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認為,2014年可能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轉折年。這種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現實是這一轉折更可能是個較為長期的循序漸進過程,要成功實現這一轉折,中國企業至少需要完成三個方面的調整。
首先,要完成從以資源為主體的海外並購,向以企業獲得升級轉型要素為戰略目標的調整。有統計顯示,自2000年以來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總額在3680億美元上下,而石油天然氣和採礦兩大行業的海外並購交易,就佔到2000億美元。雖然這類資源型並購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一模式已到了急需調整的關鍵時刻,尤其是在勞動力成本優勢漸失及環境污染愈演愈烈的前提下,沒有企業主體的成功升級轉型,不僅中國的企業將面臨持續發展的內外瓶頸,中國經濟增長或將遇到更多的障礙。顯而易見,未來的中國企業國際並購,如果繼續沿襲資源型並購老路,不把高新技術能力的獲得、消化乃至提升確定為並購的核心目標,不實現這一併購戰略調整,就會面臨越來越尷尬的境地。
其次,要實現並購主體的調整。這些年來,大多數海外企業並購案都是由大型國有企業完成。這在中國企業進入國際並購領域的初期階段是必要的,畢竟中國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從資金等硬實力的角度,還是從國際並購軟實力方面,一開始都遠遠超過民營企業。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格局的進一步發展變化,民營企業應逐漸發揮更大的海外並購作用。個中的原因,首先是民營企業在投資戰略考量、決策速度上日益趕超國有企業,而且在經營理念等方面更容易貼近並購目標的市場。另外,由於發達國家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偏見在短期內難以從根本上消除,從而就使得民營企業在這類市場上的認可度更高,所涉及的政治風險相對較小。這些都有利於中國民營企業實施海外並購戰略。當然,還必須重視的一個現實是,現階段中國的民營企業實力相對還比較小,尤其是融資能力更是與國有企業不在一個檔次上,這就使得民營企業“蛇吞象”式的海外並購風險仍相當高。
第三,實現文化、政治等非經濟方面的並購思維調整。回顧中國企業這些年的海外並購發展歷程,人們不能不注意到數起大並購案的流産,最為突出的是2005年中海油對美國油氣公司尤尼科的並購案例。中海油最終迫於美國國會的反對放棄收購尤尼科,關鍵的原因是中國企業對美國的對華政治氛圍了解不深,對美國國會內外對華強硬勢力的能量估計不足。中海油最後的敗北不是敗在商業層面,而是敗在對政治風險評估失誤上。今天,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企業在實施國際並購戰略前,就需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準備,尤其是與並購相關的政治、文化、環保等方面的思維調整。如要並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敏感企業,就要準確把握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要並購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就要對環保、就業、文化乃至人文等方面的氛圍進行細緻評估。否則,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導致並購遇阻乃至失敗。
毫無疑問,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發展,以及中國企業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作用不斷上升,中國企業的國際並購活動將日趨頻繁,所涉及的範圍、資金等也將越來越龐大,誘發的連鎖反應勢必趨於複雜。這就要求中國企業苦練內功,做足功課,深入了解國際上的並購規則,進行必要的戰略調整,借良好的國際並購提升內外競爭力,以達到完善自身的戰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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