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李鴻章28歲，此時他正住在位于安徽合肥的老家里。對于此段時間內李鴻章的職業情況，人們知之甚少。在豪恩?約翰?科士達虛構的李鴻章傳記的前言中，他用令人無法理解的稱讚式的口吻形象地描述了李鴻章在從京返鄉時，太平天國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何種程度，而後他又說道：“當他回到家鄉，看到叛亂者的鋒芒直逼北京，此種情況激起他強烈的愛國之心，于是他周身熱血沸騰，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那個令他獲得榮譽的朝廷和舊統治正被籠罩在日益臨近的危險之中。他馬上著手操練新兵，對敵人的後方進行襲擊和騷擾。”對于李鴻章軍事生涯開端的描述，道格拉斯教授除了將日期推遲到1853年之外，基本和豪恩?約翰?科士達的方法一樣。眾所周知，李鴻章在金錢問題上一向持小心謹慎的態度，于是這就讓我們對這樣一個情節無法接受，那就是先撇開李鴻章是否具有這樣做的能力不談，縱然他具有天大的熱情，然而卻孤立無援，那麼即使只靠個人力量，同時還要耗費巨資去召集軍隊，這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具假設性的證明上獲得支持，那就是李鴻章之所以放棄了當時已頗有建樹的文學事業而投筆從戎，就是由于太平天國在對清政府的鬥爭中，作出了策略調整，從而使得清政府更加難以對付他們，于是時任帝國軍隊都統的曾國藩就向北京提出為其供給一些文書人員的請求。

　　此時，一位安徽籍的在翰林院任職的人士便推薦了李鴻章，使其成為一批擁有遠大政治前途的官員中的一個。倘若這些資料所記載的內容都是真實的，那麼在為帝國軍隊從地方徵募兵源的過程中，李鴻章和他那位死于1856年的父親還是作出過相當大的貢獻的。一種得到眾人共同認可的說法是，正是在曾國藩的引導下，他們二人才作出以上種種作為的，而且他們募兵所用的經費也是由省當局為其提供的。當然，我要說明的是，以上觀點純粹是基于現代證據用推理的方式得來的，那些現代證據顯示出1855年的時候，李鴻章就在合肥的司庫辦事處供職，為的是賺取用以養家糊口的薪俸。在任職期間，李鴻章的諸多舉動令這一地區的治安官對他頗為關注。在向上級所陳的報告中，這位治安官盛讚李鴻章是一個前程遠大的不可多得的官員。于是他的父親就憑著這份報告，多次謁見曾國藩。當然，最後的結果也是令人滿意的。曾國藩這位身兼學者與軍人雙重身份的大人物，大力讚揚李鴻章的文學風格和書法造詣。就這樣，這位年輕的翰林院編修就此棄文從武。無論他接受此任命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不過這些都切切實實地為他日後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英國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以中國當時的情況來看，僅僅接受過傳統教育的民事官員倘若不具備經驗就想擔任較高的軍事職務，特別是當這個民事官員需要承擔一些對外條約的談判、一個錢莊的經營管理抑或是保護一條大河等任務時，他們就會表現得同樣無知，同樣愚昧。實際上，這樣的一個官員已經承擔了整個官僚階級需要具備高級技術的全部事務。在他們眼中，這位官員可以說是具備超凡的能力，他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可是在英國，這種情況恰恰相反，政治家和輿論更傾向讓內閣大臣去處理那些需要高級技術才能夠完成的任務。因此，對于李鴻章能夠從一個江蘇省的軍隊文書被迅速提拔為帝國軍隊的指揮統帥的原因，實在是缺乏足夠的證據予以有效的論證。

　　不過，卻有充足和可靠的證據表明，李鴻章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輕易地就獲得了曾國藩的青睞，從而得到了晉升的機會，只是因為他身上那種勤奮和傑出的品質。李鴻章不僅在軍事方面獲得了提升，在民事政務部門里也同樣獲得了提拔。1857年，他接到了浙江省代理審判官的任命書，而僅在兩年後，他又被提拔為福建道臺（ 事實上他並未任職于此 ），最後在1862年，他成為江蘇巡撫，也正是在此任上，他的外交藝術在上海獲得了迅速的提升，使其具備了勝任外交事務的廣闊視野。1860年，借助和華爾的關係，他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對歐洲的戰爭方法進行研究上，也是在此時期，他的聰明睿智使得他真正認清了外國軍事的優勢在哪里。而英國和法國正是利用了這樣的軍事優勢輕松突破了帝國的北方防線，順利包圍了北京。

　　在中國，有兩個有趣的傳說就是關于這一時期李鴻章的事業發展的。倘若從名副其實的角度來看，宓吉先生無疑是一位真正的權威人物。1901年，距離這位總督辭世不久，我們就可以從其所發表的文章中，看到他率先相信並宣傳了這兩個傳說。他聲稱，其中一個傳說證明了李鴻章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鎮壓太平軍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曾經以一名俘虜的身份在太平天國的軍營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巧借文書之職的便利條件，控制了太平軍里某位不識字的頭領，從而能夠讓自己死里逃生，還順便熟悉了整個太平軍的軍事建構和領兵方法。這個傳說也許是真實可信的，當然它也可能只是東方國家虛構的一個離奇的故事。就李鴻章這個傳說本身而言，虛構的目的也常常是為了掩蓋歷史真相。對于這件事，我們不曾在任何官方記錄中看到，因而，我們今天不能對此傳說進行任何結論性的反駁。不過縱然他曾做過太平軍的俘虜，那麼那段時間也一定相當短暫。

　　第二個傳說與第一個傳說不同，單從表面上看就很可能是事實。這個傳說和帝國的另一位程學啟（ 李鴻章的昔日部下，與戈登一同英勇地對抗太平軍，特別是在1863年于蘇州被重新俘虜之後，他的表現更為突出 ）有關。程學啟本來是太平天國的一個頭領，後經李鴻章策略性地對其加以規勸，結果他就選擇了投靠清政府。在李鴻章寫給皇帝的一篇奏折中，具體描述了程學啟在1864年4月英勇奮戰攻打嘉興府的事，同時，他在這一奏折中也對這位程將軍出身于叛軍首領的事實予以坦然承認：

　　（ 程學啟 ）于初十日子刻出缺，臬司郭柏蔭督同府縣親視含殮，料理後事，並據稟報。前來，臣適行抵常州，接信之余，不勝悲悼。各營將士慟哭失聲，江沂遠近官紳士民無不同聲呼愴。伏查，程學啟籍隸安徽桐城，遭亂被虜。英逆“四眼狗”欲重用之，程學啟以該逆荼毒百姓，嘗自逃去二……密赴曾貞幹營中納款。曾國荃兄弟見其志趣忠勇，迥異尋常降將，遂留營帶隊攻剿，旋克服安慶省城，程學啟之功居多。經督臣曾國藩等奏報在案。其時，臣在安慶，熟聞程學啟勇可任，適奉命赴滬，倉促招募，幾不能成軍，請帶學啟所部兩營東來。……

　　就在這篇奏折中，李鴻章還不厭其煩地將已故的程將軍的功績一一向皇帝陳述。但是，倘若這個廣為人知的傳說確是事實，那麼它就意味著李鴻章對于程將軍的了解比從其他官員口中得到的情況要豐富詳細得多。因為人們都肯定程將軍之所以能夠得到提升完全是因為他給了李鴻章一大筆錢，而李鴻章又用這筆錢去換取他本人的未來升職前途。在這個傳說的故事中，很多細節都符合當時中國的情況，自然也沒有什麼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樣的權錢交易往往都會成為玄奧莫測的戰爭學中的一部分。據稱，就連程將軍與李鴻章妹妹成婚也是這個協議中雙方保證互相忠誠的重要組成部分。

　　倘若針對目前我們的寫作內容來看，將筆墨過多地用于記述李鴻章在解決太平天國問題中扮演的重要而負有決定性的角色，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關于他參與對抗太平天國戰役中的主要時間（ 1853—1864 ），道格拉斯教授已經作了簡明而精辟的記錄。倘若讀者需要得到更加準確而全面的信息，那麼就可以到弗雷德里科?卜魯斯爵士、斯特夫利將軍和“中國人”戈登所發的公文和急電里去尋找。有一本藍皮書收錄了這一時期全部的公文和急電（ 也就是1855年，莫斯曼編纂的《 戈登將軍在華日記 》）。也許我們還可以通過將這些資料進行比較，把它作為對于編造歷史的一個實際而富有影響力的教訓來學習。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現代寫作的曾國藩傳記，以及由英國駐華領事館的R. A. 詹美森選編和翻譯的專用于搜集官方文件的帝國法令集與之進行比較。

　　在李鴻章和戈登之間確實發生了一次廣為人知的爭吵。這次爭吵的起因就是李鴻章背棄之前的約定，在蘇州將太平天國軍隊的首領斬殺。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真實的事件，也說明李鴻章和戈登在關于道德的認識方面的確存在著分歧。戈登期望李鴻章對待戰爭始終保持仁義和禮貌的態度，並用這些內在的思想態度去約束自己的行為方式。但在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他仍對歐洲人對其宣誓的重視程度有著很大的疑問。在這一點上，戈登就缺乏敏銳的洞察力和精確的判斷力。戈登對于總督如此傷害他感情的做法迅速作出了報復性的回應。這也就使得這次爭吵更顯戲劇化和紀念性。但是，因為這兩個人身上東西方不可調和的理念衝突，使得同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倘若戈登認為李鴻章表現出的貪婪和虛偽令自己無法接受，同樣的感覺也出現在那些達官顯貴身上，在這些全身洋溢著難以揣摩的優越感的高官顯貴看來，戈登那直率到近乎愚蠢的行為，以及坦誠而執著的堅持態度，同樣令他們無法接受。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和華爾、白齊文和戈登開始交往的時候，他就懷揣著明確的目的，那就是通過與外國人的交往來獲得先進的軍事技術，與此同時還要傾盡全力阻止他們肆無忌憚地侵害中國官僚們世代享有的特權。在李鴻章的心中，對于歐洲人侵略的恐懼感遠勝于他對于內部叛亂的擔心，因為他比任何常年在北京的官員都更清楚地了解西方國家擁有的軍事實力和他們進行軍事遠徵的真正深層次的政治圖謀。

　　1857年，英軍的一小股部隊將廣州攻佔並迫使清政府在北京簽訂《 埃爾金和平條約 》。這一事件將這種政治圖謀清楚地表露出來。1862年，李鴻章用一種相當禮貌的方式對俄國提出的由其出兵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軍的要求加以回絕。而就在此時，李鴻章已經在心中暗暗確定了要運用治國之道中剛柔並濟之法去對抗西方世界中一貫堅信的野蠻且無禮的軍事思想。在這種情況下，俄國軍官指揮的俄國軍隊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符合李鴻章對外國軍隊的策略的，理由就是這支軍隊根本就不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不過，李鴻章卻認為，此刻攻佔北京的英法軍隊明顯不同于俄國軍隊，他們是可以用來對付中國國內的那些反叛者的。斯特夫利將軍和艦隊司令普羅泰特表示願意和李鴻章的軍隊為保護帝國的安全共同竭盡全力。在他們看來，李鴻章就代表了中國。于是，李鴻章為他們如此的做法感到無法抑制的開心和滿意。如果自己能始終將給皇上的信息奏報權握在手中，那麼他對于請戈登和他的軍隊去剿滅太平軍的行為表示歡迎之至。在他給皇帝的奏報之中，他再次運用了如同上一次他記述程將軍的精彩文筆，並在報告中將戈登在這次平叛戰爭發揮的作用壓縮到了幾不可見的地步。盡管如此，戈登還是同樣領受到了皇帝賜予的黃馬褂和頂戴花翎的獎賞。同時，為了表彰戈登的卓越貢獻，清政府還獎勵戈登一些金錢，不過被其拒絕。然而，李鴻章始終緊握手中那桿蓄勢待發的筆，目的就是可以隨時維護“歷史的準確性”。此時此刻，他已經意識到倘若可以將加之于“常勝軍”身上的榮譽和光榮拿來表彰自己的遠見和膽識，那實在是再合適不過的事情。

　　李鴻章對戈登的態度由最初的親近變得粗暴無禮，原因就在于他對于這位僅憑勇敢和衝動行事的軍事指揮官的依賴程度降低了，為此，他們之間的關係時常變得異常緊張，而這種緊張大多是由于李鴻章克扣這支軍隊軍餉的行為而引起的。與之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的冒險家白齊文的身上。身為戈登所率領的這支“常勝軍”的前任司令，他就因為曾經與李鴻章鬧出不愉快甚至直接倒戈到太平軍的一方。事實上，李鴻章對于戰役的態度始終未變，他只從是否會影響他的金錢收益的角度來考慮和看待問題。在此時期，他軍事思想的主要特徵仍舊集中在報酬問題上，他多次向朝廷暗示，他的軍隊借助于獲取戰利品的方式來為自身提供補給。之前所記述的“傳記”也表明李鴻章相當坦誠地對此事作出承認。下面這幾段話就是這種思想的例證。

　　1863年2月25日是第一段記載的日期，而戈登是在3月份就任“常勝軍”司令一職的：

　　戈登上校在信中說，有一點必須予以聲明，他目前只會在做最高軍事指揮和什麼都不做之間作出選擇。這一點也代表了所有幫我做過事的外國人的共同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不會在他們尋找這一崗位或在作出幾個星期的等待就會減弱。誠然，我並非在此指責這位英國的軍官，因為他既沒有想在帝國擔任統帥的野心，也不想向帝國索要報酬。從始至終他都不曾看重報酬，但是他的上級卻將此事挑明，這對我來說問題已經足夠明晰。可是，倘若他真的有本事，那麼他就能夠為自己的軍隊取得足夠多的所需武器，以便能夠剿滅太平天國的亂黨分子，而在此後的一個月時間之內，他將獲得他應得的榮譽。

　　從行為舉止方面來看，戈登無疑是我所接觸的那一層面的外國人中表現最好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我並不曾覺察出大多數外國人身上表現出的讓人作嘔的字符。除此之外，他那坦白爽快的個性和理性的思維也表明他身上具備優秀的軍人素質。

　　戈登在剛剛到達軍隊的兩個小時時間里，始終在視察部隊，發號施令。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部隊能夠聽從他的指揮。

　　在時間為4月7日的記錄下，我們能夠找到另一件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李鴻章軍事財政手段的事例：

　　眼下，戈登將軍正帶領著他的三千名“常勝軍”下屬和一萬五千至一萬六千名由帝國正規軍和各省的非正規軍組成的部隊對福山一帶的叛軍展開艱難的進攻。在此之前，我就已將一部分糧餉送往作戰前線，同時也向他們傳達了如果可以奪回福山，他們就可以得到更為豐厚的報酬的意思。同時也告訴他們，如果能夠乘勝追擊，一舉奪回整個蘇州，那麼這支部隊里的每一名士兵都將得到全部的餉金和額外的獎賞。

　　在5月份的時候，李鴻章對于此時仍是一名軍人的戈登將軍抱有極大的好感，並親切地與之稱兄道弟，而且還親自向皇上上書陳情書，請求授予戈登將軍在來華期間“作為一個總兵（ 即旅長 ）所應得的官銜和職位”。當然，通過帝國法令的形式授予其官銜和榮譽，這是對這個來華將軍最好的表彰。

　　“敦促戈登採用更為嚴厲的軍令來維持‘常勝軍’的軍紀，原因是這樣一支部隊現在的狀態就是一盤散沙。採取這種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杜絕以往所有的悲劇再次重演”，李鴻章相信，這樣的一份敕令一旦發出，所有有問題的官員都會俯首聽命。

　　但就在此之後的兩個月，兩人的關係一度變得相當緊張：

　　在這段時間里，戈登唯一想要的就是錢，而且不遺余力，不落分毫，在他的眼中，我似乎就是財神爺。他說倘若清政府不能給予全額的軍餉，他的“常勝軍”就不會再為清政府賣命。但是我告訴他，如果一旦他們控制蘇州城，那麼他們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薪金去補發欠款和發放獎金。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此前白齊文將軍統領部隊的時期，不過他採取了武力手段解決問題，那就是搶奪了上海軍需官的金庫。也正因為如此，李鴻章解除了和白齊文之間的合作關係。在接下來的外交控辯中，英美兩國駐北京的公使對白齊文予以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不過李鴻章對這樣的討論表達了斷然拒絕的態度。因為在他眼中，這樣既敢違法又敢中飽私囊的家夥是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被接受的。但就在戈登上任的五個月之後，白齊文又頭腦發熱地投靠了太平天國的叛軍，和他一同叛逃的還有一百多名對帝國待遇不滿的歐洲士兵。戈登也因為李鴻章對待白齊文的態度受到了影響，他覺得自己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重新組建一支有紀律有戰鬥力的部隊是非常讓人覺得痛心和失意的，于是戈登就辭去了司令的職務。但隨後他就聽聞了白齊文的偷盜行為，內心中的武士性格驅使他重新接受了原來的職位。這些事情的發生時間就是1863年。對于李鴻章來說，白齊文事件的影響相當嚴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所發布的文告中窺見一斑。文告中聲稱，只要能抓獲白齊文，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他就賞賜那個人白銀三千兩；而後他又以得意、蔑視、勇敢的姿態來對待那些英美領事館中的強勢當權者，這件事情中表現出的品質就是李鴻章外交風格的典型代表。

　　在白齊文叛逃之後，戈登又重新回到了那個讓他並不情願的位置上。然而，李鴻章並沒有因為他如此寬宏大度的胸懷而心生感激，相反，他依舊固執地堅持著小氣吝嗇的態度對待“常勝軍”，而在戈登的心目中，他也始終堅持對正規軍的軍餉進行索要，鄙視那種在得不到的情況下就用武力方式進行劫掠的做法，原因也是這樣的制度存在已久並在前任的時候頗受歡迎。在部隊佔領昆山之後，他修書一封給李鴻章，其中的措辭相當強硬，以“不想因為每個月在索要糧餉的事情上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為由，提出辭職，以此進行要挾。此外，他還聲稱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依舊出任這個職位，簡直就是他身為英國官員的一種侮辱。不過，倘若問題一旦涉及金錢，李鴻章就變得相當頑固了，他之所以不願放棄這個原則拒絕暫時性的屈服的唯一原因就是害怕自掏腰包。

　　1863年12月，戈登攻陷蘇州城。在此之後，李鴻章公然背棄此前雙方的約定，斬殺了太平天國的頭領。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做法完全符合李鴻章的處世之道和他內心的道德哲學。而且就是這件事讓我們對李鴻章的個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那就是無論任何事情，只要阻攔了自己的政治圖謀和政治野心，那就要對他甚至是他的生命採取果斷的消滅態度，而此前的歐洲人卻對這方面知之甚少。李鴻章從他視為榜樣的慈禧太後身上學到了一種東方式的殘忍哲學，那就是對待那些阻攔其實現心目中的國家義務或是阻止其獲得個人利益的人，必須除之而後快。

　　“常勝軍”攻佔蘇州一段時間以後，在李鴻章看來，很多事情的狀況已經變得日益明朗，那就是太平天國已經失去其心腹命脈，距離它的生命終結的時間已經不遠了。1853年秋，就在白齊文叛逃到太平天國那里後不久，因為李鴻章對待“常勝軍”過于吝嗇的態度，這支部隊中有很多人好像要學白齊文的做法。然而，面對這些被財富所困的士兵，倘若想讓他們幡然醒悟去對抗太平軍，政府所能做的好像又太少、太遲了。在白齊文歸順太平天國之後，他一心希望組織一支可以與帝國軍隊抗衡的部隊，以此報復李鴻章所給予他的無禮且不公正的待遇。同時，白齊文還修書一封給戈登，勸說他和自己一起加入這一不平凡的冒險事業。不過，很快白齊文就發現他在蘇州城中完全無用武之地，于是迅速覺醒，理由是這里沒多長時間就會因為意見不合而出現分崩離析的結局。在太平天國被封的八個王里，只有一個人目標堅定而且決心死戰到底，這個人就是慕王譚紹光。而其余的幾個王則在其三萬名追隨者的慫恿之下，已經私下里和帝國的程將軍進行接觸，希望能夠用投降換取大赦。沒多久，白齊文和他的追隨者就看破了太平天國背後的虛弱和無助，他們開始去向戈登言明自己目前所處的困境，希望能夠再次為帝國效力。而戈登還是很樂于接受他們此時的求援的。在這個處理告一段落之後，太平天國的一次針對慕王的秘密刺殺行動已經在一次議事大會上悄然展開。太平天國中的叛亂分子希望剪除掉這個起義隊伍中的最後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希望死戰到底的王爺，當然這樣的刺殺在他們眼中可以為他們的投降向帝國換取更為優厚和寬松的條件。在這樣的秘密行動之前，程將軍和戈登將軍已經同太平天國中希望叛逃的將軍見了一面，作為對帝國免其一死的特赦的報答，王爺們同意秘密撤換掉城中一個崗哨，放帝國的軍隊進城。程將軍參與了這個秘密協定的制定過程，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協定的一項就包括蘇州城被佔領之後不能夠被劫掠。協議達成之後，戈登命令程將軍回營著手布置相關的事宜，而自己則到李鴻章處報告此事，他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換回他攻陷這座城池的應得獎賞。為了讓自己的手下將內心中對侵奪劫掠的欲望消除，戈登特意命令部隊撤退到距離蘇州城一天的行進路程之處。然而此時李鴻章的腦海中只存留下蘇州已經攻下的結果，卻忘記了自己當日對戈登的慷慨許諾，也拒絕了戈登之前提出的為“常勝軍”發放兩個月軍餉的請求。此舉嚴重傷害了戈登在部隊中的威信，還險些引發兵變。因為此前戈登就已經當著程將軍和各位軍士的面莊嚴許諾，倘若太平軍首領按時投降，那麼就可以免其一死。縱然沒有李鴻章的許可，戈登也完全有權力保證讓這些被徵服者享受到人道的待遇。

　　就在幾個月之前，帝國軍隊攻陷太倉之後，抓捕到了七名太平天國的首領，並對其進行殘酷的拷打。而這件事就發生在戈登向太平天國的投降者作出保證之後，隨之這七名俘虜就被淩遲處死。此事令歐洲人感到極度的震驚，並對淩遲的行刑過程感到強烈的震撼。這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在上海的英國軍師統帥布朗對李鴻章發出嚴正警告，聲稱倘若這樣的事件再出現，那麼英國軍隊將撤出帝國的戰鬥編制。就在這種嚴正的警告之中，李鴻章被迫承諾遵守人性的方法處理反叛人員。不過，所有的承諾都是發生在太平天國還並不是十分空虛或是即將出現崩潰之前，現在李鴻章已經摸清了太平天國的底，所以他能輕松應對戈登以及其他英國官員的態度轉變，並對此持淡定的態度。或者可以說在不久的將來，李鴻章發自內心地希望英國官兵撤出，戈登也離開他現在的職位，這樣一來，任何人都不會再阻撓李鴻章對太平天國進行殘忍報復的行為。當外界環境已經不能給李鴻章帶來重大壓力的情況下，李鴻章就毫不猶豫地向那些太平軍的首領伸出了雙手，下令將他們處死。

　　關于這次屠殺流傳著各種版本的說法，其中當然也是眾說紛紜。第一種說法聲稱是依據戈登在他最為惱火的時候寫下的記述，在其中，他詳細地列述了李鴻章親手簽署的處死各王的命令，還把蘇州城交給他隨意劫掠。而程將軍此時也以李鴻章的直接代表身份現身，對這份記述作出了證明。毋庸置疑，關于劫掠一事，確信無疑是李鴻章有意為之，因為這種做法不但可以給太平軍造成威懾，同時還可以借別人的力量減輕發放軍餉給自己帶來的財政負擔。而關于殺害太平天國的投降王的事情，李鴻章對于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必定會給戈登思想上帶來嚴重的影響這一結果，自然是心中清楚得很，這從李鴻章在這個時件發生後出去躲了一段時間就可以看出在內心深處，他對英國人採取報復手段還是心存恐懼的。事實上，李鴻章的這種恐懼心理一直持續到戈登帶著怨憤離開部隊。但是他寧願選擇讓戈登滿懷怨憤，也不願意選擇讓英國的這支小部隊繼續屬于帝國的編制。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針對他的一切過錯，帝國都會毫不猶豫地加以赦免，甚至還會給予他重重的獎賞，獎賞他用最為保險的方式讓帝國擺脫了再次遭受太平軍首領復辟的危險。他也清楚這種背信棄義的殺人方式一定會讓自己在整個事件中作出的成就顯得不那麼輝煌耀眼。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的頭腦完全清醒，判斷也完全正確。因為戰爭的勝利，李鴻章獲得了帝國給予的賞賜，其數額要遠勝他冒險惹怒戈登所付出的代價，而這一切都為他日後的事業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

　　我們可以從英國的權威人士在現場搜集的證據看出，李鴻章對那些投降的首領實行招安之後，就已經確定了對他們的殺戮計劃。在此之前，李鴻章和他們在軍營中見面時的氣氛還相當融洽，李鴻章稱讚他們是“棄暗投明”，甚至許諾將會推薦他們出任朝廷之上的高級領導職務。李鴻章在表達完自己的友善態度之後就抽身而去，把程將軍留在了營帳。就在他們與程將軍安靜地談話的時候，事先埋伏好的行刑者突然出擊，並把他們碎屍萬段。我們不必懷疑，事實情況正是如此。而就在兩個月之後，戈登在赫德的巧妙斡旋之後，終于平息怒氣，同意重新赴任的時候，李鴻章卻又對這件事情狡猾地篡改了一番。這種篡改寫在一份特別的文告里。在文告中，李鴻章聲稱自己使用的是完全公正的官僚方法，不僅說自己的方法適宜得當，而且還處處表現仁慈和善意。對這個文告的發布，戈登持有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文告的發布必須以讓公眾知曉真相為目的，也就是讓公眾都知道戈登本人在李鴻章背信棄義地殺害叛黨的過程中沒有參與任何環節。文告就這一點進行了完整的說明，與此同時，此舉並不曾影響它對李鴻章的行為進行無辜的辯白，從而令這份文告能夠達到李鴻章要求的“總督的意圖看似與戈登不一致，但事實上，二者卻並無矛盾甚或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為了表明屠殺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李鴻章還聲稱太平軍首領在進入他的營帳之前，出現了拒絕剃發和解除武器的要求等種種無禮的行為。“納王（ 郜永寬 ）的講話意思模糊，而且舉止粗魯無禮甚至十分兇猛”，“因此總督對于已經達成的條件作出修改也只是為了保證自身的安全。在開始的時候，總督接受戈登轉述的這些人的投降請求之後，總督自己也沒有預料到這些人在最後竟然企圖修改投降的條件。總督面對眼前表露出的危險跡象，出于對事情發展的長遠考量，倘若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恐怕事情的發展發生變數，那麼好不容易成就的眼前的有利局面將推倒重來，那個時候一切悔之晚矣。而倘若總督嚴格地遵照協議，這些人將會在暫時性的投降之後再次走上反叛的道路，而千萬軍民也將因此而飽受殘害。此例一開，原有的偉大計劃就很難取得最終的實現。所幸總督在關鍵時刻作出了正確的決斷，剿殺這些叛徒，讓他們的追隨者也樹倒猢猻散，所有人的安全也得到了有效保證，而這就是總督之所以如此為之的主要考慮”。

　　李鴻章在顛倒是非，至少是弄虛作假方面一定是一位高手，而戈登在這方面就顯得相形見絀。戈登的英國官員背景，讓他對于中國的官僚方法和政治傳統知之甚少，而這也使得李鴻章的屠殺行為在他的眼中變得不可饒恕。而經過赫德和其他斡旋者的積極勸說，他最終還是認識到所有的有關對于這個城市投降的敦促、原有對于大赦的許諾、調解的酒宴甚至是預先設下的謀殺陷阱都與這個古老國度的政治傳統和治國之術暗暗符合，而且這種傳統由來已久。戈登是一位具有武士精神的意志堅定的人，而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所作所為卻變得不合時宜起來。以李鴻章的觀點來審視戈登，他無法理解戈登對這些叛亂分子的生命關懷，更無法理解當事實和他曾經許諾的大赦相違背時，戈登表現出來的憤怒，他們甚至認為戈登的言行舉止就是虛假和荒誕不經的。在這些問題上，戈登與李鴻章針鋒相對，產生這種對抗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他們二人卻都不幸地將此割裂開來。

　　在佔領蘇州城兩個月的時間里，戈登的情緒相當低落，表現得異常憤怒，他懶得活動，縈繞其心間的依舊是那些問題。而這種情緒也在“常勝軍”中蔓延開來。從蘇州城中撤出來的時候，這支隊伍變得不再像以前那樣忠誠，而且心懷不滿。李鴻章敏銳地感知到了這些問題，而他的這種敏銳的感知能力來源于他一生中多次經歷這種情況而獲得的豐富經驗。于是，李鴻章開始在金錢的支出方面變得慷慨起來，而由此帶來的也是戈登在勸說之下同意和李鴻章言歸于好。1864年2月，“常勝軍”又進入戰備狀態，這只是戈登在冷靜下來之後，經過慎重考慮，認識到自己能為這個帝國帶來的最好禮物就是趁早解決這場大混亂以減輕其造成的破壞，即便所採用的方法是自己為之鄙夷的，當然，他的這種改變並不是出于對李鴻章的欣賞或是信任。而就在5月份太平天國行將步入末路的時候，李鴻章的工作重心就轉移到了戈登軍隊裁撤和解散的問題上。因為學者們對于由于散兵遊勇造成叛亂持有本能的厭惡心態（ 並非無緣無故 ）由來已久，所以“常勝軍”一旦完成他的使命，李鴻章便變得慷慨甚至傾囊相贈，為的是盡快讓這支歐洲軍隊打道回府。而戈登拒絕朝廷封賞的行為，讓李鴻章感到的更多是氣憤而不是悲傷，因為這種拒絕直接表現出的是對朝廷的輕蔑，以及對李鴻章的不尊重。而此時這位李大人正成為這個王朝的中流砥柱和捍衛者，擺在他前面的是通往金錢和權力的陽光大路。

　　毋庸置疑，和戈登的交往對李鴻章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持續時間是那麼久，而這種影響給他帶來的遠見卓識較于其他的影響也更有助于李鴻章建立自己的事業，同時也更為深遠的鼓舞了他日後的外交行動，讓他和同時代的人相比顯得更為突出和優秀。而兩個人在戰爭最為激烈或是在對于追求結果的時候表現出的暴躁和缺乏耐心卻極為相似。李鴻章是一個急脾氣，做事時常顯得過分甚至暴躁，但這並不是他的心胸狹窄——這也來自戈登這位英國的勇敢紳士的影響。而戈登本人給李鴻章帶來的情感創痛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撫平、愈合，在李鴻章的記憶中，留存下的只有美好的事情而非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對于戈登本人來說，對于李鴻章的忌恨和咒怨也未能持續很長時間，兩個人在相隔亞歐大陸的遙遠距離彼此原諒了對方，對對方既往不咎。這也是為何李鴻章能在戈登離開中國三年之後，還親口就戈登作戰的英勇加以稱讚，而那本著名的傳記對這件事情進行的記述也是相當真實而詳盡的。

　　而就在此事發生六年之後，中俄戰爭即將爆發的時候，李鴻章幹脆利落地採納了赫德提出的向戈登將軍請求幫助的建議。在戈登呈給中國政府的書面意見中，他用相當嚴厲的語氣指出了中國政府的軟弱。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份意見也讓他們之間的敵意向更壞方向發展的可能就此打住。李鴻章既沒有因為這份意見改變，也不曾對于自己購買軍用物資來進行個人獲利的愚蠢行為加以糾正。但所幸的是這份意見與李鴻章的和解政策不謀而合。因為當時李鴻章正在極力反對醇親王和左宗棠等主戰派的主張，他建議採取和解的政策來平息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而戈登提供的這份意見恰好成為李鴻章勸說太後支持他的政見的有力依據，從而確保可以將因為在彼得堡談判中割讓了新疆伊犁而被判死刑的崇厚的死刑得以免除。針對這件事情，戈登在給李鴻章的備忘錄中，相當坦率地指出了造成中國衰弱的財政根源，而這種觀點也帶著戈登本人在華的不愉快經歷的影子。這也使得某些心胸狹隘之人會懷疑戈登出具的這份意見的目的是想和中國政府算舊賬。不過，李鴻章並不是一般人物，他對戈登足夠了解。

　　戈登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留給李鴻章的印象不僅僅讓他對歐洲人軍事力量的強大深信不疑，還使他試圖站在相對的位置上去對倫理道德進行思考。盡管這樣的思考對于李鴻章來說是痛苦的，但畢竟對他有所助益。戈登對于李鴻章的助益除了他的勝利給李鴻章的事業打下了成功基石外，從這種意義上講，李鴻章的許多觀念都形成于這個時期，而這種觀念給他日後代表中國進行外交行動帶來激勵。而在觀念形成的過程中，戈登的影響無疑是決定性的因素。然而，這個影響連同他對歐洲道德的標榜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李鴻章身上的作用逐漸減弱了，因為後者在同形形色色的外交官以及資本家的交往中，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言語之間常常帶有痛苦和覺醒地談及歐洲人和基督教。然而，這位飽受儒學熏陶的學士，從未對戈登給他展示的西方文明中精神力量的強大存在產生過絲毫的懷疑，也正因為如此，這樣的精神力量在李鴻章後來的人生歲月里留下了深刻烙印。

　　伴隨著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被成功鎮壓，曾經是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也得以憑著外交官、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角色開始自己新的事業。直到他在1870年成為直隸總督之前，他仍然承擔著鎮壓捻軍和回民叛亂的連續不斷的軍事戰役中的指揮性工作。然而此時的他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儼然已經成為一位權貴，他手中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刀和劍都更有力量。1867年，他被調到湖廣總督的任上，而後的幾年接替成為南洋通商大臣，也正是在這個職位上，他與歐洲的官員和商人取得了更為緊密的聯係，而且這樣的關係范圍急劇增大。當然他偶爾也回安徽老家探望母親，這也僅僅限于戰事結束以後和履行完官任職責的空閒時間。同時在這樣的時間里，他也能抽身去處理一些家庭瑣事和進行自身品德的培養。在1868年去武昌接任總督之前，他在安徽老家一直待了三個月之久，而就在第一任妻子慘死在太平軍之手後，他在此時選擇了續弦。在這件事情上，他更為看重父親處事的謹慎和想法，因此他選擇了一個擁有不凡性格的女子，這個女子聰敏乖巧、優雅賢惠，擁有開闊的心胸。總之，她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從李鴻章平日的記載來看，這第二任妻子對他平靜謙和的克己哲學、逆境之中的堅忍不拔和開闊視野都大有助益。當然，這當中還包括他的母親對他的影響，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提過。自然，李鴻章也對這兩位女子抱有深厚的熱愛；李鴻章的孝心也深為人知，特別是在母親葬禮的問題上。對于那些一味把葬禮的奢華看作是他愛慕虛榮、好大喜功和貪婪個性的證據的人來說，李鴻章在孝道方面絕對是他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