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未富先懶：富二代不創業 拆二代靠租房

　　“未富先懶”，一個形象而無奈的説法，近幾年來頻頻被引用，以形容當下面臨的一種社會現象。

　　世界排名第二的GDP和世界排名遠低於此的每人平均GDP，是當下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未富”，是中國的現狀；“先懶”，是中國的隱憂。儘管大部分人並沒有“先懶”，但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對這樣的問題，需要從苗頭防起。

　　伴隨著這種現象的是，當下中國經濟處於轉型當中。一個更為依靠人的智力而非體力，人的熱情而非冷漠的經濟“新常態”，出現在人們面前。人不能懶，而應勤於創新，以知識與技術驅動中國的未來騰飛。

　　國家層面，則要創造公平與平等的環境，讓每個人的奮鬥有所獲益，給奮鬥以理由，給勤奮以希望。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時期，中國人必須大有作為。

　　“家裏蹲”成了理想職業

　　來自山東青島的任炳最近很是苦惱。他今年已經換了兩次工作，沒有一份做得稱心如意。他對本報記者直言，“其實什麼工作我都不喜歡，最理想的工作是待在家裏，什麼活都不用幹。”

　　作為“農二代”的任炳，肩上的擔子一點都不輕。父母幫他的兄長娶親後就告訴他，無力負擔他的人生大事，但也一直催著今年27歲的他早日結婚。

　　在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裏，任炳並非孤例。他發現周圍不少朋友都像他一樣，嚮往一份輕鬆又賺錢的工作。在深圳市航盛電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於世傑看來，儘管工資在上漲，但這一代工人“未富先懶”，沒有以前的工人努力。

　　一些城市居民也開始有了“很多不願意幹的事情”。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丁元竹分析説，在一些大城市，一些市民要麼靠出租房子為生，要麼憑市民身份拿到相關營業執照，出租給前來打拼的外地人，甚至還能申請社會救助，“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覺得，我憑什麼還去工作？”

　　在有關專家看來，就連公務員群體裏也有這種現象。有些公務員很講究“廉政”，但卻不重視“勤政”，有人將工作視為“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中紀委官網每月通報的案例中，總有一些公職人員因為上班期間玩忽職守或是娛樂而受處分。

　　“二代”變懶現象同樣值得警惕，不管是“富二代”、“拆二代”、“農二代”還是“官二代”，近年來屢屢以頗為負面的形象出現。“富二代”不願創業，花天酒地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農二代”不會務農，到城裏後又挑活，在用工荒情況頻頻出現時更為挑剔；“拆二代”則仗著家裏的房子不思進取……

　　不同群體中，都有人反映這個問題。例如設計行業，設計師王政強就曾批評一些同行，“設計做得一般，倒是對物質、對享受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是很浮誇的作風。”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院院長關信平教授直言，許多年輕人從小比較安逸，長大了父母也給錢，沒有急迫的壓力，將更多精力用來追求享受。

　　“隨著國家經濟水準的提高，人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準得到改善，不會像以前需要維持生存的階段那樣，把更多的時間用來努力工作了。”關信平認為，“在世界範圍內，這都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趨勢。”

　　人的“懶”還體現在身體層面，長期困擾歐美國家的肥胖問題，如今出現在了不少國人身上。此前，衛計委發佈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顯示，全國83.8%成年人從不參加業餘鍛鍊。儘管有許多客觀因素，但在分析人士看來，這主要還是因為主觀上的惰性，“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他們為何“累覺不愛”？

　　“累覺不愛”是去年底開始流行的網路用語，意為“很累，感覺自己不會再愛了”，被網民用來形容身心俱疲的狀態。

　　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看來，“未富先懶”的核心是價值觀問題。“如果一個人只把勤奮看作是致富的手段，那麼有了錢就不會再去奮鬥。但如果一個人覺得奮鬥是快樂的，即使沒錢掙也會很幸福。”

　　"未富先懶’問題首要的不是人們富不富，而是要審視，當下的社會是否給個人奮鬥設定的門檻越來越高，給個人奮鬥的空間是否讓人覺得有動力。”顧駿告訴本報記者。

　　即使為很多人所羨慕的高校教師職業，也讓許多“圍城”內的人直呼“累覺不愛”。從今年8月開始，麥克斯研究院聯合騰 訊對在校大學教師進行的調查顯示，約八成教師表示承受的壓力較大，而壓力大的首要來源，則是“個人財務狀況”。

　　“産業落後，慾望超前”。聯友電訊董事長王學宗這樣形容新生代農民工遇到的困境。“應該給這些農二代再培訓的福利，提高勞動技能，創造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就業機會，給他們安排城市居民的社保，給他們城市永久居民的歸屬感。”

　　丁元竹向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不能隨便將“懶漢”帽子扣在許多勞動者頭上。“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是真的懶，而是他們的要求變了。”

　　事實上，這一現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現。在英國，有所謂NEET族，指的是16至18歲間有一部分人，既不上學也沒工作，而且沒參加職業培訓；在日本，NEET族的範圍擴展到15至34歲；在美國，這一群體被稱作“歸巢族”；在香港，將其稱為“雙失青年”(失學兼失業)。

　　“一定要從具體人群出發，才能有的放矢。”丁元竹表示，在美國，可以利用大數據等智慧化的方式對每個人的性別、家庭、文化背景等進行分析，看相關群體會出現什麼可能的狀況。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和發達，完全可以把各群體的資訊精確化，從中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在關信平看來，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技術水準的提升，很多人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有錢有閒”，在主觀上追求一種舒適休閒的生活方式。問題是，當下中國還沒有到發達國家的程度，在這方面尚沒有條件完全效倣。

　　“每人平均年收入6000多美元的中國，現階段不能去跟每人平均年收入5萬美元的國家攀比，即使有一部分人有這個條件了，也不適合全社會效倣。”關信平如是説。

　　拒絕“未富現象”蔓延

　　事實上，在輿論對社會現象的總結中，“未富”並不僅僅指向“先懶”，還有“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等多種在國家“未富”的大前提下出現的社會問題。

　　與許多國家一樣，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代際差異在日漸凸顯。專家認為，改革開放之後出生的很多年輕人，跟老一輩人不一樣，沒有見過匱乏的時代。他們從小吃穿不愁，沒有改變生活現狀的急迫壓力。“但還是應當提倡艱苦奮鬥，年輕人一方面要更努力，另一方面要靠智力去創造更多價值，而不是靠時間和體力的大量付出。”

　　同樣重要的是，解決“未富現象”，貧富分化問題需要解決。關信平表示，社會中有一小部分達到“有錢有閒”程度的群體，給社會的影響很大。而滿大街的消費品、星級酒店等高檔消費方式，以及電影、電視上琳瑯滿目的生活方式，都吸引人們去模倣。

　　“需要從社會層面去解決。國家應下大力氣掃除權力濫用、裙帶關係等障礙。”顧駿認為，如今，需要在宏觀層面著力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繼續為每個人提供奮鬥空間。“政府需要創造條件，讓所有勞動者都能看到生活變好的可能性，讓群眾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事實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已啟動至少39項。而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褚松燕看來，這其中絕大部分回應的都是社會關於“平等和公平”的關切。

　　“改革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政府要營造好的發展環境，就要限制權力，列出權力清單，反對腐敗。”褚松燕告訴本報記者，“無論推出戶籍制度改革，還是限制國企高管工資，都讓群眾看到了政府的決心。”

　　伴隨著社會現象的出現，中國也在積極求變，適應變化了的勞動力市場與社會心理。

　　中國發展的驅動力在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告訴記者，過去靠廉價勞動力驅動的人口紅利消失了，未來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創新驅動。

　　伴隨著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對工作的越發挑剔，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值的減少。這一現象自2012年就已出現。而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一趨勢都會繼續。

　　“未來30年的輝煌要依靠勞動人口更好的教育和技術背景，為此，要改變城鄉教育水準差異等很多方面，提高人的平均水準，讓社會階層能流動起來。”關信平認為，每個人都能看到希望，是“未富”的中國走向富裕的前提。

　　最應該推崇的，是中國勤勞致富的傳統。“需要給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説清楚，中國雖然GDP世界第二，但離我們的發展目標還有很大距離，大家還要努力。”關信平認為。

　　顧駿認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都有給普通人奮鬥空間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也因此“富”起來。如今，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同樣需要在政策環境等多個層面，為普通人創造這樣的條件。

　　“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早在就任國家主席時，習近平就承諾。

　　(原標題：國人未富先懶成隱憂：富二代不創業 拆二代靠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