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宓吉先生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稱職的觀察家和最精確的記錄者了。他在以個人觀點來探討李鴻章為之畢生奮鬥的事業的時候，曾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疑問：像李鴻章這樣一位求真務實的人，要將畢生事業投入到要將如此巨大的任務完全壓到一個人的肩上的原因是什麼？他經過分析認為，中國人“相當聰明，不過一旦涉及他們在處理國家大事的能力時，他們就如同築造沙丘城堡的孩童一樣天真，自然而然地，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可能是他們一方也可能是我們一方，對其所面對的問題產生了一些基本的誤解。不過倘若我們考慮到中國人生活在道德力量支配的世界，由此，我們就可以解釋通物質世界對于他們所謂的誤解了，但誤解仍不可避免會發生，因為在這兩個世界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甚至可以互相妥協的部分，一個世界注定不可能理解另一個”。

　　為了尋找無法達到的此二者之間的妥協模式，李鴻章白白浪費了不少時間。倘若他如今還在世，那麼他會憑借敏銳的洞察力發現，在如今讓人心生恐懼的歐洲物質文明的結果中，中國堅持自己的古代信仰，正因為堅持自己的家族式統治體係，才有了新的且正當理由的自信。在同歐洲人長時間的耗費心神的打交道過程中，李鴻章經常捫心自問，也經常詢問這些歐洲人：倘若一個國家獲得的世界充滿了殺人的制度，同時它也失去了自己的靈魂，那麼這個國家會為此撈到怎樣的好處呢？

　　1896年，他在對歐洲和美國進行巡遊時，面對那些令人驚訝的輝煌成就，他憑借著自己那成熟的判斷力，甚至得出了一個無比誠摯的最終觀點，那就是盡管中國在物質上遠遠不如“蠻夷”並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國文明構建的生活科學比任何“蠻夷”的社會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過比較性的觀察，他才形成了這個判斷，這一判斷和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那本能的、堅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我們會受到無論何種關于李鴻章生活的記載的誤導，並錯誤地認為他的這個判斷不足以解釋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他對道德哲學的無比忠誠，一直隱藏在他坦言對西方機械科學的熱情的背後，隱瞞在他所承認的這個熱情推動著他所接受的這些科學的最強動力的背後。這個道德哲學體係比希臘和羅馬的哲學體係更穩固，不是建立在軍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經歷了時間的考驗，而且從來不曾被徵服，也不可能被徵服。在為了尋找不可能出現的妥協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懇懇地購置過輪船和槍炮；不過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里，他仍然讓自己的信仰最終堅定地根植于中國的故土上，而且堅定地毫不動搖。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那更詳盡的著作里找到證據。

　　倘若歐洲傳記作者想要仔細地研究這位中國著名的政務活動家終生從事的事業，那麼他或許會遇到相當棘手的問題，理由是直到現在為止，尚無任何對于此人的生平的精確的敘述出現在中國。那些關于他的情況的資料都散佚在他的奏折、帝國的法令以及國家的文件里，而且中國官方的修飾者已經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或多或少的破壞，因為他們想戴著有色眼鏡去“改造歷史”，這種改造不是基于事實，而是要按照統治者的意願和將來的需要來記錄歷史。作為朝代的編年史，這些資料和現實世界或許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關係，其作用只是為官員們描繪出了心目中所謂的世界，那些只會在討論國家大事時裝模作樣但手上根本沒有可供參考的正規材料的文人騷客最終組成了它們的出版部門。太後出于“歷史準確性的目的”，依據王朝編纂議事錄的先例，下令對義和團的記錄進行刪除。同樣的道理，盡管從1904年開始，學者們和史學家們就已經開始著手編寫李鴻章的傳記，但是我們仍要考慮到李鴻章的官方傳記是不是已經因為同樣的理由遭到刪改。盡管我們可以憑借李鴻章和學者們私人交往的日記以及記述中獲得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是相當有趣的，也是相當精確的，不過這些資料因為很難找到，因此被美國編輯稱為“眾人矚目”的珍貴資料。1901年，上海某份報紙曾刊登過一篇李鴻章傳記，不過，該傳記並沒有對他治國之術的重要動機進行分析，更不曾對其事業成功的秘密予以探究，而且對于李鴻章的家庭以及其社會交往，更是絲毫不曾予以解說。

　　總體來說，那些發現于歐洲觀察家的著作里的大部分資料皆立足于批判李鴻章的事業，而且語言犀利異常。因為受這個國家的語言和風俗方面的表象上的影響以及對官方文件的過分重視，導致這些觀察家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受到誤導，從而無法得出事實的真相和正確的結論。然而，那些曾經近距離接觸他，並描述了眾多有關重要事件的秘密歷史的歐洲人是最為了解他的，遺憾的是，這些人都已辭別人世，而且不曾留下關于他的任何相關言論。

　　畢德格先生是李鴻章的美國秘書，他曾經保存過李鴻章的一本日記，據說這本日記竟然是得自李鴻章去世前所睡的床上，而且是偷著拿走的，而且一直被小心地收藏著，從不示于外人；德璀琳先生是李鴻章的心腹顧問，他和赫德爵士曾經在北京和天津分別保存了他們與李鴻章往來的大量信件和記錄，不過這些信件和記錄均毀于後來的義和團動亂；所以，從1870年到1900年，對于李鴻章在此期間眾多對外事務上的秘密外交，後人只能靠著無盡的猜測和遐想來填充，並且現存的證據里還有一些地方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亞歷山大?宓吉先生雖然已經去世，但在所有現代記錄里，他的著作可以說是最珍貴的資料，不過這些資料也只是涉及了李鴻章生活中一段相對簡略的時期；而且，由于宓吉先生與李鴻章是私交，加之他對這位大總督心存欽佩之情，所以導致某種平衡的缺乏，因此這些資料的可信度就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著質疑。《 英國人在中國 》是宓吉先生的另一著作，在這部作品中，他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感情傾向。

　　李鴻章自己所寫的大量著作，也是探究這位19世紀中國開創者的品性和終生事業的一個源頭。毋庸置疑，李鴻章終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編寫者，也是一位現實運動的評說者，不過，其影響只要存在于現存的人士中間，那麼我們就無法得到更多、更準確的信息，以增加我們進行研究的資料。因此，我們有時候要對這些資料的佔有者進行分析，有時候也要對這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領導者和代言人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1913年，一本名為《 李鴻章總督傳記 》的書出版，該書的導言部分是由科士達撰寫的，據說這本書是由一本來自李鴻章大量手稿的翻譯集編纂而成的，全書內容包含了李鴻章曾經任職的各個衙門。據那位小心謹慎不願透露姓名的編輯宣稱，這本出自李鴻章傳記的選集，是由那位已故的政治家的家人及朋友經中國政府的允許後向世人公開的。

　　不過這本書一定是一本冒名之作，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們只是強調對李鴻章日常生活的瑣事的記載，卻一直不曾提及這本書的面世在國際上產生的重要性。這表明這位總督的公文不是已經被卑劣的新聞業為了獲取利益而拿來炒作，就是已經被用來服務于那些出于索取政治目的的人。由于這本書是被曾在中國政府擔任過重要職務的美國外交官和政務家向公眾首次推薦的，所以該書贏得了眾多人的關注。可是，正直的評論家對這本書的真實性從一開始就提出質疑。理由就是此書在實際上並沒有談及這位重要的總督在30年的國家事務中所扮演的傑出角色，相反卻只是一些娛樂性的流言飛語和奇異的哲學觀念。此外，在此書剛出版的時候，就如同那幾位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盡管該書包含了一些相當有益的回憶，也經過了選擇性的編輯，這都說明其內容是不會弄錯的證據，不過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書中不曾出現對這些文件真實性予以肯定的聲明，而在該書第一次出版的時候，英國和美國的出版社也對這些文件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實際上，早在這一欺詐行為被揭露之前，有人已經對其產生了質疑，不過一方面，那些心存疑惑的人不能據此斷定這一傳記的作者曼尼克斯先生，是否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因為他最早是在紐約《 太陽報 》和倫敦《 觀察家 》上刊登這一傳記的，而且是一位富有事業心的美國記者，他們也不清楚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他是否已經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或者他是否已經徵得了這位總督的親人或朋友的許可。另一方面，真相已經很明顯，有人針對在此之前聲稱中國政府已經授權以及李鴻章的家庭成員發布此傳聞予以否定。如今，李鴻章的一位家人已經正式對外宣稱，無論是在世界各地遊歷期間，還是駐留天津期間，這位總督從來不曾保存過任何日記。與此同時，事情的真相已經被查清，曼尼克斯先生事實上只是美國第九步兵部隊的一名二等兵，1900年，他所在的部隊恰好就在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地區駐扎。

　　不過，考慮到他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能力，我們可以斷定他可能接觸到李家的一些家庭成員或者接觸到心甘情願且具備向他提供一些傳記素材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眾多對新生中國的建議性思考的痕跡，好像它將某些啟示和靈感賦予了中國，所以，稱其為天才的謊言真是一點兒都不過分。誠然，公眾願意付出真誠來接受書中的內容，僅僅因為它在豐富人們的知識方面是有一定的益處的，尤其對增加人們深入了解遠東歷史上的人物和事務的知識，更是大有裨益。

　　我們姑且將維新派的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正參加到這些傳記的編寫工作這一問題放在一邊不談，平心而論，無論如何，這些傳記都將一個看起來似乎相當合理的想法向我們傳達出來，那就是李鴻章以書面的形式指認的繼承人或繼任者也許認為在他死後編寫一些感想奉獻給他是比較妥當的方式。對提供給中國官方的種族思想方面，他們也具備一些獨特的參考價值，倘若不曾親身鑽研當地知識，不曾有相關專家的幫助，或許作者根本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寫作目的。比如說，對于那些不屬于天朝的東西，眾多中國官員都持有不屑一顧的態度，這些官員稀奇古怪的處事方式以及愚昧無知的行為在傳記里均有所反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比較敘述國內官員思想的著作和反映這位總督事業中重大事件的歐洲觀察家的觀點，以便于在不經意間加以引用；不過，讀者應該在自己的頭腦里有一個清晰的觀點，那就是事實上，李鴻章很少記載自己的感情，他絕少就此方面的情況在自己的日記中書寫。李鴻章辭別人世不久，他的兼職幕僚，也是最順從他的謙遜的辦公人員盛宣懷就將自己編寫的李鴻章的官方公文在上海出版。

　　實際上，就這些文件的用處來說，與其說它們對歷史有用處，還不如說它們對帝國法令和清朝編年史的編撰更有實際的價值。整體來說，這些公文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將傳統官員亂說一氣以及作者粉飾官員門面或挽回官員面子的無與倫比的能力揭示出來，而且根本不顧及事件的準確性和真實的過程。從那些聲稱頗具權威性的中國歷史記載，以及記載著李鴻章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那段歷史來看，意即從太平天國起義那個時代一直延續到義和團運動，那種明顯的“裝模作樣”的氛圍籠罩在李鴻章的這些公文中，由此可見，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大環境下，中國的官僚們生活著、行動著，以其獨特的方式存在著；對于作者對他的政治和道德環境的本能的服從，公文中也有所表露。但是，平心而論，它們的主要價值有兩點，其一是在偶然中表明了這位儒學家用淡然處之的姿態對待現實世界，其二就是表明了他之所以具有這種高姿態，總體上是出于他對中國出神入化的治國思想的信仰。因此，對李鴻章的生活和時代的研究，我們必須更多地建立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建立在能夠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的歐洲觀察家的記錄上，而不是那些存留下來的中國官方記錄，或者依據李鴻章去世後所存留下來的自己的文件。所以，被稱為證據的，應該是那些可以起到促進作用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並不是結論性的東西。但無論對我們予以指導的最高領導是誰，也無論他們在指導我們的時候，依據自己的觀點能夠得出怎樣的結論。

　　總之，一句話，我們在對李鴻章本人以及他作為19世紀開創者的地位作出終結性的歷史評判時，我們就應該懷著一顆客觀之心去看待此人及其著作，對于他出生時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必須牢牢地記在心中。當我們以一個客觀的態度分析他的成就和他的錯誤及失敗時，我們不應忘記那些非同尋常的不斷增加的困難：對內來說，在“神聖的遺產”中，清政府的權力逐漸衰落；對外來說，歐洲人不但將危險信號發出，而且他們的一只腳已經踏進了中國的國門，但是這個時候，李鴻章冷靜從容地應對當前的局面，而且差不多是孤軍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