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舟：大陸對臺政策須理解的幾個基本概念
關於臺灣人民“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心態”
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是鄧小平確立和平統一方針後不久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但人們對臺灣人民思想情感的認識與理解，則經過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在上世紀整個八、九十年代，一般都在強調臺灣人民歷史上特別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具有的強烈愛國主義傳統，突出“尊重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與當家做主、管理臺灣的願望”，而這顯然可以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得到滿足。人們還經常引用於右任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顯然，這主要反映的是1949年前後移居臺灣的外省族群的心態。而人口占更大比例的臺灣本省籍民眾的特殊歷史遭遇與心態，則長期未進入對臺研究隊伍的意識範圍；雖然少數歷史研究者對此有所掌握，也僅存在於單純的學術範疇，而並沒有真正傳導到政策研究領域，政策性論述中仍然鮮少論及。
2002年1月，時任副總理的錢其琛在紀念江澤民“八項主張”發表七週年的講話中，提出“我們充分理解他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複雜心態，充分尊重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這是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顯然，民進黨上臺並標榜“本土政權”，人們在加強反對“臺獨”鬥爭的同時，也意識到全面把握臺灣人民歷史背景與複雜心態的重要性。此後，這一認識與理解就頻繁出現于領導人的相關論述。2005年4月，胡錦濤在會見連戰時指出：“我們十分同情臺灣同胞在歷史上經歷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對臺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和感情，對他們由於各種原因對大陸産生的誤解和隔閡，我們不僅會基於同胞之愛予以充分理解和體諒，而且會採取積極措施努力去疏導和化解”；“我們了解臺灣同胞特殊的歷史遭遇，那是近代中國苦難歷史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刻骨銘心”。
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由於親身在長期實踐中擁有對臺灣問題的透徹了解與深刻思考，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與闡釋就更為深入，一種悲憫情懷常常躍然紙上。“臺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臺灣同胞的心情”，“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在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撫平歷史創傷”。他反覆強調“兩岸一家親”理念，多次表明願意首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並不斷提出惠及臺灣同胞的各種措施。
早在1990年時，筆者閱讀到了臺灣旅日學者戴國輝研究“2.28事件”的專著。它在提供“2.28事件”詳實面貌及其原因過程中，把歷史觸角延伸至“乙未割臺”及以後臺灣人民的心理變遷。這引起筆者深沉思索與此後執著的探究。自此而後，就總覺得一般的認識與論述中缺少了點什麼，隔膜著點什麼。到前述2000年的參考文章中，筆者第一次比較完整地闡述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與理解，並在以後的參考文章中不斷重復（一是思想觀念的把握與理解往往需要較長的過程，二是由於相關領域自然的人事交替）。文中有一個專門部分“百年回首──臺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構”，是這樣描述的：
百年回首：臺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構
這裡所指臺灣人，先講在島內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人”。不論就血緣、地域還是歷史、文化而言，臺灣人無疑就是中國人。但由於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臺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形成一種非常複雜的二重心理結構，對祖國中央政府存在一種非常獨特的恩怨情仇。
世紀初：被母親拋棄的無奈。
1895年甲午戰敗，清政府為求自保割棄臺灣。當時島內軍民哭天搶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將他們拋棄于東洋；求告無效，遂自行組織奮起抗日。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極力撇清同島內抗日軍民的關係，甚至將撤退到福建沿海的官兵綁交日本人殺頭，他們被迫以“臺灣民主國”宣佈獨立，以此為號召與敵抗爭（因為已沒有資格自稱中國人），但仍以“永清”為年號，明示“永向大清”心志。不久終因敵我懸殊，慘烈失敗。這一歷史遭遇，使臺灣人民遭受巨大的心理損傷，在心態上淪為“亞洲的孤兒”。在日本統治漫長的五十年裏，由於殖民地的身份、被歧視的待遇，臺灣人凝生出兩種強烈的意願：一是回歸祖國懷抱，這是民族主義的意識；二是解除被壓迫的命運，渴望當家做主，這是民主主義的要求。這雙重要求鮮明地體現在林獻堂的議會請願運動以及文化協會的社會運動上，尤其日本殖民者“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結構性政策，使臺灣農民淪為“農業的無産勞動者”，更促進社會運動的興起。但這些運動都遭到日本強權統治無情鎮壓。
世紀中：回歸後的雙重幻滅。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回歸。臺灣人民表現出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當時中國身為“五大國”之一，更增加了他們的樂觀與期待，“全島鼓樂，數月不絕”，“我們終於又可以做堂堂中國人了！”民族主義達到高潮。可惜的是，他們迎接來的“國軍”遠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軍隊，而是一支被歷史學家形容為“慘勝”的部隊，同時瀰漫于中國大陸的封建、腐敗、官僚、特權也跟著接收大員涌入臺灣；相對於臺灣已經有初步的法治與現代化基礎（這是部分人轉而産生日本情結的原因），大陸仍舊在戰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處於不同歷史發展條件下的兩種社會形態終於爆發激烈衝突，“2.28事件”正是這種衝突的集中表現。“2.28事件”的鮮血帶給臺灣人民難以撫平的傷痕，也使民族主義的理想遭到幻滅，從此埋下臺灣意識的根源。同時，甫回歸的臺灣人旋即被國民黨中央政府捲入內戰烽火，回歸的喜悅蕩然無存。
國民黨接收人員在臺灣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謂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之類），而生居於此地的臺灣人卻由於不受信任、許多人已不識中文不懂國語等原因，繼續處於社會的邊緣與底層。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遷臺，此後並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臺灣更加沒有民主法治可言。臺灣人于日本統治時期生長出的對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渴望，至此雙重破滅。
上述半個多世紀中的悲慘命運，使臺灣人在極度的挫折中陷入極度的“悲情”，使他們在心理上將祖國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形同“外來政權”，也使部分人具備了説服自己不再認同“中國人”的道德心理基礎。由此形成的所謂“臺灣人心態”極為複雜，作者撮其要者點列以下三點：
一是棄兒心結。如同一個孤兒，一齣生就被母親拋棄，之後經過自己艱難掙扎長大了，而且出息了；這時候談到認祖歸宗，他很自然會抱持一種可認可不認、可歸可不歸的態度，而且認不認、歸不歸都應是他的自主權利。在此情況下，要真正促其回歸就須在兩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斷其不歸的後路（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時必須以親情感化，以母愛滋潤，甚至某種程度上讓他以一種自主自願、榮歸故里的姿態回家。如只是聲色俱厲説你必須回來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則必然導致其心理逆反。這一歷史心結雖然隨著時間流逝而在普通民眾中有所淡化，但在代表和表達群體利益的政黨、知識分子中卻遠不會消失。照説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與我們並無關係，相同之處則在於我們也是代表祖國的中央政府。相關的例子是，70年代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二戰中受難的猶太人墓下跪，這也許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概括承受。
二是強烈的“出頭天”願望。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長期處於下等公民地位。臺灣收復後，除了“2.28”鎮壓，絕大多數臺灣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普遍沒有得到改善。首先是由於國民黨把整個政權體系及經濟、文化機構從上而下搬到臺灣，同時抱持“反攻大陸”的過客心理，總體上並不給臺灣人留下參與的餘地。其次由於臺灣人久離祖國，多數不通中文、不懂國語，對官場及經濟、文化領域的體面職位均不得其門而入，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視。這就形成了少數大陸人長期統治多數臺灣人的不合理狀況。少數大陸籍人籠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突出代表，是1947年在南京就任的龐大的“中央民意機構”，在“反共複國”的名義下居然幾十年一貫不加改選（被譏為“萬年國會”），這種特權對臺灣人的基本權利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剝奪。時間愈久，憤懣愈深，各種各樣的反抗此起彼伏；而國民黨政府則一貫施以高壓，或處決，或關押，“綠島”成為臺灣人苦難的象徵。長期受壓制的命運使臺灣人逐漸形成一種極為突出的反叛性格，結合早期先民渡海求生的冒險特質，愈壓愈反，幾近偏執，只能“順毛摸”，不能“逆須捋”；同時也凝聚出一種鮮明的群體共識，就是必須“出頭天”當家做主。這一“出頭天”思想反映在兩岸關係現實上，就是認為“一國兩制”是對臺灣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強烈執著于“尊嚴與平等”，突出表現是許多人可以接受血緣、歷史、文化及未來的中國，但對目前“政治”的一個中國則不願承認（因為“中國”在國際現實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三是明顯的西方制度認同。臺灣人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蔣家父子長期進行反共宣傳，七、八十年代經歷了“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很多知識分子曾留學歐美，後至蘇聯解體、西方價值觀盛極一時，等等，都使臺灣人對共産主義加以排斥，並有一種相對於大陸的“優越感”。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本省籍的臺灣人如此，包括傳統國民黨大陸籍人也如此。這也正是蔣經國生前長期拒不接受我“一國兩制”統一的根本原因。隨著兩岸交流往來逐年增多，特別是由於我們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進展，臺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未來誘人的發展前景，在此問題上的態度也開始産生變化。但是，他們在根本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還是認同西方的模式，並一廂情願地認為大陸將來也會走上那條道路。體現在兩岸關係取向上，就是希望兩岸制度及生活水準接近後再談統一（即所謂“未來的一個中國”），現階段則兩岸“分治”。這是“維持現狀”成為所謂臺灣“主流民意”的深層社會基礎。
世紀末：“民主”業已實現，“民族”再臨抉擇。
從以上觀點看，蔣經國于80年代後期實施的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正是回應臺灣人民自日本統治時期開始的對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百年悲願。時移勢易的是，臺灣人經歷了1945年回歸時民族主義理想的幻滅後，已經在部分人中産生出一定的“臺獨”傾向，因而蔣的兩大措施實際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即通過增加同大陸的聯繫來平衡與牽制“民主化”中將破籠而出的“臺獨”能量。……
民進黨上臺也使臺灣人第一次沒有了國民黨的中間緩衝，直接面對大陸，直接面對13億大陸人民在遠比臺灣百年經歷深長久遠的五千年曆史傳統中形成的統一理想，直接面對國際上不可能更改的一個中國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上臺促使臺灣人必須重新面對歷史和現實，在終極的意義上對統獨問題進行徹底反思。為了爭取執政，陳水扁在競選期間作出了不推動“臺獨”的保證，上臺後聲明他已“放空”自己，不論統獨都由民眾決定；曾在元旦致辭中表示“一個中國本不是問題”，並稱“既然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何如何。對這些動向，我們一方面可以看作“臺獨”分子一時的詭計，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一個轉變的開始。電影《鴉片戰爭》開首有一段旁白：“一個民族只有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才能冷靜平和地反思過去跪著時的歷史。”民族如此，族群也如是。臺灣人既已當家做主，從而已就開始擺脫他百年的悲情；儘管民進黨內還存在基本教義派的強力拉扯，儘管許多民進黨人不可能一下丟掉久負的包袱，圍繞一個中國的爭執還將持續，但轉變應已開始。
這是繼半個世紀前民族主義理想破滅後，臺灣人再一次直接面對祖國，進行再一次抉擇。不同的是，上一次開始時是帶著欣喜無條件地回歸祖國懷抱，這次則多了一項“對等與尊嚴”的堅持。
與上一次相同的是，作為祖國一方的言行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他們的進退取捨。
令人欣慰的是，祖國大陸現代化建設的迅猛進步及其所展示出的廣闊前景，已經成為臺灣經濟再轉型、再升級的動力與希望，從而對廣大臺灣人産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而在全局戰略上佔據的主動，則使我們能夠對十分在意祖國態度的臺灣人展現比以往更大的包容。
新世紀是一個樂觀的世紀。在歷史的長線上，我們聽到了兩岸融合的深沉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