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改變了企業家什麼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曾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蘭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獄。蘭世立3年前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他在服刑期間稱“不能把民企當成豬一樣養肥了就殺掉”，甚至從獄中傳出一封“絕筆信”。

　　粗略數下最近十多年出獄的企業家或經理人，知名的就有18位。其中最近兩三年出來的，除蘭世立之外，還有顧雛軍、李途純、張海、黃宏生等人，早些年出來的則有禇時健、孫大午、喬贏、吳勝明等人。

　　富豪出獄後的行蹤分別是怎樣的？十年間，他們的罪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牢獄之災究竟對他們有怎樣的改變？

　　體制內外有別，重操舊業者多

　　18人當中，有5人嚴格意義上説不能稱之為企業家，而只能説是國企高級經理人，分別是紅塔集團前董事長禇時健、萬國證券前總裁管金生、南方證券前總裁闞治東、三九集團前董事長趙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總裁陳九霖。

　　管金生選擇淡出了公眾視野。但他作為中國證券界“教父”級的人物，江湖地位還在，有機構向他發出邀請，他答應了。於是一邊養老，一邊做起財經顧問。他最近罕見的一次公開活動是在7月18日出席了一場講述萬國證券歷史的新書發佈會。管金生見到多位萬國舊部時笑容可掬。

　　與管金生不同，闞治東選擇重返資本江湖，玩轉股權投資，一邊是挑選華銳風電這種超級項目，一邊與各省市地方政府結盟。他的個人品牌同樣還在，加上熟悉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喜歡，國內外各種機構信任，可謂一拍即合。

　　陳九霖出獄後做過擬上市公司的財經顧問，也玩過股權投資，後來成為央企子公司葛洲壩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眾多副總經理中的一位。但他現在已經離職，更喜歡講段子，做“微博紅人”、“創業導師”；不久前説有一位“大老闆”請他“搞一個30億美元能源基金”，不過要等牟其中出獄後一起搞。

　　趙新先選擇回歸醫藥業，加盟南京小營藥業集團。這家企業的前身是隸屬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一家藥廠。趙新先軍人出身，三九集團前身是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家藥廠。

　　也就是説，5位國企經理人中的4位，出獄後或是不同程度地與體制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利用自己在體制內的余溫獲取資源。唯有禇時健這位出獄時已經74歲的老人，選擇遠離喧囂，種起橙子，把果園視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乾淨的土地。

　　剩下的13位民營企業家，出獄後的想法大多是“離政治越遠越好”。孫大午走向企業幕後，甚至愛上了考古。一向張揚的健力寶前總裁張海，也刻意保持低調，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國民營企業家沒辦法做到獨善其身，不可能與政治絕緣，但他們應當盡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離，或是繞道而行。對於蹲過監獄的商人而言，他們尤其明白這一點。

　　天發石油創始人龔家龍曾被稱為“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現在他仍對資源行業情有獨鍾，不過戰場不再是國內，而是海外。他聯合其他資本買下加拿大一油氣公司，並興致勃勃地描述他未來的資源王國“有石油，有鉀礦，也有鈾礦，甚至還有玉石”。

　　和龔家龍一樣重操舊業的出獄富豪佔到多數。當年赫赫有名的鐵本鋼鐵創始人戴國芳于3年前創辦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目標是“打造中國乃至世界最大鎳鐵生産基地”。

　　如果説在資源行業東山再起難免再在政商關係上遭遇牽絆，像紅高粱快餐創始人喬贏等一樣回到充分競爭行業者，如在商業上避開政策雷區，或許真的能夠做到“在商言高”。

　　要論“正能量”，或説出獄後取得成績大小的話，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監獄服刑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性格——從一個原先極權、霸道、自我的企業掌門人，蛻變為懂得授權、善於分享、熱衷激勵的“隱形船長”。

　　黃宏生出獄首年，在全球彩電産量萎縮的背景下，創維營收卻大漲34%；他更是通過分拆上市的方式（擬將一家上市公司拆為三家），給團隊內部創業的機會。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測良久的創維機頂盒業務分拆上市方案出爐。

　　控制不住的咆哮，適可而止的討伐

　　相比前些年出獄者的低調，最近兩年出獄的幾位都可以稱為“咆哮哥”。蘭世立在獄中實名舉報武漢市副市長，稱地方政治玩弄東星航空于股掌之間。格林柯爾係創始人顧雛軍出獄後更是戴上自製的“草民無罪”的高帽召開新聞發佈會，舉報包括前證監會副主席在內的4名高官。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濃，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裏轉了一圈後被判無罪，他不依不饒，舉報湖南株洲市前副市長……

　　他們為什麼咆哮？皆因政商關係惡化是其落馬的助推器。這與他們是否清白無關，而是説另一種可能性：如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沒那麼劍拔弩張，至少入獄時間不會那麼早，或者在牢裏的呆的時候不會那麼長。

　　縱觀18位企業家入獄時大體所處的3個不同階段，是了解時代和牢獄如何改變他們、出獄後他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另一個視角。

　　第一個階段是十年前，有別於80年代個體戶吳勝明因為“投機倒把”就被判處死刑（後改判，2003年出獄），經過90年代的野蠻生長後，由於摸不準法律法規的邊界而入獄成為主要原因。

　　孫大午和喬贏屬於那一撥，二人的罪名皆為“非法集資”。孫大午事件當年引發大討論，並最終促成了私有財産入憲。

　　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前後，中國經濟狂飆猛進，證券市場也是一路高歌。民間商人與地方政府都看到“大産業夢”並不遙遠。一些商人的理念是“産值與利潤壓倒一切”，有人則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們大都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市場經濟裏人治成分濃烈，在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的均衡，“多輸”於是成為家常便飯。

　　戴國芳和唐萬新便是這一類型的典型輸家，但失敗者絕不僅僅只是他們。

　　第三個階段是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中表面上雲淡風輕，實際上卻可能是受傷最重。在遮罩外界衝擊力的過程中，行政部門的“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長。當饑渴而兇悍的全球性金融與産業資本來到面前，中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都視其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與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而一旦交惡，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純和蘭世立則是在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純除了舉報地方官員外，現在還指證花旗銀行在辦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過程中存在欺詐、造假和行賄。壓倒蘭世立的最後一根稻草眾所週知——通用電氣資本航空服務公司（GECAS）。

　　如果説“咆哮哥”們生不逢時卻又是不妥當的。拿蘭世立來説，拋開他的激進，其性格缺陷也讓他吃不了兜著走。蘭世立剛剛出事時，我到武漢調研，聽一位知情的朋友轉述湖北省當年一位主要領導對蘭世立的一句規勸：“禍從口出，禍起蕭墻……要是在戰場上，只要敵人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口氣，還有一顆子彈，對準你一槍，你就和他是一樣的下場。”

　　更重要的是，民間對官員的抱怨聲和質疑聲越來越強烈。與十年前相比，民眾更懂得表達情緒和訴求的必要性。而在堵與疏的選項前，官員們總是習慣性喜歡前者。他們選擇站在民營資本的對立面，最後必須有人付出代價。

　　經濟起伏似乎十年一個輪迴，而中國法治市場的建設似乎也是十年一輪迴。十年前坊間談的是孫大午案。十年後談的是吳英案、曾成傑案。吳英差點被砍頭，曾成傑已經被秘密執行死刑。

　　顯然，咆哮是咆哮哥們的權利。但相比吳英和曾成傑，他們又是幸運兒。不過，聰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種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塗者天真地以為聲勢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業家入獄現象不會消停。雖不至如驚弓之鳥，但防患于未然、萌生退意，成為“棄業家”或轉移資産到海外者正絡繹不絕。那些繼續奮戰、曾經激昂，以及有過牢獄經歷的企業家們，如果用一句話説其最大的改變的話，那就是他們更懂得什麼叫“講政治”，也真切體會到了馮侖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那句描述中國商人應有姿態的臺詞“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之意境。

　　企業家 原企業 出獄時間

　　蘭世立 東星 2013

　　顧雛軍 格林柯爾 2012

　　李途純 太子奶 2012

　　張海 健力寶 2011

　　黃宏生 創維 2010

　　唐萬新 德隆 2009

　　陳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龔家龍 天發 2008

　　戴國芳 鐵本 2008

　　趙新先 三九 2007

　　闞治東 南方證券 2006

　　胡志標 愛多 2006

　　鄭俊懷 伊利 2008

　　管金生 萬國證券 2003

　　吳勝明 個體戶 2003

　　喬贏 紅高粱 2003

　　孫大午 大午 2003

　　禇時健 紅塔 2002

[責任編輯： 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