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漢字的簡化與繁化
古代的繁簡變遷
漢字屬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統之一。甲骨文由圖畫發展而來,即象形字,描繪事物形象的精細和粗略就産生了簡體與繁體之別。簡體字,相對繁體字而言。一個漢字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形體,這幾個形體筆畫多的叫繁體字,筆畫少的叫簡體字。從甲骨文、金文、大篆至小篆,字體逐步變為以線條符號為主,字形逐漸固定,由簡趨繁。
春秋戰國時期,諸國文字不一,阻礙交流。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文字統一的重要性。《禮記 中庸》第二十八章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秦始皇統一中國,以秦國的文字為基礎,參照其他諸侯國文字,確立小篆為全國通用文字。這是中國最早的規範化字體。文字統一是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和標誌。
國家版圖不斷擴大,各種事務與日俱增,為了使文字更為準確地記錄社會生活,漢字字數不斷增加,新詞層出不窮。東漢許慎編《説文解字》,收字9353個。至清朝初年,《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漢字由簡至繁是一個漸進的、自然的過程,不斷累積,推陳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學習、書寫難度隨之增加。
為節省時間,提高效率,簡化漢字應運而生。西漢以來,隸書逐漸取代篆書,以簡馭繁。南北朝至隋唐,楷書、行書、草書漸興,繁簡結合。但篆書不是甲骨文的簡化,楷書不是隸書的簡化,而是增加筆劃,繼承創新,予以繁化,豐富美感。
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簡體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現在日常使用的簡化字,如“萬、無、善、法”等,已見於北魏《龍門二十品》。
漢字字體總趨勢是從簡趨繁、從繁至簡,不是簡化否定繁化,或繁化否定簡化,而是共生共存,與時俱進,不斷豐富漢字的形式與內容,絕非越簡越好。
隸書取代篆書,但篆書沒有消亡,仍在使用。東漢後期,隸書完全成熟,但篆書的正統性、權威性仍然維持,《西嶽華山廟碑》、《尹宙碑》、《張遷碑》、《鮮于璜碑》、《西狹頌》等漢碑的碑文使用隸書,但碑額仍書篆字。唐朝楷書經典《顏氏家廟碑》,碑文為正楷,碑額為篆書。一直至清朝,皇家碑文多使用楷體,碑額多使用篆字。自西漢至晚清,歷朝玉璽使用篆字。民間治印,使用篆字為主,稱為篆刻。
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推行漢化,魏碑楷體漸趨成形,但《孝文帝吊比幹文碑》碑文用楷書,碑額仍用篆字。對於新生的楷書,王公貴族看法不一,有所保留。東魏、西魏對峙,出現復古潮流。北周《華嶽廟碑》使用隸書,雜以楷書,七隸三楷,饒有古意,別具一格。
唐朝開元盛世,楷書趨於成熟,基本定型,成為日常書體,為大眾接受,但唐玄宗推崇隸書,追慕兩漢,泰山封禪,撰《紀泰山銘》,“稽虞典,繹漢制”,昭告天下,用隸體大書,刻石勒碑,歷經千年風霜雨雪。嵩山巨碑,《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碑》,徐浩隸書,神采飛揚。
古代簡化漢字,用行草書,主要是為了增進書寫速度,節省時間,在一定範圍內傳播,通用字體仍然是楷書。明朝、清朝,宋体字普通使用於雕版印刷。
簡化字普及基礎教育
近代中國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一些知識精英反躬自省,開始在文化層面上探尋積貧積弱的原因,廢除科舉、改革文字成為一種取向。
漢字不僅是語言符號,亦是中華文化、民族精神的載體。1902年,維新志士吳汝綸赴日本考察,遍訪各界賢達,虛心求教。日本教育家小村俊三郎指出,“變法必先變俗,變法屬政事,變俗關教學”。古城貞吉勸告:“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移易風俗,聖賢猶難,五方交通,學有長短,如廢貴國之文學,則三千年之風俗無復存者,人則悉死,政則悉敗矣。是故英國有保守黨,以制西人之趨輕浮狂簡也。”章太炎傳播國學,告誡學子,“文字一滅,國必滅致亡”。赤子之心,忠言逆耳。
血氣方剛的激進青年不為所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隨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升高。近現代中國的簡化漢字,不僅僅是簡化筆劃,更有奇想,視漢字為腐朽落後之物,必欲去之,實現拼音化、拉丁化。甚至有學者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已超出文字改革、簡化漢字的範圍,是要革漢字的命。
1920年,語言學家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主張推廣簡體字。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公佈《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社會各界對此貶褒不一,文字簡化的方案被迫擱置。
在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讀書人從秀才考至舉人、進士。傳統漢字僅為少數人掌握。所謂的書同文,僅限于知識階層。大部分農民不識字,為文盲。至1949年,中國大陸約4億人,文盲率大約為80%。對工農大眾來説,漢字確實是字多、形多、讀音多,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檢排。
以高玉寶為典型的勞苦大眾,出生貧寒,祖祖輩輩,臉朝黃土輩朝天,勞其一生,為溫飽奔波,被愚弄、被嘲諷、被欺壓,受盡了沒有文化的苦處。年幼的高玉寶哭喊,“我要讀書”,是億萬工農大眾心靈深處的呼喚。高玉寶們不識字,絕非愚不可教,亦非漢字如何高深,而是缺乏求學的起碼條件。
毛澤東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産黨堅持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針。為了早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掃除文盲是當務之急。將一部分漢字簡化,降低難度,有助於工農大眾在短期內,學習約2000個漢字,初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在當時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1955年2月2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全面推行簡化漢字。
根據各地使用情況,這個方案略有調整。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收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954個簡化字,共2238字。簡化字主要有兩種,一是簡體,多從俗字、古字、草書中演變而來;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
大多數簡化字有其由來。傳統漢字,如“農、窮、讓、藝、曬、傷、鐵、為、衛、無、鬱、憂、總、雜、鑿、邊、幣、龜、機”等,予以簡化,可以降低識別難度。
但亦有個別簡化字值得商榷。多個偏旁簡化為“又”,例如,將“漢”簡化為“漢”,“權”簡化為“權”,“僅”簡化為“僅”,“難”簡化為“難”,“勸”簡化為“勸”,“歎”簡化為“嘆”,“對”簡化為“對”,“觀”簡化為“觀”,“雞”簡化為“雞”,“鳳”簡化為“鳳”,“戲”簡化為“戲”,“樹”簡化為“樹”。如此頻用“又”字,無從類推,易致紛歧。
總體上看,中國大陸推廣簡化字,使幾千萬民眾在短期內認識了一些漢字,普及了基礎教育,推動了社會進步,成效卓著,功不可沒。文革期間,工農子弟學習簡化字,提高了文化水準,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
簡化漢字,主要為了降低難度,亦有一減再減之念。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佈,簡化漢字853個,引起廣泛爭議,不久叫停。
根據全國人民的普遍意願,1986年6月,國務院正式宣佈,廢止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中國大陸的簡化字運動,經20餘年的實踐,終於告一段落。
繁簡應該適度
漢字對東亞地區影響深遠,古代朝鮮、越南、琉球等國普遍使用漢字,作為官方語言,日文源於漢字,加以改進。
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部分改革人士就主張廢除日文,用西方字母文字代之,首先廢除日文中的漢字,遭到抵制,未能如願。幾經反覆較量,日本民眾終於捍衛日文的正統性,繼續使用傳統漢字。
古代朝鮮取法中華文化,士紳以使用漢字為榮。日本對朝鮮推行殖民統治,推行日語,沒有廢除漢字。戰後南北朝鮮相繼獨立,去殖民地化,廢除日文。韓國部分人士反對繼續使用漢字。1970年,韓國政府開始下令,所有政府公文、書籍、報刊雜誌等,不得使用漢字,一律使用朝鮮本國文字。此種操切做法雖有助於朝鮮文字的普及,卻使韓國文化發生斷層,一代知識精英無法閱讀朝鮮古籍,難以傳承民族文化。中國大陸迅速發展,又喪失了一門非常實用的外語。30年後,韓國朝野反思廢除漢字,追悔莫及,鼓勵年輕一代重新學習傳統漢字,主動融入中華文化圈。
文字改革的過程,也是文字損失的過程。許慎在《説文解字》中指出:“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從文言文至白話文,從五律七律至自由詩,從傳統漢字至簡化字,降低了學習中文的難度,但也不應忽視其負面效應。由於缺乏傳統漢字教育,在中國大陸,即使一些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民眾,看舊版四書五經如讀天書,進博物館不能欣賞古代的書法繪畫,訪名勝古跡讀不通對聯長文,登三山五嶽難以辨識摩崖刻石,面對博大精深的祖國傳統文化,如霧裏看花、水中望月,望字興嘆,徒喚奈何。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傳統漢字有筆劃少的字,如“一、乙”等,一筆字,可謂至簡,亦有多筆劃字,如“龍、龜”等。繁簡只是相對而言,過簡則不易區隔,過繁則不易識別。
鋻於漢字字數不斷擴棄,難度一再增加,採取簡單化的做法,一簡再簡,就會致一部分漢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已經背離了普及文化的初衷。
漢字亦非愈繁愈好。筆劃過多,不易學習,如入迷宮,不知所措,書寫亦有困難,故有俗字、行草,予以簡化。狂草一般限于專業人士,大眾很難識別,作為一種藝術,有其存在價值,但對於社會大眾,識別難度超過傳統楷體字,增加了繁化程度。繁簡必須適度,尋求平衡點。
對於推廣、普及簡化字,中國大陸行政部門立場堅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鞏固。2000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頒布,明確規定,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規範漢字是國家通用文字。“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體字、異體字:(一)文物古跡;(二)姓氏中的異體字;(三)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四)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五)出版、教學、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特殊情況。”
2018年底,中宣部推出大型政論片《我們一起走過》,使用毛澤東行草手書作為標題,“過”書為“過”。“學習強國”平臺上線,直接使用毛澤東行草手書“學習”兩字,成為“學習強國”。2019年1月,政論刊物《旗幟》直接使用毛澤東的行草手書“旗幟”。
毛澤東的草書龍飛鳳舞,氣勢雄健,將漢字的宏大氣象推至新的境界。而對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因未系統學過傳統漢字,識別行草“幟”、“過”、“學習”,有些難度。
文化自覺與“一國一字”
商務印書館版《現代漢語詞典》收字約13000個,大陸的簡化字總共2238個,簡化字佔通用規範漢字約六分之一。兩岸四地使用的漢字,約六分之五一致,共同處居多。從識字率、使用漢字率,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至現在,在全中國範圍內才基本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書同文。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大陸的基礎教育,簡化字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商務印書館版《新華字典》封面,“新華字典”用簡化字,手書“商務印書館”則有3個繁體字。商務印書館版《現代漢語詞典》封面,“商務印書館”用簡化字,手書“現代漢語詞典”則有3個繁體字。《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對所有簡化字,均附有對應的繁體字,為從學習簡化字至繁體字奠定了基礎,做出了貢獻。在中國大陸,中小學生人手一冊《新華字典》,大學生多備《現代漢語詞典》。一部分學生通過查閱這兩部字典,經常閱讀中華書局舊版《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史記》、《漢書》,可以基本解決閱讀傳統漢字的問題。書寫傳統漢字則因人而異,個人之間交流會出現,但較少。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人民已經解決溫飽問題,基本實現小康。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基本掃除文盲。高玉寶的後代已不再滿足了簡單的初等教育,從“我要讀書”,到“我要讀好書、古書”,提高文化層次,成長為知識精英。
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一些精英人士主張廢除簡化字,恢復傳統漢字。這顯然沒有考慮到,如此做法,將使60歲以上的老人成為半文盲,不利於他們安度晚年。要求40歲以上的民眾再去學習傳統漢字,存在現實困難。這批人佔中國大陸人口總數約50%。從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斷然廢除簡化字實不可取。
中國大陸的行政管轄權尚未及于臺灣地區。中央政府根據特別行政區法,承認香港、澳門使用傳統漢字。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臺灣、香港、澳門仍將繼續使用傳統漢字。
兩岸四地的人民幣、新台幣、香港幣、澳門幣,均使有傳統漢字“壹、貳、伍、拾、佰、圓”等,不約而同,基本一致。中國大陸規定,貨幣的準確數字必須書寫傳統漢字。“一國一字”在貨幣版面上已基本實現。
在中國大陸恢復傳統漢字的學習,對於約2000個繁體字,是一個增量學習的過程,考慮到難易、文化程度等因素,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分地區、分職業、分年齡,循序漸進。
高玉寶一代漸漸遠去,高玉寶的後代正在茁壯成長。作者建議,推廣傳統漢字,要從娃娃抓起,傳統漢字要進課本、進課堂,先從常用字做起,在近10年內,鼓勵中小學生能夠認識約500個常用繁體字。由少至多,由易至難。
對於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輕人,特別是中文、歷史、哲學專業的人士,應能夠熟練掌握傳統漢字,閱讀古籍,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四大名著、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是從事專業學習、研究的最起碼要求。
對於國臺辦、統戰部、臺盟、臺聯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應要求能夠認識、書寫傳統漢字,以便於開展實際工作及對外交流。
一些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如西安、洛陽、蘇州、杭州,可以鼓勵廣大市民學習傳統漢字,積累經驗,穩步推廣。其他城市可以適當借鑒。
簡化字作為規範漢字,在書刊雜誌、新聞媒體、政府公文照常使用。但在特定研究領域,如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可以使用傳統漢字,如撰寫論文、研究報告。由民間組織召開的關於中華文化的學習研討會,可以使用傳統漢字于海報、會標、會議手冊、論文等。
毛澤東的手書,如“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日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新華書店”,家喻戶曉。對於“讀書學習、寫詩賦詞、漢語復興、農業豐産、龍飛馬騰、國懷憂樂、長壽時間、親愛遠鄉”等幾十個承載中華文化精神的傳統漢字,可集古代碑帖楷書,用於書報雜誌等媒體的大標題。這在現有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有先例可循,評估效果,從長計議。
在中國大陸推行簡化字,並沒有引起知識階層的強烈反對,因從繁體字至簡化字,是一個減量過程,降低了書寫的難度,不存在太多困難。
隨著兩岸四地交流的不斷深入,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年輕人,在繼續使用傳統漢字的過程中,也應學習書寫簡化字,這對於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有其必要。而且,這些簡化字,許多是傳統漢字的行草書,多掌握一些書寫手法,可以增長見識。
漢唐往事,百年迷津。物換星移,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終生的新中國已經屹立於世界的東方。知識精英正在走出歐洲中心主義的陰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兩岸四地惺惺相惜,相向而行,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年輕人做起,逐步實現全中國範圍內的書同字,共同傳承古老文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