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原標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光明論壇溫故】

　　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説：“希望大家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左傳》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社會影響力大，理應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左傳》是史官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所著，全稱《春秋左氏傳》，被奉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引言相關內容是：西元前549年，晉國執政范宣子向魯國大夫叔孫豹請教何為“死而不朽”時説：“我先祖從舜、夏、商、周以來，世襲貴族不輟，這就是不朽吧？”叔孫豹回答：“這只不過是世代為官受祿，並非不朽。魯國賢臣臧文仲去世已久，但他的話還在流傳，所謂不朽，當如是！我聽説‘人生最高目標是樹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業，再次是著書立説’，如果能在其中一點有所建樹，流芳百世，雖逝猶生。”

　　叔孫豹把這種不朽觀用立德、立功、立言加以界定（即“三立”或“三不朽”），並對世俗觀念予以清晰的價值導向，體現出可貴的文化自覺。唐代孔穎達《左傳正義》對“三立”闡釋為：“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三立”把人生價值標準精確定位，使古聖先賢超越個體生命融入無限的“大我”而獲得精神永生，並成為傳統文化的靈魂所在，對後世影響深遠。常有人以“三立”或“立三”為名，即取此意。歷代英雄豪傑以不同方式唱響人生成功的這“三部曲”，共同譜寫出華夏文明史，如周公、管子、孔子、孟子、張良、諸葛亮、唐太宗、范仲淹、王陽明等等。

　　成就冠絕明代的王陽明是其中傑出代表，他融道德、事功和治學為一體，光大儒家內聖外王之道。作為軍事家，他出奇制勝，屢平叛亂，成為有氣節、有擔當的保國功臣而功德圓滿。作為思想家，他集“心學”之大成，立論認為：“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從“格物致知”到“修齊治平”，都是“明明德”的過程。知行合一既是“明德”之本體，又是“明德”之功用。“明德”是本心的德性，這意味著“明明德”需向內求，發明本心，使自身德行主體建立起來，就會自覺自發地“仁民愛物”。他開宗立派，桃李遍天下，其《傳習錄》《大學問》等書皆為傳世經典。他開創一代學術新風，並引領明清到近現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梁漱溟等都頗為受益。誠如後人在王陽明故居用楹聯對他一生的總結：“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他終身力行“三立”，實現人生最高價值，其思想遠播日、韓、東南亞和歐美等地，至今為人樂道。

　　德、功、言三者關係密不可分，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本前提，而立功、立言是立德的自然結果。儒道釋雖然各自要旨表述有異，但都以立德作為根本。“德”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本義是遵循自性本心，順應自然之道，彰顯人倫價值。具體而言，“德”涵括仁義、誠信、溫良、恭敬、禮讓、謙和等美好品行。周公制禮作樂，確立起以“德”為本的價值觀，後被孔孟發展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王道仁政，被《禮記大學》發展為“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學之道”。

　　“三立”是實現人類終極關懷的三種根本途徑，體現出一種崇高的價值觀，即人生意義在於奉獻而非索取，個人不應只為自己活著，而應為群體著想，承擔起應盡的責任，為社會作出有益貢獻。前人給我們留下豐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我們應該給後人留下些什麼？人要活得有意義，離不開立德、立功、立言的實踐。“三立”雖非易事，卻是人人宜做之事。能否做到“三立”，並不完全取決於職位高低和能力大小，平凡人也可以做到。“三立”在當代簡單地説，即做人、做事、做學問。

　　“立德”就是樹立德行的榜樣。這就要求修養身心，尊道貴德，勸善行善，俯仰無愧。作為員工，忠於職守。作為晚輩，孝敬長輩。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心鑄魂，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愛成人。“立功”就是建立成功的事業。這不局限于宏圖大業，只要用心做事、造福他人，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崗位都可以建功立業。“立言”就是創立切實的言論。這要把立德立功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提煉昇華，給人啟迪和激勵。我們當立世界潮頭，通古今之變，發時代先聲，多出精品力作，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趙建永，係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