導致國家衰弱的做法，是當時社會固有的本性，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孕育了他，也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對他的這些行為予以了寬恕。然而，歐洲觀察家認為，倘若一個人出于目標和智慧的優勢在某些方面遠遠超越他同時代的人，但在另一方面這個人卻失敗得一塌糊涂，那將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情。

　　1894年，由于日本對中國人的羞辱舉動，最終導致排滿運動的爆發。也就是從這次運動開始，直到1911年，孤立無援的清王朝滅亡，中華民國對歐洲發表宣言，歐洲人自此確信，黑暗的腐敗將會隨著被驅逐的清王朝統治者在新興的中國內迅速得以掃除幹凈。孫中山是滿懷熱忱的理想主義者，伍廷芳是機會主義者，這些人幹脆利落地在自己的宣言里鄭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之所以處于屈辱的地位，完全是由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王朝愚昧無知的思想所導致的，也是這個王朝的野蠻的傾向所導致的。”然而，從仍舊隨處可見的腐敗中，中華民國肯定完全明白，官僚貪污這一現象不僅僅是滿洲人的傳統，同時也是中國封建專制的官僚政治難以祛除的弊病，早在滿洲人從籍籍無名的部落中出現的時候，這一傳統就已經廣泛流行起來。此外，假如說光緒皇帝那充滿信心的國家改革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太不符合實際，那麼這項計劃在實施中面對的無法攀越的障礙並不是來自滿洲人的保守主義，也不是滿洲人手握的特權，而是來自李鴻章此類的漢族官員的階級利益及其身上固有的本性。

　　對我們來說，認識到這樣的事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目前中國事務的實際情況，還可以幫助我們通過那曇花一現般的共和國議會和袁世凱的統治，了解到造成官僚傳統猖獗蔓延的根本原因。清朝統治者已經走下了歷史的舞臺；但官僚階級仍然存在著；袁世凱及協助他登上皇位的那些人所施行的治國原則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李鴻章的治國理論。事實上，在袁世凱以及許多共和國高級官員的心目中，李鴻章是他們的仰慕對象，他們把他看作自己的支持者、保護者和榜樣。而且，從李鴻章那里，他們還學到了許多削減官僚財政的有效措施以應對後來中國那貧窮的局面以及外債。實際上客觀地說，當時北京那令人無奈的局面在很多方面正是李鴻章沒有解決的遺留問題。

　　1913年，袁世凱在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遭到重創後，傾盡全力致力于推行中央集權化政策，同時利用這一政策重組和加強因時局動蕩而處于混亂不堪狀態中的財政機構，當然，此舉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當我們分析這個政策的性質及結果時，我們就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以上說法是正確的，絕對不是空穴來風，是的的確確存在的。或許，李鴻章在政治方面比他處理對外事務更具才能。他清醒地看到，在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財政是進行充足的軍事防禦的必要而最基本的準備，只有具備中央權威，財政改組才能得以施行。我們談到在其事業的某些時期，他曾經無奈地偶爾對諸如阿思本艦隊事件此類堅持地方自治的主張予以支持，可是實際上，這只不過是表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倘若他想要掙脫其所在階級的既得利益，擺脫政府的保守主義施加到他身上的沉重負擔，其難度比讓無論一個多麼強大的人躲過不期而至的當頭襲擊要難得多。因為他知道哪些事情必須爭取，哪些事情只能作為權宜之計暫且接受，因此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就如同他處理其他方面的事務那樣，他精明地採取了“樂觀的中庸”這一策略。

　　為了實現這個外交目的，同時也為了逃避外國大臣的要求並令他們的思維混亂，他思路清晰地維護和使用著中央授權和地方職責；與此同時，他充分認識到中國必須通過行政改革從內部改組並且加強自身的建設，而改革的前提條件就是提高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權威，並使之形成集權化。無論他的目的是不是和這些相關，為了欺騙歐洲人，同手握大權的慈禧一樣，他在莊嚴的條約里宣稱中央政府有計劃、有能力消滅所有抱怨並啟動所有改革；不過在他偶爾展現出坦白和誠實的一面時，他曾經多次對這些外國人坦言，如果每個省仍舊是這樣各自為政，行政、財政以及國家防務改革就不能收到任何實質性成果。同對教育和其他改革的觀點相同，就中國的國內統治來說，他確信在以後的生活里，在面對來自外部的分裂威脅時，只有經過錘煉的集權化專制統治才能維護國家統一。實際上，集權化可以使中國人適應已經改變的或正在發生改變的環境，因此，集權化已經是十分必要的手段。1895年，他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 》回國後，也就是在他的老年時期，他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事實，隨後在發生于1898年的快速發展的廣州革命運動，以及發生于1900年的義和團起義，都進一步證明了這一事實。盡管他認識到這個教訓的時候有些太遲了，然而，作為他的門生、繼承者，同時也是總督和篡奪帝位者的袁世凱來說，他的這些觀點卻為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影響。袁世凱堅持不懈地在財政集權化方面努力地奮鬥，而且總的來說結果還可以稱得上成功。

　　不過，在這兩個超越了同代人的人的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試圖通過勸誡的方式，或者通過自身的榜樣力量，去嘗試著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或習慣。此二人自己的事業及其行為，表明了他們和祖先在眾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他們憑借著聰明與智慧覺察到了地方自治的危險，不過受社會本能和與生俱來的階級偏向的驅動，他們仍舊走上了相同的一條道路。當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來對中國人的政治經濟進行觀察時，我們就會考慮到這些根深蒂固的本性，因為它和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準則鮮有共同之處，和我們的觀念相去甚遠。但在評估李鴻章的成功與失敗的時候，我們則應盡可能地把他視為特定的不易改變的社會制度的產物並以此對其進行評判。舉例來說，我們之所以要譴責他那些來自階級偏見的頑固本能，其原因就在于這些本能有時候會讓他違背自己對集權化必要性的認識，而國家要改革，必須實行中央集權化，這是基礎。

　　在此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經歷了長期的時間考驗之後，地方自治這一政策的成功性已經突出地表現出來，因為它對于這個以自給自足經濟為主的民族來說，對于這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來說，是一種必然的需求和與生俱來的需要，同時也要注意到倘若不是西方國家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這個民族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平衡，並對這一政策產生巨大的影響，地方自治仍舊會很好地為他們的目的服務。當傲然獨立的中國猝不及防地遭到西方的商業和軍事力量入侵時，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被卷入了陰暗之中。李鴻章自己認為，他的生活就如同一場盡管勇敢奮鬥卻徒勞無功的鬥爭。在社會和政治制度方面，他那道德至上的信仰堅如磐石，可是他又知道這個社會和政治制度因為無力防禦一定會遭受災難，這更注定了他的奮鬥只能是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