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國家集中對黨政機關的公務用車進行了專項治理，嚴格控制新增公務用車，嚴肅查處超標配備公務車。而今，在陜西榆林，記者發現，多家單位公車配置遠超部長級標準，有不少公務用車的排量已經超過4.0L。（5月15日人民網）
中央有文件有政策，媒體找個地方核實落實情況，我們不妨把它理解為“解剖麻雀”，屬於輿論監督形式之一。一方面，它可以促使被監督對象“認識錯誤並改正錯誤”；另一方面，它有助於決策者對政策進行檢討，有所因應。中央媒體對地方權力的監督，向來很受基層民眾歡迎，監督效果若非立竿見影，也往往後效可期。
但是換個視角，我們的觀感可能又不同了：當人民網報道組到處尋找超標公車的時候，地方媒體在幹什麼？超標公車揮霍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既然榆林市有那麼多超標公車，那麼老百姓何以熟視無睹？當地負責風紀的部門又上哪兒去了？
沒人懷疑中央媒體具體某次監督的效果，據人民網説，“對於榆林的公務車超標配備情況，本網將繼續予以關注”，這意味著他們是“務求實效”，不達目標不收兵。但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全國上萬億元的三公經費，是公務人員在遍佈各地的酒店、景點和飛馳的公車中花掉的，遠在首都北京的媒體無從得知，也就不便監督。
所謂“三公”消費，歸根到底是權力不規範，不受監督與制約。中央媒體對地方權力的監督，似乎使權力受到了監督，其實只是一種監督的幻象：以中國之大，那麼多的酒筵，那麼多的公車，那麼多的公款旅遊團隊，其被中央媒體碰上並揪出的可能性太小了。“個案監督”往往動靜很大，也許壞了若干官員三公消費的好事，卻無損於三公消費的“大局”。
監督地方權力，顯然有一個“及時到達”的問題，也就是監督必須屬地化。地方權力支配地方資源，影響民眾切身利益，理應受到當地納稅人和媒體的監督制約。對於地方權力的濫用，當地民眾和媒體有著天然的敏感，在感知上也有時間和空間的便利，相應的監督制約離開他們是不可想像的。現在中央媒體找出了榆林市的超標公車，而當地百姓袖手旁觀著，地方媒體沉默著，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説穿了，監督“三公”消費只能是一場“人民戰爭”，正如《人民日報》近日所言，要通過“保障權利”來“制約權力”。權利與權力達到某種平衡，就是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可以防止官員濫權，可以防止“三公”浪費。具體講，就是要推動國家的民主與法治建設，落實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完善體制機制，讓老百姓有地方説話而且説話算數。
對權力實施監督是有成本的，包括經濟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等，我們必須選擇高效的辦法。中央文件對不同級別幹部的公車排量有明確規定，但即使能夠發現官員違規，糾正的成本也太高。如果由官民就相關安排達成共識，官員坐什麼車，答案已在其中，全國統一的標準就顯得多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