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問責變成“公關手段” 被撤職官員憑啥提前復出？

　　原標題：被撤職官員憑啥提前復出？

　　新京報插圖/許英劍

　　非常評

　　近日，一條“吉林德惠大火被撤職市長書記不到一年已復出”的消息引發媒體廣泛關注，消息稱，因“吉林德惠大火”被撤職的原德惠市市長劉長春已於今年6月4日復出，原德惠市委書記張德祥也已於今年4月低調復出。目前，長春市國資委官網“關於劉長春等任免職的通知”一文已被撤下。

　　莫讓問責變成“公關手段”

　　當上級震怒、輿論關注時，鋻於形勢，嚴厲問責，已成公關手段。而既為公關策略，風頭一過，火速復出便不難理解了。

　　問責，當然是鋻於悲劇之沉痛，是給死者的祭奠與生者的安慰。然而，涉事官員被撤職不滿1年，憑啥復出？

　　免職復出很正常，有關統計剛剛顯示，6年來免職官員，除涉及生活作風者外，復出已逾五成。畢竟，培養一個幹部不容易，要給犯了錯誤的官員一個改正的機會。但問題在於，很多免職官員復出太快了，快得讓免職如同兒戲。比如在劉長春之前，原書記張德祥已于四月先期復出了。去年忻州因女兒吃空餉被免的縣委書記，從免職到異地復出，中間只隔兩個月，好比教師的一個休假。而相關規定其實幾乎是常識：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幹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相關部門不是不知道自己違規，否則也不會在媒體關注後匆匆撤下相關任命。但，明明是常識性錯誤，政府部門為何會一再明知故犯？可以推想，主導想法大致是“無所謂”和“僥倖”：一是不太認同領導必須為此承擔責任；二是認為大眾興趣點可能已經轉移，不會在意“小小”違規。

　　前不久，媒體報道江蘇徐州某鎮長因秸稈焚燒不力被紀委通報免職，但其實還在照常上班。據地方官員分析，啟動問責機制是因為當時秸稈焚燒是“敏感事件”，但隨著時間推移，類似問責有大事化小的可能。

　　事實上，“問責－免職－快速復出”已成為一些地方應付輿論的一種方式。當上級震怒、輿論關注時，鋻於形勢，嚴厲問責，已成公關手段。而既為公關策略，風頭一過，火速復出便不難理解了。比“問責-快速復出”更可怕的是，上下級部門在這一模式上達成了某種默契。這一後果，類似于“狼來了”的故事，久而久之，破壞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問責”本身的震懾力。

　　“問責”淪為表面文章，根子裏是“好好先生”式的溫情和藐視規則的人治思維。如果問責對領導幹部有足夠的威懾和觸動，甚或安全事故成為執政“紅線”，其他地方也會引以為戒，安全事故也會少一些。 □徐行（高校教師）

　　官員復出的理由應“高調”公示

　　已滿問責期限、且工作實績突出，不妨向公眾曬一曬，並主動接受社會的監督。這樣，官員復出也才更有底氣。

　　對事涉官員而言，撤掉任免消息固然顯得“低調”，但“復出”難道就不存在了嗎？一被質疑就撤，不是更顯得底氣不足、從而更加劇民眾的疑問！

　　兩位復出的官員當然底氣不足。被問責的官員並不是一律不能復出，但官員復出要依法依規，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線。與官員復出相關的規範性文件，既包括《公務員法》這樣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等法規，還包括《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黨的文件。如《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62條就明確，“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幹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

　　撤職本身是一種處罰，法律責任較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降職都重。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相關規定，受撤職處分的公務員處分期限為24個月。連引咎辭職、責令辭職或降職的官員，要復出都需要“一年以上”的期限，被撤職的官員若要復出，理當更為嚴苛才是。

　　除了期限要求之外，在新的崗位“實績突出”也是官員復出的前提要件之一。可縱觀各色復出官員，他們被撤職或免職後，大多銷聲匿跡。從復出的任免消息中，也看不出他們之前在何種“新崗位”上工作，又幹出了何種突出的“實績”。民眾之所以對復出的官員不依不饒，在很大程度上與官員復出的神秘緊密相關。由於公眾對官員被撤銷或免職之後的工作完全不知或知之甚少，“撤職/免職”等同於帶薪休假就成了合理懷疑。

　　公眾不能接受被問責官員一直“帶薪休假”，更不能接受被問責官員在一段時間的“帶薪休假”之後又重回領導崗位。作為一種制度補救措施，建議中央明確被問責官員要復出必須經過公開聽證程式，由擬復出官員自述其被問責原因和得出的理由。已滿問責期限、且工作實績突出，不妨向公眾曬一曬，並主動接受社會的監督。也只有用制度來規範復出的種種“高調”，才能強化問責制度本身的嚴肅性，並警示後來者。 □王剛橋（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