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構想一舉數得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正處於既要讓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又要保持一定增長水準；既要調結構促轉型，又要顧及産業發展和提升就業；既要擴大內需、力促消費，又須嚴控信貸；既要加大城鎮化進度，又要嚴控地方財政風險與房地産市場風險；既要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又要維持外向型經濟等多重種矛盾之中。當下的共識是，應在加大對外投資，強化産業升級兩方面尋求突破。“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為有效解決這兩個問題開闢了一條新路。

　　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前天啟動，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三大議題外，“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迅速升溫成為焦點話題。

　　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是指中國建立在“一帶一路”規劃基礎上，面向東盟、中亞等地區的對外投資和發展計劃。去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在中亞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東盟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今年7月15日，金磚國家發表《福塔萊薩宣言》宣佈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上月24日，由中國推動、包含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代表簽約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系列相互聯繫的戰略安排被有關機構歸納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重點安排。

　　近年來，隨著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越來越深，而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謀求轉型升級需要加強與世界的更多聯繫，借鑒馬歇爾計劃的提法由此在中國浮出水面。作為經濟合作對話論壇，APEC剛好給中國提供了與世界經濟高度聯繫的窗口和平臺。時隔13年，中國再次主辦APEC會議，可以利用“主場”優勢，推動建立亞太夥伴關係、激活亞太地區自貿區、促進經濟創新、改革與增長等。

　　當前的中國經濟正處在多種矛盾之中：既要讓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又要保持經濟增長；既要調結構和促轉型，又要顧及産業發展和提升就業；既要擴大內需、力促消費，又須嚴控信貸；既要加大城鎮化進度，增加房地産建設，又要嚴控地方財政風險和房地産市場風險；既要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又要維持外向型經濟、吸引外資等等。如何有效化解這些矛盾，同時又兼顧中國未來的長期發展，從戰略上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顯然還得在尋找新增長動力上下功夫。對此，當下的共識是，未來中國經濟應在兩個方面尋求突破：一是加大對外投資，尤其對非洲地區的大規模投資；二是強化産業升級，提升“世界工廠”的産業等級和技術水準。

　　與前一個突破相對應的，正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有化解過剩産能、為外儲管理提供最適合途徑一舉雙得的戰略意義。

　　産能過剩是當下困擾中國産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運作的突出矛盾，中央已出臺多項從國內角度來化解産能過剩的政策。然而，向外轉移産能也是治理産能過剩的高招。

　　利用産能輸出化解産能過剩，在歷史上早有先例。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製造業産能輸出，就是其中的代表。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利用其生産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開啟了“馬歇爾計劃”。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産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緩解國內製造業的産能過剩，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採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有比較劣勢的産業部門漸次外移。至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國內傳統製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龍”、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産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的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投資，推動製造業結構發生巨變，轉向具有高附加值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形成了以重化工業為核心的製造業結構。對於中國而言，美國與日本向外轉移産能的過程值得借鑒。

　　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進入了新時期，以中國企業“走出去”與人民幣國際化為代表的中國力量，正在引領全球化向縱深發展。此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營活動多集中于能礦與成熟市場，旨在滿足自身的資源需求，以及借助海外投資，實現産品輸出與技術儲備；面對産能過剩的嚴峻形勢，中國企業應向美國和日本企業學習，主動向外輸出産能，將産能過剩的風險轉化成為全球化的機會。依照梯度轉移理論，東南亞與非洲將是我國向外輸出産能的主要承接地。對於前者，我國正著力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這被外界視為與上海自貿區同等地位的戰略；而對後者，中國對非洲的産能輸出顯然還有很大的提升餘地。同時，此時力推“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事實上也是在推動人民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昨天，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加強進口的若干意見；前天，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削減前置審批、推行投資項目網上核準，釋放投資潛力、發展活力。各方觀察家們注意到，這些政策措施都是在為擴大投資創造環境和鋪路。

　　最新數據顯示，三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89萬億美元，較二季度末的3.99萬億美元下降了約1000億美元。鉅額外匯儲備業已被公認為中國的一大問題。迅速增加的外匯儲備在增強中國國際支付和應對外部衝擊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回顧過去的百年，作為全球本位貨幣的英鎊和美元都遭遇過大危機。根據羅伯特·特裏芬的著述，19世紀末，殖民地從英國進口通常需要支付硬通貨，而英國從殖民地進口通常使用信用證和銀行匯票，這形成了大量的境外結存英鎊，在英鎊難以維持對黃金的平價時，殖民地國家持有的英鎊債權幾成廢紙。1931年，英鎊急劇貶值和英國主權債務違約，直接導致購買了大量英國國債的荷蘭央行行長傑拉德·威瑟林辭職，並最終因心理壓力過大而自殺。1969年，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總庫無法維持運轉、美國無法維持對黃金的平價時，當時的西德央行行長主動表態，放棄行使用美元向美聯儲兌換黃金的權利。上述事件顯示，主權債務發生重大違約時，往往是債權人自吞苦果。

　　以史為鑒，我國的外匯儲備不能不做大的思路的調整。既然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增長亮點，那要保持外儲增值就該想辦法與中國經濟掛鉤。外匯儲備不能在中國使用，怎麼辦？“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購買能源資源、對外投資、對外信貸、對非洲貿易，都可以有效利用外匯資産，同時又能直接拉動中國經濟。 （文/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