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鴻章接受指派，帶領軍隊去鎮壓一次叛亂。當然，這次鎮壓直接讓他獲得了升任直隸總督的機會。不過，此次叛亂也讓他從此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他的母親于1882年的春天在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的住處，也就是武昌的總督府去世。李鴻章用樸實的語言、抒情性的筆調表達了對母親去世的哀痛，並表達了他不惜一切為母親操辦這個極具儀式性的葬禮的願望。由于無論在朝廷擔任何種官職，倘若遭遇到父母去世，那個官員都要回到家鄉為父母守孝27個月。于是李鴻章多次上奏希望能被免除公職回家守孝，此舉被很多文人視作效法和學習的楷模，其中的幾篇奏疏甚至被翻譯成英文加以出版。其中的一篇寫得極為經典，堪稱是這位總督文學風格的代表，而且這篇奏折還記錄了一些對于研究李鴻章生平極有價值的史實。1882年5月16日，這篇文章首次被發表在《 京報 》上：

　　奏為近接家信，臣母久病不愈，吁恩賞假馳往省視。恭折瀝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母李氏迎養在臣兄翰章湖廣總署，先後已閱十年，現已八十有三歲，平日氣體尚健，自去冬感患便血之症，延醫診治，血止而夜熱未清，春初稍愈。臣前遣長子經方赴鄂代臣侍奉湯藥，傾接來信，痰咳時發，飲食難以多進，老年氣血久虧，思子愈切，病情加劇，臣聞之心急如焚，寢食俱廢。念自同治九年春間督師赴陜，叩別臣母，不見顏色十三年。于茲矣，報國日長而報親日短。今母病久未痊愈，中夜輾轉，刻難自安相應。吁懇逾格天恩，賞假一月，俾臣即乘輪船航海溯江而上，克期馳往武昌省視臣母病狀，稍盡烏鳥私忱。臣母得見遊子歸侍，可以調理復原，臣當迅速回任以供職守。至北洋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並直隸地方政務均關重要，應請兼派重臣來津署理，俾無曠誤。

　　李鴻章並未對其在天津擔任的職務的重要性進行誇張。原因是日本對于朝鮮以強硬態度要求各項權利的做法讓中國政府深為憂慮，而與法國之間的關係也同樣困擾著東京（ 即北圻，西方人稱為東京，在今越南北部 ）方面。因此，就在李鴻章即將歸鄉盡孝的時候，傳來了老母在武昌去世的消息，朝廷也就幹脆拒絕了他又提出的為母守孝100天的請求，而這也是可以讓人接受的。于是李鴻章把自身的悲痛化作保護國家利益的動力。“因此，應當用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誨來鼓舞李鴻章，堅定自己的信念，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報效國家的事業之中。”1882年秋，為了讓李鴻章回家安葬母親，朝廷準許了李鴻章兩個月的假期。

　　這是一場相當壯觀的葬禮，其中宗教儀式的壯觀和場面的宏大都給當地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這種種的莊嚴與宏大，不僅是李鴻章正統信仰和仁孝之心的表現，更是對這個家族在過去的20年中獲取的財富和地位的表示。家中的孝子們——他的哥哥總督李瀚章、他的兩個弟弟、20個孫子和8個重孫都聚集在母親的墳墓旁，以便能夠最後一次好好地陪伴這位老人。接下來，人們把這位已經過世的老婦人的靈位奉祀于李家的宗祠之內，其間的過程和儀式相當復雜而隆重，有大批的達官顯貴都親身前往。大家都對這位母親培養了兩位總督兒子這樣的卓著功勳，表現出真誠的尊敬。

　　直覺敏銳的傳記作者對李鴻章曾在出訪德國的第七天寫下的文字作出了明確的肯定，這些文字是這樣記錄的：

　　我回絕了今天所有的來訪者，閉門不出，因為我一直對在14年前去世而今已在天上的母親抱有無盡的思念。無論是在我生活遭遇困苦磨難、種種不測抑或是快樂、自豪的時候，我都會想起天國里的母親，無論是曾經還是現今，母親都無時無刻不陪伴在我的身邊。

　　我的父親在母親去世之前的很多年就撒手人世。縱然父親的墳墓宏大壯觀，卻也空寂得可怕。母親無數次地向神請求賜福于自己，同時也向父親的在天之靈祈禱，希望自己能夠早些和遊離于天國的父親見面。然而母親絕非有自殺的想法。通常很多沒有知識或是有一定文化的婦女總標榜這樣做是如何得偉大而光榮。但是倘若母親真的自殺了，先走一步的父親也絕對不會讚同這位他深愛的女人的做法，而且更不會感到慰藉。

　　母親的去世無疑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悲痛。縱然我希望回家守孝一年，但當時朝廷與俄國就朝鮮地位的問題的談判剛剛開始，我也只好與總理衙門保持不斷的溝通。

　　方才接到了哲學家莫爾托克先生的來信，本來打算明天再去讀它，但轉念一想我必須今晚就讀，而且要多花一些時間去讀，因為我可以從這位哲學家的言語之中找尋到對母親溫存的回憶。

　　李鴻章對母親的積極追憶是有深刻原因的，這種原因正是他多年接受的儒學傳統教育中對于基本孝道的追求，在這14年之中，李鴻章明確地表現出了對于這種道德的認同。縱然在對後代的教育上，我們要想輕易地說出這種正統的行為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深厚感情相當困難，而且也很難說出這當中又有多少是在故作姿態。對于和李鴻章很熟悉的人來說，他們都肯定了李鴻章對于母親深沉的愛（ 包括他對他家庭的其他成員也是這樣 ），但他的愛也不能完全排除為政治和文學服務的目的，這當然也包括對于家庭和其他密切關係的利用。這是由他的性情決定的。為了借助閱讀信件的方式來追憶母親，在德國的波茨坦，他甚至犧牲了極為難得的五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當然了，這種說法來源于古代追求孝道的傳統，不過事情的真實可信度卻未必很高。

　　李鴻章的本性是如此熱愛自己的家庭生活，這種本性往往在他進行完緊張而繁雜的公務活動之後的閒暇時間表現出來。即便是在他已經功成名就、富甲一方的時候，他的家庭中也並非一團和氣。他的第二任妻子婚後幾年都不曾生育，而且健康狀況一直不佳。到了1879年，她的身體就徹底垮掉了。在他人的勸說之下，李鴻章將一名曾得到過馬根濟醫生幫助的英國女醫生請來，而馬根濟醫生則是英國人設立在天津的一家慈善救助機構的成員。結果，他的妻子的疾病得以治愈，李鴻章也由此更加篤信歐洲人的醫學水平。他特意聘請馬根濟醫生和歐文醫生為自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做常規性檢查和護理。這種大膽的行為證明他對歐洲醫學的信任。而這位歐文醫生甚至後來還曾在李鴻章去國外遊歷時，以私人醫生的身份陪伴著他。

　　李夫人在接受治療後不久就當上了母親，這使這位總督大人極為高興。在此之前，為了作好給李家延續香火的思想準備，他已經收養了自己的一個侄子，並為其起名李經方。這個孩子是他的那位已經去世的哥哥李肇靖的兒子，後來成為李勳爵。他歷任中國駐倫敦大臣、中國駐東京大臣和一些其他職務。他在清朝統治時期的政治方面，以在外交綱領上讚同日本反對俄國而眾人皆知。清廷覆滅以後，為了在1911年至1912年這段充滿危險的革命時間里尋求安全的庇護，他隱居在大連。縱觀他的一生，在政治上缺乏工作能力和創造性使得他並未作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他在政務的處理風格上繼承了其養父的精明，卻缺少他的勇氣和創新精神。但一般的報告中，他被寫得也好像他的養父一樣有著攫取的特別愛好，而且在此類事情的處理上同樣謹小慎微，其採取的行動方式也盡力避免任何對于李家不利的舉動。在這一點上，他表現得尤為突出。由于他認為代議制和共和制的政治體制並不適合中國的實際國情，由此他預見到了孫中山提出的整治方案不會成功。此外，他還目光長遠地看出孫中山的政府一定會遭遇軍事獨裁的結果和社會民眾性的叛亂。

　　如果要研究李鴻章的一生和他對中國歷史產生的影響，我們就有必要去研究關于其直係的子孫後代的記錄，而這種研究的重要性並不亞于甚至比研究李鴻章和他的長輩顯得更為重要。然而如今的作品，大多對官方的記錄和李經方、李經邁、李經義等的私人傳記作評論性的解析持有反對意見。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位總督的兒孫輩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在文學領域和政治領域達到和總督本人比肩的水平。

　　這個家族所抱有的巨大的政治資本和實際財富，特別是傑出的智慧在中國差不多已經達到盡人皆知的地步。然而對于今天整個帝國都處于風雨飄搖的時局之中那惴惴不安的狀態，特別是好像每個事件都發展到了與這個帝國預想的結果背道而馳的方向，廣大民眾也更多地對帝國的想法和做法抱有苛責的態度而非同情，這種種的情況都使得以李鴻章的後世子孫為代表的中國官僚體係的政治觀點顯得如同一場暴風雨來臨之前的蟲鳥的鳴叫。即便是國家正在遭受痛苦，她的領導者（ 即維新派的“知識分子”和原有的政治官僚們一樣 ）仍舊進行著骯臟的鬥爭，其鬥爭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金錢、權勢，就是為了獲得領地，而且無休無止。

　　在這方面，李家後代並沒有能夠繼承前輩所特有的卓然不群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倘若是李鴻章在世，面對這種情況，他一定能夠預見到這些職業官僚無休止的自私謀利和妄圖恢復帝制的行為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無結果的慘敗和更為深重的危險，而且他也會用自己的力量來阻止這種危險的發生。就如同在歐洲戰爭中表現出的狀況，由于今日之中國難以在邊境上找到任何均勢的力量平衡帶來的保護，這也正暴露了今日之中國最虛軟的弱點。

　　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曾經採取的辦法和消極抵抗的措施已經不足以起到任何有效的作用。事實上，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想要推翻帝國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人有真正的治國之才，當然他們也沒能作出任何能夠壓制黨派爭鬥來保衛國家共禦外敵的舉動。相反，他們的軟弱和守舊給外敵帶來了更瘋狂侵略的勇氣，外敵利用這個時期國家的紛爭和混亂的局面，讓這個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希望永遠地破滅了。這些新成長起來的政治階層表現出的圖謀私利、貪贓枉法的野心而建構起的政治操守也讓外人一覽無余。

　　從革命發生以來，除了一兩位家庭成員以外，李氏家族其余的家庭成員都作出了為了保留家族原有的地位而進行的努力和活動，而此刻他們卻忘記了他們更應當為之努力保護的祖國。此刻家族成員顯然已經分成兩派：其一是傳統守舊的一派，他們對中華民國的共和制度蔑視而充滿敵意；另一派則對袁世凱妄圖稱帝的行為持有極其反對的意見。用具體事例來說，李鴻章的次子李經邁曾是清朝統治時期的著名人物，特別是在維也納與那些財政家和軍火商人比肩而立的時候更顯示其重要地位。1911年，他對排滿運動表示出不滿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和弟弟李經初都對袁世凱懷有敵意。而李經方等人卻反對任何沒有通過強勢軍事力量而獲得的政權，原因就是“沒有順應天命，沒有接受天命的委托”。在這個層面上來講，李經方從來都是對正統的堅定捍衛者，然而這種捍衛用1900年赫德爵士的話語來評價，就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功業。而在中國經歷了繁亂的內部紛爭之後，擺在中國面前明顯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就是由外國人來對中國進行統治。

　　李鴻章的長子李經述在他的父親過世三個月之後也撒手人寰，這個時間與慈禧太後于1902年1月逃往外地而後又返回的時間基本吻合。李經述的去世並非像一般的官方評論描述的克職盡孝，相反卻是生活習慣上的放浪不羈造成的。李經述的長子李國傑承襲了家族的爵位，最近還擔任了中國駐比利時大使。1912年，他反對建立共和國，同時他也對由袁世凱的支持者和朋友們提議建立的君主制持反對意見。最近他的弟弟李國運也在北京，他是清帝退位以後治理廣州的非軍人總督，卻又與前不久剛剛發跡的軍事都統龍濟考不睦。而這個原因也讓他最終辭掉了這個危險的肥差。

　　李經羲是李鴻章的侄子，在李鴻章的後世子孫中，他是最為著名，也是聲望最高的。他曾經是雲貴總督，是一個堅決維護清帝統治的保皇黨成員。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去往青島避難，因為那里有許多滿洲貴族和中國的高級官員為了獲得安全而求助于德國人的保護。而在袁世凱一意孤行地將國民黨（ 亦稱為革命黨 ）解散之後，經過別人的勸說，他又回到了北京。在其對恢復滿洲人統治的堅定信念影響之下，他短暫地擔任了政務會主席一職。而當政務會被國務會（ 基本上由袁世凱的擁護者組成 ）取代的時候，袁世凱帝制復辟的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面對此種狀況，他選擇了再一次離開京城，開始他卸任之後的私人生活。從他的角度出發，他是一個舊政權的忠誠捍衛者，也是一名真正的愛國者。在勇氣、創造力方面，他與他的叔叔李鴻章極為相似。他的這一性格在很多公文中得到了體現。其中在極為著名的一篇奏折中，他建議清廷就邊界問題向英國宣戰。而在另一篇奏疏中，他又敦促攝政王要早些召開會議，在時間上一定要比1907年慈禧太後提出的時間早。而在1902年，老佛爺以他“愛使性子而且時多抱怨”為由對他予以免職，不過沒多久又讓他官復原職。

　　盡管李鴻章有著慈善、謙和的天性，但對于兒子們而言，他在家庭生活中仍舊扮演著一副嚴父的形象。特別是在學業方面，李鴻章極其強調紀律的嚴格。但對于兒子所學的科目專業，他還能抱著比較開明的態度，並不是一定要以傳統的眼光來看待所學科目的高下，因此李鴻章的兒孫、侄子都對他極為尊重，同樣也像他平時一樣，表現出對待傳統文化的深深敬意。但李鴻章在家族的事務中絕對是一言九鼎，就如同當時中國很多有錢的“大爺”一樣，那種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如同一家大客棧的掌櫃一樣。然而隨著子孫後代的繁衍增多，他的家庭生活也變得越發繁亂而復雜。他對家庭的管理方式就是一種管理大家族的方式，而在李鴻章內心的幸福哲學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從這個家庭的整體氛圍中體會到有益的訓導與愉悅、和睦。他希望自己成為兒子們的榜樣，對待生活富有責任心而且精力旺盛。

　　但與此同時，盡管他不願意承認，卻也認識到他的兒孫們缺乏一種改變貧窮的鬥志，但也正是這種改變貧窮的鬥志和決心讓李鴻章在很早的時候就懂得要奮發向上，進取有為。而且在其他方面，孩子們也因為錦衣玉食的生活而令自身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像中國這樣，想要在富裕人家培養出一位傑出人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對于自己和其他眾多的事情，李鴻章總是能夠勤于思索探求。在辭別人世之前，他相當清楚地意識到，由于挪用公款和營私舞弊，自己的家人甚至隨從都飽受外界的鄙夷和批評。在教育方面，他為兒子們創造了很好的環境，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如此，但也正是因為他和哥哥李瀚章的貪心，使得他很難在兒孫面前樹立一個樸實無華、剛正不阿的形象，當然更不能要求兒孫們成為那樣的人。他知道，導致中國現今如此貧窮、虛弱的根源就是人們對于金錢的盲目甚至瘋狂的愛戀和追求。李鴻章也如同慈禧太後所做的那樣，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用落入俗套卻溫柔曉暢的言語對這個問題進行一番批評，但是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卻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控制金錢給予自己的誘惑。李鴻章的兒孫們在這方面也同樣不曾有任何改善。各種貪婪的投機分子和鑽營家、善用陰謀手段者都在19世紀90年代會集于天津的總督衙門，而且一種道德敗壞之風也從這里彌漫開來。伴隨著兒子們的成長，李鴻章家庭生活的品質也不斷下降。兒孫們所取得的官職爵位大多數也來自他本人的權力。不容置疑的是，當李太太還在世的時候，通過她的有益影響還能讓其兒孫保有一定的尊嚴。1892年，當她去世的時候，一切可以保住尊嚴的臉面也就蕩然無存了。這位年齡越來越高的總督在孤獨和寂寞中度過了自己人生的最後八年的時光，失敗和恥辱帶給他的痛苦也彌漫在李鴻章的生活之中。關于他的報告，無論是好是壞，給他感情和思想上的影響都是讓他逐漸轉變了原有的謙遜和藹的人生觀念，從而在做事時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然而正是這種謙遜和藹的人生觀才使得他超越了自己同時代的眾多人。在自己的妻子尚在人世之時，李鴻章總能從妻子那種帶有同情的明智規勸之中獲得一種支撐和快樂，哪怕這需要負擔更為沉重的責任。但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輕松地發現，李鴻章也曾經是一位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好丈夫。

　　縱然李鴻章喜歡閒談和朵頤饕餮，但仍舊對其十分節制。就如同慈禧太後那樣，他對吃喝這類的事情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要保持一種中庸之道，當然，這並不會影響他偶爾也會發生幾次醉酒的事件。總體看來，李鴻章的身體相當健康而且強壯，實際上，這種健康的身體也是他日後成功的重要秘密，因為強健的體魄令他可以擁有完成艱苦工作的忍耐力和體力。在1895年與日本全權代表關于下關談判期間，日本浪人將李鴻章的臉開槍擊中。此時的李鴻章已經72歲，不過他仍再次表現出超凡的生命力。他以出人意料的鎮靜和堅韌的品質克服了所有的艱難病痛，並隨著時間的流逝，最終從槍傷中逐漸恢復過來。他的做法和表現出的精神贏得了朋友甚至敵人一致的欽佩和讚揚。就李鴻章的外交認知來說，這種事情也是他的一種工作，而且是很幸運的工作的一部分。

　　李鴻章深知自己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之重要，而且對自己取得的成就深以為然。在他的身上，既有達官顯貴的傲慢，也有對權力的癡迷與追求，而且他還會因為擁有權力而表現出溢于言表的自豪，但這種自豪又由于他的性格中的天真直率而得以緩解。倘若他再早來到這個世界50年，恰好趕上乾隆皇帝的統治時期，那麼李鴻章很大程度上會因為他接觸的文學水準獲得一份平常的榮譽，臨近去世時也就能剛剛可以混上大學士的名號。但太平天國的起義，特別是通過和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人的接觸，李鴻章加深了對其的特有認識的認識，從而令自己平步青雲，獲得了一舉超越了同時代其他所有官僚的成就。李鴻章獨有的這些知識又賦予他獨特的獲取財富的方法，人們把這種獲取財富的方法類比于通常意義上衙門機構的“壓榨”。通過這種方法，李鴻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卓然于這個帝國的蕓蕓眾生。他巧妙地將頭腦中對外國的深刻認識和自身具有的靈巧的外交手腕及遠見卓識結合起來，使得自己在當時陰暗的社會環境中煥發耀眼的光芒，同時也變得十分突出。實際上，正是由于前所未聞的條件不斷涌現，他才獲得了成功，即使是中國慘遭失敗的關鍵時刻，他仍舊能得到運用熟練知識展示的機會和他那永遠鬥志昂揚的精神和身體狀態。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還將繼續圍繞著李鴻章官僚生涯中的幾次典型事件展開論述。誠然，我們一定會根據他在每段不同時期工作性質的不同，按官員、外交家、政治家、海軍和陸軍總管幾部分對他的一生進行介紹，因為這樣的劃分，更有利于我們對其進行更為詳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