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們剛搬到這個地區時，瓶裝酒特許專賣店的隔壁有一家幹洗店。店是一對名叫安德里亞嘉拉索和圖瑪絲嘉拉索的馬耳他夫婦開的，我和妻子慢慢與他們混得很熟。幾年前，嘉拉索夫婦的幹洗店關了門。至于為什麼要關門，不得而知，門上也沒有張貼“對顧客造成不便表示歉意”的布告，也沒有任何關于店鋪即將重新開張的保證。前些年一直用作幹洗店的房屋被遺棄了相當長的時間，前門和門後堆滿了垃圾郵件和未付賬單。

　　我和女兒克萊爾住在一起。她今年三十八歲。五年前婚姻破裂後，就搬來和我住；當時她原本只想住一兩個星期，等恢復平靜就搬走。澳大利亞的冬季剛剛過去，我待在威尼斯，回家時發現冰箱空空如也。我不知道克萊爾為什麼不買吃的東西，她是個非常成功的設計師，薪水豐厚，所以並不是錢的原因。我問她為什麼不買點吃的，她嘴上說買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買。吃的東西在哪里呢？我從機場坐出租車回來，走進家門，發現冰箱里沒有牛奶。從威尼斯飛回墨爾本的漫長旅途令我精疲力竭，因此我很可能對她說了一些難聽的話。克萊爾比她母親還容易哭。我說了聲對不起，她又哭了一會兒。“哦，沒關係，爸爸。我知道您不是有意的。”我有些無法理解她。

　　即便是有了現代化的大型客機，威尼斯與墨爾本之間的距離仍然猶如兩個世界。你只能調整你自己。威尼斯與墨爾本並不在同一個星球上；不管飛機飛得多快，不管坐飛機變得多麼舒服、多麼愉悅，威尼斯到墨爾本的距離永遠不會比威尼斯共和國時代更近。這里是春天，在我看來，所有的一切都顯得非常幹燥，了無生氣。回到家里，面對一個空空如也的冰箱；我只記得這些。我甚至無法給自己泡杯茶。所以，從機場出租車下車沒兩分鐘，我就又向商店走去。

　　在瓶裝酒特許專賣店旁邊拐彎時，我仍然沒想清楚，自己是高興回家，還是後悔沒在威尼斯再多待一兩個月，或者多待一兩年，或者是永遠。為什麼不呢？在經過以前是幹洗店的那家店鋪時，我沮喪地問自己，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回家呢？這時，一陣新出爐糕餅的美妙香味撲鼻而來。二十年來，我們在步行去商店時總會經過嘉拉索幹洗店，聞到的只有幹洗化學洗滌劑的味道。我停住腳步，透過這家店敞開的門往里看。這是一家新店。我估計我當時一定是露出了微笑。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愉快的驚喜！櫃臺後的女人與我四目相對，也向我報以微笑，好像很高興，因為她看到一個陌生人正站在街上欣賞她漂亮的店鋪。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店里擠滿了顧客，她很忙，所以，微笑是我們之間傳遞的最簡單的示意。然而，她的微笑還是讓我的精神為之一振，我沿著街道走著，為自己能回到家而不是在威尼斯度過余生感到高興。

　　威尼斯總會觸發我內心的傷感，總是讓我深信有些努力毫無意義。每個人不都是如此嗎？我漫步在那座永恆的城市，感覺自己就像是不可捉摸的維克多麥斯克爾。實際上，我對此並不是那麼介意。我總是會很享受地沉迷于自己的憂鬱。不要問為什麼，很可能是父親那邊的家族遺傳，陰鬱的蘇格蘭人性格的影響，他們是這麼跟我說的。可我從沒到過蘇格蘭。在這個幹燥的春天的早晨，當我在超市貨架間的通道里搜尋要買的東西時，憂鬱卻消失殆盡，感覺新糕餅店里那個充滿異域風情的美麗女人在用微笑迎接我回家。超市里，我一邊努力回想要買的東西放在哪兒，一邊想著那個女人動人的微笑。當時，我的臉上很可能是帶著一絲竊喜，倣佛發現了一件別人都不知道的事；如果別人的臉上也有這種表情，我會感到很憤怒。

　　甜糕餅不是我們的常規飲食，但從超市回家的路上，我卻走進了那家糕餅店。得花點時間排隊，我倒是不介意排隊等待。除了櫃臺後面的那個女人，店主還包括一個年近五十歲的男人和一個不超過五六歲的小女孩。男人和小女孩正從店鋪後面的廚房里端進一盤盤糕餅，那個男的一邊鼓勵小女孩，一邊時不時停下來招呼客人。顧客們的心情非常愉快。星期六上午，人們常常會很不耐煩，但此時卻完全看不到，沒有人試圖插隊，甚至連類似的情況都沒有。我站在那里，享受著糕餅的芳香和這里的友好氣氛，感覺就像是邁進了一個慷慨的、充滿傳統友愛的小避難所。我斷定，這與經營這家店的一家人有關係，他們理智、知足、天性樸實，最重要的是那個女人的舉止和風度。

　　輪到我時，我向她要了半打芝麻餅幹。看著她用鱷魚夾夾起一塊塊餅幹，另一只手拿著紙袋，不慌不忙地逐個將餅幹放進紙袋。那鄭重的表情倣佛是在說，為我服務值得她傾盡全力。這個女人四十出頭，約摸四十三四歲，皮膚黝黑，非常漂亮，大概來自北非。與漂亮的外形相比，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那泰然自若的狀態。她讓我想起曾經在西班牙人（尤其是馬德里人）身上經常看到的優雅儀態，一種含蓄的尊重，流露出對人性尊嚴的信仰；如今，這種品質在馬德里已非常罕見，只能偶爾在年長者身上見到。正是因為這個女人透露出的謙恭優雅，店里的顧客才會有那樣的回應。她把那袋芝麻餅幹遞給我，我對她表示感謝，她則對我還以微笑。就在她轉過頭之前，我在她那雙茶褐色的眼睛深處看到了憂傷，那是一絲被刻意隱藏的憂傷。回家的路上，我開始好奇她經歷過怎樣的故事。 

　　我和克萊爾說起這家糕餅店：“那些人感覺很單純，你覺得呢？”克萊爾正坐在廚房的餐桌旁看報紙。我說話時，她正吃第三塊芝麻餅幹。她咬了一小口，看了一眼，隨即把餅幹浸到咖啡里。她說，我不在時她也去過幾次，但沒發現這家店或經營這家店的人有什麼特別有意思的地方。“他是個中學老師。”她說道，好像這意味著他們不可能有意思。接著，她繼續看報紙。但我認為，這個澳大利亞男人和他充滿異域風情的妻子之間很可能有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克萊爾仍然盯著報紙，平靜且確信地說道：“愛情從來都不簡單。您知道的，爸爸。”她說得很對。我的確知道，而且知道得相當清楚。她也一樣。

　　大約一個星期後，我在圖書館里遇到了糕餅店的男人。他正和他的小女兒在一起。接下來幾周里，我又在圖書館里碰到他幾次。有時是一個人，坐在桌子邊，埋頭看著書。經常會有小孩跑來跑去，亂扔東西，不時發出吵鬧聲，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轉移他對書的專注力。他就像個年輕人一樣看書，能夠忘掉身邊的一切。我心里想，這個男人看書的方式就是鐵證！證明他單純的鐵證！我可以拿來反駁克萊爾的嘲諷。我試著看他讀的是什麼書，但從來都看不清書名。我跟他打過幾次招呼，但他只是冷淡地向我點點頭。我想，他還認不出我。他的手很大，靜脈明顯突出。那是一雙很漂亮的手，一個能幹男人的手。在我看來，他更像一個工匠，而不是教師；但不是那種普通技工，而是精于某種手藝的工匠。比如木匠。所以，即使說他是一名樂器制作師，我也不會感到驚訝。可以想象得出，他那雙手很有可能為他美麗的妻子制作一架愛心大鍵琴。

　　他合上書，站起身，我發現他個子很高，有點駝背。目送他走出圖書館，他胳膊下夾著書，目光盯著前方的地面。我很想知道，是什麼令他和他妻子走到了一起，那個皮膚黝黑、充滿異域風情的女人。

　　十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在露天公共浴場又碰到他，天氣暖和得不像是春天，更像是夏天。我在遊泳池里遊了幾個來回，發覺一個人一直在相鄰泳道里和我保持同步，一樣都是自由泳，連胳膊上下交替的節奏也完全一樣。我遊完二十個來回，從淺水區站起來，背靠在遊泳池邊上，摘掉泳鏡。這時，一直在相鄰泳道遊泳的人也站了起來。我立刻就認出他是糕餅店的那個男人。我並不打算和他說話，因為他看起來一副堅決不認識我的樣子。所以，當他向我問好，並問我是否經常遊泳時，我感到很驚訝。我說，我正想經常來遊泳。他表現出來的友好讓我感到很高興，但也很好奇，是什麼導致他改變了對我的看法。

　　我和約翰帕特納就是這樣認識的。兩個肩並肩的泳者。遊完泳後，他邀請我去泳池咖啡廳一起喝咖啡。我們邊喝咖啡，邊看著他女兒和兩個學前班小朋友上遊泳課。那個女孩總是大聲對他喊：“看我，爸爸！”他也總是會大聲回答：“我正看著你呢，親愛的。”　“她很漂亮。”我說道。他眼睛里充滿了驕傲和愛意。我想起克萊爾在她這個年齡時和我的關係。那些日子里，我們是多麼的親密無間，兩人的友誼充滿了豐富的感情、愛意和體貼。我在約翰帕特納和他女兒身上再次看到了這一切。他告訴我，她的名字是胡莉婭。他向我介紹時，小女孩正嚴肅地看著我，我發現她有一雙和她媽媽一樣的眼睛。不記得那天我和約翰都談了什麼，但我一直記得，紙杯里的咖啡莫名其妙地有股遊泳池水的味道。兩個星期後，我看到他一個人在圖書館，便提議一起去天堂咖啡廳喝咖啡。他似乎很高興見到我。

　　從那以後，我們每一兩周就會見一次面，一起去天堂咖啡廳喝咖啡。他開始一點點跟我講述他們的故事，開始時講得很慢，吞吞吐吐。首先是關于他和美麗妻子薩碧雅的故事。薩碧雅來自突尼斯，在巴黎時和他結婚，當時他還是個年輕人，她也剛過少女的年齡。接著就是關于他們的小女兒胡莉婭那美麗卻駭人的故事。現在，他們住在糕餅店的樓上，有兩三個房間。樓上不可能留給他們太多的空間，廚房在一層的店鋪後面，薩碧雅就是在那里制作美味的糕餅。從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他們家的廚房。深夜，我帶著克萊爾的澳大利亞牧羊犬“斯達比”最後一次遛彎時，經常會看到糕餅店的廚房里亮著燈。

　　自從那天在浴場一起喝完帶著遊泳池水味道的咖啡，我就發覺他對我有了訴說的欲望。不過他是一個謹慎、寡言少語的人，我著實花了點時間才讓他確信我對他的故事很感興趣。他反復對我說：“我希望沒有讓您感到厭煩。”接著，他笑了起來。這是一種暗含各種保留和不確定的笑。這種笑讓我感到焦慮不安。我擔心，他可能會覺得向我透露太多，不再繼續說下去。但我是一個完美聽眾，我這樣對他說，我是他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最佳聽眾。 

　　我總是說上本小說就是我的最後一本小說，我已經寫夠了。完成上本小說後，我對克萊爾說：“就是它了，再也不寫了。”她問我打算做什麼，我回答說：“退休。人總要退休的。去旅遊，享受自我，早上睡懶覺。”她懷疑地看著我：“您會去打保齡球嗎，爸爸？”我是她父親，她有資格說這些小俏皮話。我非常確定那會是我的最後一本書，因此給它起名《別了》。我想，對書評員和採訪者而言，這已經是非常直接的暗示，他們總是密切關注我們某些行為的象徵和含意。我會等著第一個採訪記者問我：“那麼，這是您的最後一本書了？”我則準備好回答說：“是的。”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結束。但是，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他們問我的卻是：“這本書是自傳嗎？”我引用了盧西恩弗洛伊德的名言：一切皆為自傳，一切皆為肖像。麻煩的是，他們卻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弗洛伊德這句光芒四射的小隱喻。于是，我去威尼斯待了一兩個月，享受獨處的憂鬱。回到家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無所事事。我一生中還沒學會碌碌無為的技能。我很快發現，不寫書比寫書更難。如何才能停下來？這是個問題。有段時間，我通過做別的事來掩蓋自己的恐慌，比如，在工作日上午十點左右去國家美術館。這很讓人泄氣。因為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像我一樣無所事事的人。我觀察過他們，發現所有人都是獨來獨往。接著，我碰見了約翰帕特納，突然間，我有事可做。我可以聽他講故事。我很想知道，憂傷是如何在他美麗的妻子眼中扎根的。這就是我傾聽故事的目的所在。我想找出其中的原因。

　　如果天氣好，我們還會到天堂咖啡廳外面的懸鈴樹下，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約翰喜歡抽煙。如果他堅持認為會妨礙我的工作，我就會告訴他：“這段時間我正在休息。”他坐了一會兒，用手指擺弄著未點燃的香煙，隨後直起身，開始跟我講述他的故事。講完後，我們會一起走回店鋪，但他手里的香煙卻一直沒點火。直到進了店里，他才終于點燃香煙。我猜想他是正在試圖放棄。他告訴我，他原本來自新南威爾士南海岸的一個農民家庭。克萊爾說得對，他現在是一名中學教師，在當地高中教英語，那些孩子大都來自不說英語的家庭，英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這里非英語家庭的人口約佔一半。說起他的學生時，他滿懷尊敬。但我感覺，他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滿意。他愛他的妻子和女兒，也喜歡沉浸在書本之中。我覺得他是一個對書充滿激情的人。

　　接下來，還是回到他的故事吧。我很快就開始意識到，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次懺悔。但所有的故事不都是這樣嗎？懺悔？我們難道不是因為渴望獲得寬恕而被迫講述自己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