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國經濟最主要風險是地方債

　　中國經濟最主要的風險是地方債

　　“必須讓一兩個信託産品真正破産”

　　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就是基礎建設，就是各種城鎮、各種城市的建設，就是切實解決百姓需求，而非居民消費。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近期，數家研究機構關於中國經濟未來基本走勢的預測都比較接近：今年我國的經濟走勢相對會比較困難，明年雖然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恢復，但仍比較艱難，2016年才會呈現出往上走的趨勢。

　　近期，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擔憂普遍非常嚴重。今年1月底在瑞士召開的第43屆達沃斯年會上，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普遍認為日本經濟會是一個亮點，而中國經濟令人擔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去年和今年的風險報告中都把中國經濟視為一個世界經濟的風險點。

　　最主要的風險是地方債

　　當然，無論外界怎麼評價，我們自己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在筆者看來，我們的經濟確實存在一定風險，其中最主要的風險就是地方債。

　　審計署今年年初公佈我國地方債水準是18萬億，GDP佔比33%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從總體上講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們要仔細看裏面的具體數字。有兩個數據非常重要，一是地方債裏地方政府負有連帶償還責任的債務水準，二是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水準。

　　審計署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8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67萬億，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34萬億元。仔細閱讀報告可以發現，這幾個數據其實是估算出來的。那麼假設地方債出現問題，地方政府要從財政上掏多少錢呢？

　　審計署報告表示，2007年以來，各年度全國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當年償還本金中，由財政資金實際償還的比例最高為19.13%。也就是説，一塊錢的地方債出了問題，地方政府要拿出0.19元。實際上，這是根據歷史數據得來的，只是簡單推算出來的。我們有必要搞清楚有政府擔保的以及政府有連帶責任的地方債，政府到底需要拿出多少比例的錢去應對。

　　政府為信託買單，是在誤導百姓

　　那麼，地方債如果局部爆發的話，會通過怎樣的形式來影響中國經濟呢？在筆者看來，毫無疑問一定是金融體系。金融體系又會通過什麼來影響我們的生活？

　　首先一定是銀行。我們知道大量的地方債都是通過借新貸款去補舊貸款，是延展型的。所以銀行相當一部分貸款事實上等於是在發債，是債務的延展。因此一旦某些地方政府短期內不能夠負債，出現了違約，那麼直接影響的就是商業銀行的貸款品質。

　　第二個渠道就是信託。我國去年發放了6萬多億信託，和銀行新增貸款餘額的比重是2：3，也就是説銀行每3塊錢的新增貸款裏，就對應著2塊錢的信託。現在老百姓對於信託市場的理解可以説是一片迷茫，購買者普遍認為信託沒有風險，認為6%～7%的利率是完全可以兌現，是剛性兌付的。即便監管者反覆強調信託是有風險的，投資者、老百姓始終不相信。前段時間，工行出現的信託違約最終由政府和機構出錢買單，這件事一下子就更增強了市場對信託沒有風險的認知。實際上，這個認知本身就是不符合實際的。

　　信託的重大風險不僅在於它不透明，還在於百姓對於信託風險的認識不足。所以一旦局部地區地方政府的信託出現違約，如果政府不給予救助，則對市場預期的衝擊將會是非常大的。

　　新的增長點還是基礎建設

　　上述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從根本上講，從長期上講，地方政府必須找到一個新的融資方式。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當前新的增長點就是基礎建設，就是各種城鎮、各種城市的建設，而非居民消費。

　　實際上，居民消費已經在增長了。2007年開始，居民消費增長已經超過了名義GDP，所以消費佔GDP的比重是在改善的，只不過這個基數比較低，所以短期內是難以依賴的。

　　未來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增長點為什麼還是基礎性建設？以香港和成都為例來比較(之所以不比較北京，是因為兩者的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在私人住房、私人消費方面狀況差不多，成都居民的消費品佔有量和居住面積不比香港低，在私人汽車和電器方面的擁有品質也不比香港低。但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的生活品質差別，就在於出門以後的環境差異，在於地鐵、公交、空氣、飲用水，在於自然災害來臨時的應對能力。實際上，切實解決百姓需求，就是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增長點。

　　我們一直靠政府舉債、借錢去大量投資公共建設。儘管這些公共建設對提高百姓生活品質很有幫助，但是由於政府沒有進行商業推廣，因此會潛在地形成一個不良債務。從本質上講，從長遠上講，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資、融資、行為方式上發生改變，讓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公共建設進行民營化，把一部分表面上看難有商業回報的項目想辦法改造成具有一定商業回報的項目。比如地鐵建設，我們完全可以學香港，把地鐵上蓋(即在地鐵站上方與地鐵出入口連通的商務或住宅大廈)交給地鐵公司來做，把本來虧本或微利的地鐵交通變成通過上蓋及地下各種商業投資項目回報來補充。再比如在一些街道的改造方面，我們可以引進民營經濟，改造之後，把一部分廣告或地面交給相關的開發商。通過這種方式，把城市的基本建設轉換為企業、政府跟民營經濟合作的方式。

　　必須讓一兩個信託産品真正破産

　　應該説，上述這些方法都是一些偏長期的工作，那麼我們短期內能做的是什麼呢？就是防範公共債務的風險在金融體系裏面蔓延。

　　首先，我們必須要清理信託産品，必須跟社會講清楚信託産品是有風險的。光靠政府和媒體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找出一兩個信託産品，真正讓它破産重組，讓相關方、投資者受到一定的損失。當然這個損失不能夠太大，是要可控的，通過這種方式逐步讓市場知道信託産品有風險。

　　其次，我們在金融領域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工作，就是對銀行業的改革。現在我們這些銀行的做法是難以維繫的。

　　不能讓銀行“光吃不拉”

　　我們把現在的銀行形容為“恐龍”，光吃不拉，身體虛胖。銀行的資産現在已經佔到GDP比例的250%以上，大量的資産都呆滯在銀行內部，這其中包括了很多優質資産，比如多達10萬億以上的房屋貸款。這些房屋貸款存在銀行手中，都是非常優質的貸款，銀行拿著這個錢以後呆滯不動，還要增加資本金。我們知道銀行股現在是非常低迷，普遍都低過了票面價值、凈資産價值，而且市盈率普遍在4到5之間。實際上，銀行本身的利潤並不低，所以我們要從銀行的改革入手，從資産證券化入手，通過合理的方式避免不合理的資産證券化，把銀行手中的一部分資産，尤其是房屋貸款有序、合理、部分地打包轉移到債券市場，讓銀行輕裝前進，化解銀行自身的風險。

　　筆者做過一個測算，1塊錢的房屋貸款不用特別大的運作，只做最基本的運作，如果打包到債券市場的話，就能獲得1.1的市場票面價值，這10%的溢價是輕而易舉可以獲得的。這種銀行的改革，也可以在另一個方面促進金融體制的穩健度。通過這種改革，讓我們的債券市場做大。債券市場做大後，就能夠更好地把一部分外資熱錢引入到我們的金融市場上來。這時，我們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可以更加膽子大一點，百姓也可以有一部分資金出國。如果這個對流形成的話，就是一部分的外資，包括推出養老金來買我們的債券，包括貸款打包上市的債券，而我們資金部分出國的話，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這就讓我們的産業，製造業、出口産業在未來一段時間能夠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不斷受到匯率升值的困擾。

　　總之，必須要把金融改革一項項落地，同時在地方政府基礎建設的融資方面下功夫，搞改革。這兩件事情如果能夠從今年開始逐步推進、落地的話，我們的宏觀風險就能夠得到一定的控制。再經過一兩年的努力，筆者相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還會有所提高。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劉硯青據李稻葵在“2014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春季預測發佈會”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