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閉上眼睛,就能看見泰恩福德那幢宅子。我在黑暗中睡下的時候,就能看見夕照中珀貝克石砌的房子正面。陽光在上層窗戶那里閃耀,空氣中有濃鬱的木蘭花和鹽的味道。常青藤纏繞著有頂的拱廊,一只喜鵲正啄食附著在石灰岩頂板上的地衣。煙從一個大煙囪里冒出來。林蔭道上還有沒被砍掉的椴樹,葉子正是5月的碧綠,在門前車道上投下斑駁的樹影。沒有雜草侵犯熏衣草和百里香的邊界。草坪剪得像絲絨,被滾成青翠的條帶。花園的老圍牆上沒有麻麻點點的彈洞。客廳的窗戶開著,玻璃沒有被炮火震碎。我看見的房子跟曾見到的一模一樣。那是我到那里的第一個下午。
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我能聽見飲料托盤準備就緒的搖鈴聲。平臺的桌上擺著一罐山茶花。海灣里,漁船隨著潮水起伏跳躍,網撒得很開,海水拍打著船板。我們還沒被趕走。海濱的棚屋還未淪為礫石的廢墟,村里的房屋也沒在石板間長出榛樹和黑刺李。我們還未放棄泰恩福德,聽任槍炮、坦克、野鳥和鬼魂橫行霸道。
我發現自己的忘性越來越大了。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什麼要緊的。我剛剛跟某人通了電話,可等我放下聽筒,就意識到竟已經忘記跟我交談的人是誰、我們談了些什麼。可能隨後我躺在浴缸里的時候會想起來。我也忘掉了別的:比如鳥的各種名字,已不再能脫口而出了;我都不好意思對人說——我竟想不起自己為春天種下的水仙根球究竟種在了哪里。然而,在歲月洗刷掉其他一切的同時,泰恩福德卻存留下來——記憶的一塊光滑的卵石。泰恩福德,泰恩福德,倣佛我多念幾遍這個名字,就能回到過去。那些夏季漫長、憂鬱、炎熱。我什麼都記得,或者自以為如此。對我來說似乎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在心里給每個瞬間定位,並且頻繁地這麼做,致使每個部分都回蕩著我自己的聲音。此時此刻當我寫下來的時候,那些瞬間顯得真實無疑。在紙頁上我們倣佛又活了一次,那麼年輕、無邪,一切都尚未發生。
我在收到那封把我帶到泰恩福德的信時,還對英國一無所知,只知道自己不會喜歡那個地方。那個早晨,我待在通常待的位置——廚房里的靠近洗滌槽的滴水板旁邊。此時希爾德在周圍忙碌著,她的胳膊肘沾滿了面粉,一道眉毛上也雪白一片。我笑她,她用擦盤子的布朝我拍打過來,把我手里的面包皮打落到地上。
“行了,少吃點面包黃油沒什麼壞處。”
我瞪瞪眼睛,把面包屑抖落在油地氈上。我希望自己能像我母親安娜那樣。憂慮讓她愈加消瘦了。蒼白的皮膚襯托著她大大的眼睛,因此,她的模樣前所未有地像她在歌劇里扮演的女主人公。她跟我父親結婚時就已經是個明星了——這個黑眼睛的美女,有著櫻桃和巧克力般美妙的嗓音。她這個人可非同尋常:她張嘴開唱之時,時間也會稍加停頓;每個人都側耳傾聽;沐浴在那歌聲里,都無法確定自己所聽到的是真實的歌聲,還是想象的完美產物。麻煩才剛出現,便有信件從威尼斯和巴黎寄來,寫信的人不是男高音就是樂隊指揮,甚至還有一封信出自低音提琴手之筆。這些信的內容如出一轍:親愛的安娜,離開維也納,來巴黎/倫敦/紐約吧,我會保護你的安全……她當然不會扔下我父親(或者我,或者瑪格)獨自離開。如果是我,我會收拾起舞會禮服(如果我有的話)閃電般離開,躲到香榭麗舍大道,小口呷法國香檳,但來信都不是寫給我的,甚至都沒有哪位第二小提琴手給我寫張字條。于是,在希爾德往腰帶里縫一小條松緊帶時,我就吃涂了黃油的面包圈。
“來吧。”希爾德催我離開櫃臺式的長桌,領著我來到廚房的中央。那里的桌子上擺著一本沾滿面粉的大書。“你必須練習。我們做點什麼呢?”
安娜在一家舊書店里找到了這本書,把它送給我時,她自豪得臉上泛紅。這是畢頓夫人寫的《家政大全》。這本整整一千克重的書教我如何烹調、打掃,如何使自己舉止得體。等待我的是這般命運,我可不覺得有什麼吸引力。
我咬著辮子,戳了一下這本大書,書便翻到了索引頁。“四足動物綜觀……倣龜肉湯……鰻魚餡餅。”我打了個寒戰,“這兒吧。”我指著那一頁下方的一個詞條說,“鵝。我應該知道怎麼烹調鵝。我說過自己會做鵝的菜。”
一個月前,為了給倫敦《泰晤士報》發一則“難民廣告”,安娜陪我一起朝電報局走去。我沿著人行道慢吞吞地走,邊走邊踢著地上一堆堆淩亂、潮濕的花。
“我不想去英國。我要跟你和爸爸去美國。”
我父母盼著去紐約避難——只要安娜為大都會歌劇院演唱,那邊可以為他們辦簽證。
安娜加快了步子。“你會來美國的。可我們現在沒法為你辦去美國的簽證。”
她在大街中央停下腳步,雙手捧著我的臉。“我向你保證,我連伯格道夫?古德曼百貨公司的鞋子都不看一眼,就去見律師,商量把你接到紐約的事兒。”
“在你去伯格道夫百貨看鞋子之前嗎?”
“我保證。”
安娜的腳雖小,但她對鞋子的佔有欲卻很大。音樂也許是她的最愛,但鞋子肯定位居第二。她的衣櫃里擺著一排排精致的高跟鞋,有粉色的、灰色的、漆皮的、小牛皮的和絨面革的。她為安撫我而拿自己打趣。安娜懇求道:“求你了,至少讓我檢查一下你寫的廣告。”在遇見我父親之前,安娜就已經在考文特花園K唱了一個演出季,她的英語近乎完美。
“不。”我把那張紙從她手里搶過來,“要是我英語太差勁,使我只配在廉價客店安身,那是我自己活該。”
安娜忍著不讓自己笑出來。
“親愛的,你真的知道廉價客店是什麼嗎?”
我當然不知道,但我不能對安娜這麼說。為了不讓自己在塞得鼓鼓囊囊的沙發里昏厥,我便幻想自己當難民的情形。安娜的譏笑令我滿腹氣惱。發電報的時候,我叫她在電報局門外等著。我發的電文是:維也納猶太人,女,十九歲,找家庭仆人的工作。能講流利的英語。
我願意烹飪你家的鵝。愛麗絲?蘭道。
維也納多蘿西街4號,5月30日。
希爾德目光嚴厲地盯著我。“愛麗絲?羅莎?蘭道,今天上午我的食物貯藏室里恰好沒有鵝,請你選一個別的吧。”
我打算選擇鸚鵡肉餅,純粹是為了激怒希爾德。就在這時,安娜和朱利走進了廚房。他拿出一封信。我父親朱利安是高個子,穿襪子站著就有六英尺高。他那濃密的黑發僅在太陽穴附近有點灰白,一對眼睛藍得就像夏日的大海。我父母證明了俊男美女不是非生出美貌孩子不可的。媽媽是個惹人憐愛的金發女郎,朱利安則英俊到總要戴上一副絲邊眼鏡,以減弱那藍得出奇的眼睛里散發的魅力。我曾趁他洗澡時試著戴過,發現鏡片竟跟平光鏡差不了多少。
可不管怎麼說,他們這一對兒造就了我。在好幾年里,姨婆們總是柔聲地說:“嗨,你們就等著她出落成美人兒吧!記著我的話,到了十二歲,她就跟她媽一模一樣了。”十二歲來了又走,可我跟媽媽一點兒都不像。她們又說是十六歲,依舊沒有出落。到我十九歲了,連姨婆中最樂觀的格布莉也對此絕望了。
她們能說的最好的話就是:“她自有她的魅力。她挺有個性。”至于這種個性是好是壞,她們閉口不談。
安娜悄悄地跟在朱利安身後,眨巴著眼睛,粉紅舌尖在下嘴唇上舔來舔去。我站直了身子,注意力集中在朱利安手里的信上。
“從英國來的信。”他說著,把信遞給我。
我知道他們都在看著我,就故意慢吞吞地拿過那封信,用黃油刀裁開封口。我從信封里抽出帶水印的平滑信紙,把它展開,將褶皺撫平。我慢慢地、默默地讀。其他人耐心等了我一分鐘。這時朱利安打破了沉默:“看在上帝的分上,愛麗絲,信里說什麼了?”
我不滿地瞪了他一眼。那時我常常這麼瞪人。他沒在意,于是我大聲念道:
親愛的蘭道小姐:
里弗斯先生讓我寫信告知,如果你願意,那麼泰恩福德大宅客廳女仆的工作就是你的了。假如你能在泰恩福德待足十二個月的話,他同意簽署必要的申請簽證的證明文件。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工作,請寫一封回信或發一封電報。你到達倫敦後,直接去位于西一區奧德利街的梅范爾辦事處,他們會安排你前往泰恩福德的事宜。
你忠實的弗洛 埃爾斯
泰恩福德大宅的管家我把信放下了。
“可十二個月太長了。爸爸,在那之前我就要去紐約了。”
朱利安和安娜交換了一個眼色,輪到她來回答了。
“豆豆,親愛的,我希望你六個月內能去紐約。可現在,你必須去個安全的地方。”
朱利安鬧著玩似的扯了扯我的辮子。“在確認你沒有危險之前,我們是不能去紐約的。我們一到大都會歌劇院,就立即安排你去紐約。”
“我想,我現在開始學唱歌已經太遲了。”
安娜只是面露一絲笑意。那麼,事情是真的了——我要離開他們了。這
一時刻之前,事情還不像是真的。我寫了電報,還把它發到了倫敦,但這似乎
是個遊戲。我知道,我們留在維也納,情況會很糟。我聽說老婦人被扯著頭發
拉出店鋪,被迫去刷洗人行道。戈德夫人被強迫用自己的水貂皮披巾去擦掉陰
溝里的狗屎。我偷聽到了她對安娜的傾訴。她在客廳的沙發里縮成一團,當她
吐露遭遇時,手里的瓷杯一個勁兒地抖動:“好笑的是,我一直不喜歡這條毛
皮披巾。這是赫爾曼給我的禮物。我為了讓他高興才圍上它。圍著它太熱了,
而且是他媽喜歡的顏色,我並不喜歡。他不會知道的……可東西就這樣被糟踐
了……”比起她受的侮辱,似乎她更為糟蹋東西的行為而痛心。她臨走時,我
看見安娜悄悄地把一條北極兔毛圍巾塞進了她的購物袋。
我們所住的公寓里處處印證著時勢的艱難。寬敞的客廳地板上留著劃
痕,那里原來擺放著安娜的三角鋼琴。它的價值將近兩千先令,是斯卡拉歌劇
院一位指揮送給她的。鋼琴在某個春季送到家的時候,瑪格和我還沒出生呢。
但我們知道朱利安不想讓自己家里塞進這個前情人的紀念品。它是用滑輪從餐
廳的窗戶吊進來的,窗戶的玻璃也為此卸掉了。瑪格和我真希望能親眼看到龐
大的鋼琴飛起來的情景。朱利安和安娜偶爾鬧別扭時(這種時候很少見),朱
利安會這麼抱怨:“你為什麼就不能像別的女人那樣保存一盒情書或一本照相
簿?幹嗎要留這麼大的一架該死的鋼琴?男人怎能容忍情敵的殷勤老這麼陰魂
不散!”安娜這個人,在別的方面幾乎都一團和氣,唯獨在音樂方面不會妥
協。她將雙臂交叉放在胸前,挺直五英尺高的身子,只是大聲說了這麼一句:
“除非你想花兩千先令再買一臺鋼琴,再毀壞一次餐廳,不然的話,就把這臺
鋼琴留下。”那臺鋼琴確實留下了。直到有一天,安娜找了個借口把我支走,
等我回到家,發現鋼琴已經沒了蹤影,鑲木地板上留下一溜兒壓痕。而從隔壁
的公寓里,我能聽到沒有天分的鋼琴初學者令人痛苦的亂彈聲。安娜把她心愛
的鋼琴以遠遠低于其價值的價格賣給了住在大廳對面的女人。每到傍晚六點,
當鄰居家滿臉粉刺的男孩被逼著練習時,我們就能聽到手指笨拙地彈音階那沒
完沒了的噪音。我想象鋼琴受到這種虐待,正想唱曲悲歌,正盼望安娜的撫
慰,但它只能承受這可怕的傷害。它那厚實、沉穩的音調曾與安娜的嗓音融合
在一起,就像奶油融入了咖啡。在鋼琴被清除之後,每到傍晚六點,安娜總是
找個理由離開公寓,要麼是忘記買土豆了(盡管我家貯藏室里堆滿了土豆),
要麼有一封信要寄,要麼說她答應要去幫芬克爾夫人調味麥飯的。
雖然鋼琴從我家消失,毛皮被糟踐,牆上的畫不見了,瑪格因種族原因
被音樂學院開除,家里的年輕女仆一個接一個地離開,只有老希爾德留下了。
但是在這個時刻之前,我從未認真想過自己必須離開維也納。我愛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如同安娜,或格萊塔、格爾達、格布莉這三位姨婆一樣,是家庭的組
成部分。怪異的事情確實不斷發生,可在十九歲之前,我還從未經歷過真正可
怕的事情。這得感謝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理念,讓我堅定地相信一切都會好起
來的。此時站在廚房里,我抬頭看朱利安的臉,見到的是幾絲苦笑,我平生第
一次意識到不是“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事情不會越變越好。我必須離開奧地
利和安娜,必須離開多蘿西街這套公寓。從這套公寓高大的框格窗看出去,楊
樹被後面升起的太陽照得倣佛燃起了粉紅色的火焰。每個星期二,食品雜貨店
的男孩都跑來叫喊:“冰棍!冰棍!”我從不把自己臥室的織花窗簾拉上,這
樣就能看見街燈昏黃的光亮,以及有軌電車在下面駛過時那一對車燈的光。我
必須跟4月公園里深紅的鬱金香、歌劇院舞會上飛旋的白裙告別了,再也聽不
到安娜演唱時戴手套的人發出的掌聲,再也看不到朱利安用繡花手絹擦去他自
豪的眼淚。還有8月夜晚在陽臺上吃冰激淩;瑪格和我一邊聽著露天音樂會的
小號演奏,一邊躺在條紋帆布躺椅上曬日光浴;還有瑪格把飯做糊了,羅伯特
笑著說沒關係,于是我們把蘋果和烤奶酪當飯吃;還有安娜向我演示,如何小
心地穿絲襪才能一點兒不弄破它們;還有……
“坐下吧,喝點水。”
當朱利安將木椅拉到我身後時,安娜把一個玻璃杯遞到我面前。連希爾
德都顯得慌亂。
“你必須去。”安娜說。
“我知道。”我說,意識到等我這樣做了,那被延長的美好童年也就此
告終。我盯著安娜,感到時間就像蹺蹺板那樣上上下下地顫抖。我記得所有的
細節:安娜額頭中央出現了細小的皺紋,她發愁的時候總是這樣;朱利安在她
身旁,手擱在她的肩膀上;她穿著灰色的絲質襯衫;洗滌槽後面的瓷磚是藍色
的;希爾德在擰著洗碗布。
愛麗絲,那個小女孩一樣的我,會說我已經老了,可她錯了。我還是那
個女孩。我還站在廚房里,手持那封信,看著其他人——等待著——意識到一
切都必須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