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收了壓歲錢，父母總是以“怕亂花”等説法收走“代管”。近日，江蘇常州新北區春江鎮的拆遷村民，也遇到了類似“代管”：該鎮政府表示，如村民願意，政府可為其“代管”拆遷補償款，利息為銀行存款的2倍，但其間不得自由取款。
按照鎮政府的説法，這一做法的初衷是一個“理財計劃”，是為了讓拆遷戶能夠更好地使用拆遷款項。但是，初衷正確並不等於手段合理。實際上，即便從操作層面，這一做法也多可商榷。比如，在“不得自由取款”期間，政府如何保證這一部分資金安全?再比如，為了保證增值，是不是還要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來進行投資、管理和使用?而如果管理不善無法償付雙倍利息，是不是需要用公共財政來埋單?
實際上，這些操作層面的尷尬，指向的是政府職能應該如何行使的大問題。一個簡單的推理是，徵地款可以被政府以“雙倍利息”為承諾接手，那麼公眾的其他資金是不是也可以被吸收過來?如果政府參與集資性質資金的管理投資，會不會以權力甚至權利之名參與到市場中?政府終究不是投資公司，也終究不是“贏利機構”，代管款項的做法，已經超出了公權力職能的邊界。
且放下政府可能“公司化”的風險不論，即便在正常的社會管理中，同樣存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關係問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應該明確自己的權力邊界。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更主要的功能是保基礎、保均等、保長遠、保公益的，比如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基本權益等。更豐富更細節也更複雜的問題，政府無法管也不該管，本就應該交給社會、交給市場去解決。更重要的是，公權力如果越界，就將進入無人看守的狀態，其權威性和公信力就可能被某些人“資源化”。
“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已經提出多年。但是對於什麼是服務型政府，一些地方仍然沒有清晰的認識。代管拆遷款的鎮政府，就是把服務型政府理解成了“保姆型政府”。政府是服務員，不是家長。比如拆遷補償款，政府要保證的是款項及時足額到位，而不是由政府來保證拆遷款的升值。説到底，拆遷款的保值升值，是個人的事，即便需要，也應該由被拆遷戶個人委託相關的理財機構來進行。這期間，政府也應進行合理引導，開辦理財講座、形成正確輿論導向，甚至是開展創富、增富的評選，都是一個服務型政府更應該也更合理的做法。
代管拆遷補償款的做法，是政府在慣性思維之下的“角色錯位”。實際上，這也啟示著我們在改革深水區所面臨的問題。毋庸置疑，中國的發展一直處於“強勢政府”的推動之下。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政府向市場分權的改革。無論是正在推進的事業單位改革，還是社會管理的創新，也啟示著我們，下一步的改革，應該是社會領域的改革，這必然意味著政府向社會的分權。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和職能，也就是明確政府在未來中國改革發展中的定位。而這，不僅僅是一個鎮政府應該考慮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