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化”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1978年以來，前述的錯誤與失誤逐步得到了有力的糾正。隨著執政黨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隨著黨的工作指導方針從階級鬥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真正的現代化之路，知識分子才撥雲見日，迎來了科學技術、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以及文化教育藝術的春天。
正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言：“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品質”，“全黨和全社會都要真正尊重知識，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樣，我們就一定會逐步實現現代化。”隨著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等一系列政策思想的提出，執政黨的人才觀也在發生著與時俱進的深刻變化。把“知識化”作為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三大標準之一，就是這種深刻變化在黨的組織路線上的具體表現。從恢復高考到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從實施“863計劃”到對數千萬進城農民工實行技術培訓，從教育要實現“三個面向”到推廣全民科普規劃，從按照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培養“第三梯隊”到選拔一批有專業技術、有知識專長的知識分子充實到國家行政管理的各個層面……在中國，知識升值的氛圍日漸濃厚，可以説，中國社會在這30多年並不太長的歷史時期中，已經向著學習型、創新型、知識型的社會，邁出了堅實有力的步伐！
自黨的十六大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中國的“知識化”進程也進入一個更為自覺更為全面也更具精確和理性的階段。在把培養創新知識型人才作為科學發展第一資源的選人用人標準的實踐中，“知識化”的內涵在加深，其外延也在擴展。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關於學習型社會的論述，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在該校的若干次專題講話中提到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學習哲學、學習中外歷史、要熟悉並了解國情民情和世界政治經濟變化等等，都説明執政黨對造就新一代“知識化”執政人才方面有了新的內容和新的理解。這些所謂的“新”，就“新”在要求新時代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掌握最新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果來破解中國當前的新老矛盾，要求他們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發展的趨勢，更準確地洞察轉型期中國的國情與民情，更精細地掌握和把握經濟發展的節奏與社會管理的力度間的平衡協調，更充分地認識民主與法治、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的有機聯繫。一句話，就是要有更多的知識來理解和了解世界，理解和了解中國，成為既具有各類專門知識又具有複合知識結構的人才，成為既深諳國情又具有大國思維的新式人才。換句話説，只有這種人才才可稱為最優質的生産力資源，也只有這種人才方可視為中國在未來取得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
不過，請注意，筆者在這裡更多的是在談論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與遴選。而在實際生活中，領導幹部的知識化並不能取代全民族的知識化，更不能替代辛勤勞作于各個行業的廣大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與社會功能。眾所週知，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種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知識資源。知識分子是掌握知識資源的主體，而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則屬於國家行政官員和企業家。領導幹部的知識化和企業經營者的知識化僅僅是為這三種資源的互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但三者的主體並不能相互替代，他們的社會位置和社會作用更不能混淆。今天，走向“知識化”的中國恰恰是在這個方面或多或少又出現了新的誤區：一些官員和企業家誤以為有了一定的學歷就自認為是某些領域的專家，可以任意在知識領域頤指氣使；某些知識分子也往往忘其社會職責，而醉心於官場與錢場的追逐與諂媚。官、商、學三大社會資源主體的相互錯位，對權、錢、名同時佔有的強烈慾望，使“知識化”面臨著新的扭曲。這是筆者在回顧歷史感到欣慰時産生的新的隱憂。
知識不是權力與財富的附庸，而是權力與財富平等的夥伴。中國社會的管理層與決策層，只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三者的關係，並且依此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三者相互獨立的前提下實現互補，中國各類人才的培養之路才不會再現曲折，全民族的知識化進程也才會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帶來健康、持久和永遠的福音。
在黨的十八大前談論這個話題，恐怕不是多餘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