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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大家來玩玩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對對碰遊戲
各花入各眼——名人們的對對碰玩法
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晚清最著名的權臣，人們究竟怎麼評價他們呢？我們先從官方記載中入手。在《清史稿 曾國藩傳》中，把曾國藩比喻為諸葛亮、王守仁，以“中興第一人”，對他進行了定性。在《清史稿 李鴻章傳》中，對李鴻章的評價是這樣的：“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唯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首先肯定了李鴻章是中興的名臣，他的一生和軍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人們往往把軍事方面的成就當做了他的主要功績，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諸如內政外交的功績。他在清朝的對外交往，是前所未有的，堪稱中國外交的開山鼻祖，他是皇帝的好臣子、社稷的守護神。
在肯定李鴻章的功績後，又直言不諱地說到了李鴻章的缺點。那就是慣用利益來籠絡人，過分自大，再加上對于事情的輕重緩急把握不好，所以導致了對他的質疑之聲不斷。這些說法也對也不對，李鴻章依靠給別人好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點沒錯。從淮軍到洋務運動再到外交活動，李鴻章基本上都是從現實利益出發，採取許人以各方面條件從而達到目的。別說是給別人，就是李鴻章自己也在為官的時候，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其中主要是在興建洋務時，投入自己的份額，獲取經濟利益。
在這點上，李鴻章確實無法與曾國藩相比。曾國藩死後留下了可憐的家產，一點兒不像做了這麼多年封疆大吏的人。而據說李鴻章給子孫留下了數千萬的資產，這些資產的來源雖然不是收受賄賂而來，但利用手中的職權謀求私利是一定的。所以說李鴻章在“經濟問題”方面還是讓人詬病的。而對于處理事情不分輕重緩急的問題，倒是不貼切，可能是實在找不出什麼托詞來掩蓋清朝已經孱弱不堪的真實原因，只好將李鴻章在外交上的屢次失敗歸結于他辦事能力不強。
從清史稿對兩人的評價，可以看出曾國藩明顯要高于李鴻章，曾國藩的本傳沒有一個字的不好，李鴻章卻被直接點出了缺點，所以從官方的角度看，曾國藩是個完美的大臣，而李鴻章是個有些瑕疵的臣子。從謚號中，曾國藩謚號文正，李鴻章謚號文忠，也可以看出，“文正”比“文忠”，還是高了一個檔次，表明曾國藩在清朝歷史上的地位要高于李鴻章。
說完官方的評價，我們再來看看同時代的人對這兩人的看法。湘軍、淮軍中的元老級人物由于所處時代的不同以及派係的不同，對于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不盡相同。對湘軍的將領而言，一方面是當時李鴻章尚未發跡，另一方面這些老將基本上在李鴻章掌權時都已經去世，所以他們對曾、李不可能有整體的評價。
特別是左宗棠這種看誰都不順眼的將領就更不要提了，反正在他眼里曾國藩水平不高，李鴻章能力不強。倒是與曾國藩、李鴻章共同參與洋務運動的容閎的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他在《西學東漸記》中這樣描述曾、李二人：“（曾國藩）財權在握，絕不聞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親族，以視後來彼所舉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語矣。文忠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文正則身後蕭條，家人之清貧如故也……李文忠雖為曾文正所薦舉以自代之人，顧其性情品格，與文正迥不相侔。其為人感情用事，喜怒無常，行事好變遷，無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聞人之譽己。其外貌似甚魯莽，實則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遠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誠與品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從“文正”、“文忠”的字眼，可以推斷容閎是在李鴻章去世後才寫了以上的文字。里面主要反映了容閎對于曾國藩、李鴻章的看法，並明確表示曾國藩要比李鴻章強。比如“廉潔”的問題，再次提到了李鴻章假公濟私的事情，而且還認為李鴻章主要是好面子，依著自己的性子辦事，思想品質也差曾國藩一大截。與兩人共過事的容閎，他的評判應該算是從與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直接接觸中所得，相對還是比較客觀的。
在梁啟超撰寫的《李鴻章傳》中，也對曾、李兩人進行了比較。“李鴻章之于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寧唯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國藩提攜之而玉成之。故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
雖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當外交之衝，其術智機警，或視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而李則血氣甚強，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未曾有畏難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長也。“以歷史學家的視角，梁啟超依然認為曾國藩要在李鴻章之上。雖然管仲和鮑叔、韓信和蕭何的比喻不是很恰當，但可以道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知遇之恩。梁啟超認為李鴻章只能算是曾國藩幕府中的普通一份子，這點倒是值得商榷。畢竟和曾府中其他人相比，李鴻章的作為是有目共睹的，將他劃為一般的人物難免有些降低李鴻章。
但梁啟超還是對李鴻章面對清朝內困外擾的局面勇于挺身而出的精神表示了肯定，但這只是李鴻章出彩的很小一部分。從整個《李鴻章傳》來看，梁啟超對于李鴻章的人生進行了批判性的讚揚，即對李鴻章的不足予以激烈的抨擊，又對李鴻章處于千年未有之變局感到無奈，更為世人對李鴻章的種種非議表示了不滿。用梁啟超自己的話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除了以上比較公正的評價外，當然也少不了對曾國藩、李鴻章激烈的批判。比如說章太炎，他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他對曾國藩的評價那叫一個犀利。“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要其天資，函功名，善變人(虛偽)也。……金陵之舉(屠城、殺忠王)……所志不過封禦侯，圖光紫……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改也。”意思就是曾國藩非但不能說是賢良，反而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他的志向無非是當大官，其後世也被他所拖累。放在章太炎那個時代，這些批判也可以理解，畢竟曾國藩是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就代表這封建勢力，作為新思潮的倡導者，章太炎自然要對曾國藩大加批評，只是這個以偏概全的評判未免有失公允。
曾國藩被批得厲害，李鴻章更是在劫難逃，從名聲上來說他要比老師“臭”得多，所以對他的批判那就更是比比皆是。就像梁啟超所說的，“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沒有作為的人一定是沒有讚譽和非議，而名震天下的人，不一定是君子，被人罵得體無完膚的人，不一定不是偉大的人。從另一個方面理解就是，別以為你想挨罵就能挨罵的，挨罵也是要有資格的，一般的人想挨罵都難，當然這里的挨罵是指全民齊上陣的那種。
其中以近代學者費行簡在《近代名人小傳》的評論最為刻薄。“及歿家資逾千萬，其弟兄子銀私財又千余萬，生平主練兵制械而不主戰……俗論擬之為秦檜，予不敢議其國刻也。”把李鴻章和著名賣國賊秦檜畫上了等號，這個比喻堪稱對李鴻章最大的諷刺。《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割地賠款的事情，都少不了李鴻章的身影，這就說他是秦檜，筆者不敢茍同。李鴻章背後有慈禧太後，還有一大群怕洋人怕得要死的王公大臣，反而是敢于站在最前方的李鴻章成了替罪羊。縱然李鴻章在外交上頻頻犯錯，但他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改變不了整個清朝。看歷史必須站在高處全面地看，沒有人想被人唾罵，只是一些事情必須有人要來被罵，真正應該被唾罵的人往往躲在背後。
當然了，有人罵也就有人讚，特別是曾國藩。毛澤東、蔣介石都給予曾國藩很高的讚譽。毛澤東曾經說過“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的話，而蔣介石以《曾文正全集》為日常必備書籍，終生讀之不倦。毛澤東、蔣介石兩位政治思想對立的敵人竟然都對曾國藩表示敬佩，可見曾國藩身上確實閃耀著哲人的光芒。而對李鴻章大加讚賞的卻少之又少，可能是其爭議性太大的緣故，少有知名人士對其讚揚。
不過，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孫中山曾經向李鴻章上書希望他獨立，在那里面孫中山曾經寫過“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的話，而後還有“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眾，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這些都表明了孫中山對于李鴻章辛勞為國的敬佩，也寄希望于李鴻章能改變中國的現狀。
同臺PK——評委打分制的玩法
到底怎麼評價曾國藩、李鴻章呢？這個問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評判標準，在這里就不再多說，而我們要做的是對兩人進行比較，而不是對他們蓋棺定論，那就讓我們用現在的方法給兩個人打打分，看看究竟是老師強，還是學生厲害。我們先從十個方面對兩人進行評分，每個方面十分，總計一百分。每個方面基礎分為五分，表現突出就加分，有問題就減分，最高只到十分，最低不能為負數，加起來就是兩人的最後得分，那就知道誰更強了。
首先，我們先聊聊曾、李的學問。學問這個詞涵蓋的內容很多，比如說文字水平、學術成就等。曾國藩這個方面很突出，是公認的理學大師，他在理學方面主要是受唐鑒、倭仁的影響，這兩人是當時理學的代表人物，而且他們同時也擔任著朝廷大員的角色。曾國藩任京官期間，拜在兩人門下，對理學的認識進一步增強。
另一方面，曾國藩更加注意自己的修煉，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曾國藩在這個方面曾經以“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恆”為自己的座右銘，時刻對自己嚴格要求。那句近乎苛刻的“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標準，就是曾國藩嚴于律己的體現。所以在名師和個人努力下，曾國藩成為了理學最後一代宗師，這個說法一點也不為過。
理學並不是曾國藩唯一的治學方向，他對歷史、文藝、鑒賞等都有研究，他主持的《經史百家雜鈔》就是對古代各類文獻的匯總。這本書共分為著述、告語、記載三個大類，其中又分為若幹小類，比如說辭賦類、書牘類、傳志類等，共十一個小類。內容從孟子、莊子等百家，到各位名家的文章，再到私人之間的書信，內容極其豐富，是研究古文的重要參考書籍。《經史百家雜鈔》的地位可以與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編纂的《古文觀止》和乾隆年間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相提並論，其價值不可小覷。
除了編撰文字，曾國藩還經常為別人寫祭文。寫祭文這事兒可不是隨隨便便寫幾句恭維的話就可以的，既要對死者的生平進行簡述，還要對他的一生進行評價，而且文字要求也很高，所以能寫祭文的必定是被別人認為寫作能力超群的人。看看《曾文正全集》就知道，曾國藩一生寫了密密麻麻不少的墓志銘，可知找他的人有多少。就是在曾國藩臨終之前他還在為別人寫墓志銘呢，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駕馭文字的能力不是一個“強”字能代表的。
而反觀李鴻章呢，雖然從他寫的詩稿來看，他的水平還不錯，但比起曾國藩就遜色了很多。雖然說在曾府，李鴻章曾經是曾國藩的秘書，而且還替老師做過寫奏章的文字工作，但秘書畢竟是秘書，必須按照曾國藩的意思去寫，代筆只能說明李鴻章的文字功底還不錯，取得了曾國藩的信任。再看看《李文忠全集》的內容，除了奏章就是書信，沒有留下任何學術的痕跡。唯一可以稱道的是李鴻章參與了《經史百家雜鈔》的校訂工作，雖然這個工作也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但主編和校訂的差距還是比較大，一個是定調子，一個是挑錯別字，雖然這樣的比喻不是很貼切，但基本上反映了曾、李之間的差距。
在其他方面，李鴻章也沒有能超過曾國藩的地方，所以看在李鴻章是進士出身的份兒上，勉強給他基礎分五分，最多再加一分，得六分。曾國藩雖是“同進士”出身，但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現，足以彌補這個缺陷，給他滿分十分，應該不算過分吧？
其次我們再來說一下兩人的性格。總的來看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性格是互補的，曾國藩有些“黏液質”性格的特質，而李鴻章屬于“多血質”性格。其實曾國藩早期是“膽汁質”的性格，主要表現在處理事情比較極端，急于實現自己的理想。特別是在第一次出山的時候，為了盡快消滅太平天國，他不顧與地方各級官員的關係，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考慮別人的感受，所以導致處處受到排擠。
在父親死去回家躲避風頭的時候，他認真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為，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太過激，從而得罪了不少人，才使湘軍處于非常尷尬的位置。第二次出山後，曾國藩從“膽汁質”性格變成了“黏液質”性格，對待人和事都非常地圓通，辦事非常地謹慎，輕易不與人發生衝突。比如說對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不與其撕破臉皮，為的是讓左宗棠聽自己的話，配合自己消滅太平天國。李鴻章年輕時就心高氣傲，自恃才能過人，所以過于張揚，好爭論長短。
曾國藩對于李鴻章這種爭強好勝的性格很清楚，他知道這樣很難成大器，所以故意讓湘軍將領數落他，消除李鴻章身上的“毛刺”。據說在鹹豐八年，李鴻章和彭玉麟還因為爭辯的事情動了老拳，結果小個子彭玉麟和大個子李鴻章打了個平手。不過在曾國藩不斷的調教下，李鴻章的“多血質”性格里面增加了“黏液質”的成分，逐漸趨于沉穩。曾國藩對于自己的“黏液質”性格也清楚，這種性格的人常表現得遇事優柔寡斷，曾國藩也犯了這個毛病，特別是在重大問題上。比如說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朝廷急命曾國藩調集湘軍勤王，曾國藩遲遲做不出決定。而這時李鴻章斬釘截鐵建議曾國藩不去勤王，而專心致志對付太平軍，曾國藩聽從了李鴻章的建議。這是李鴻章“多血質”性格的優勢，就是遇事果斷。《曾國藩日記》中也有記載，一些事情和李鴻章商量過後，曾國藩立即就能決定，所以兩人形成了性格上的互補。
雖然“祁門別離”是兩人性格差異的體現，但最終李鴻章按照曾國藩的教誨，不斷修正自己的性格。在對待左宗棠的問題上，李鴻章就是按照曾國藩的辦法，盡量順著左宗棠，就算後來有了“海防”、“塞防”之爭，也沒有導致兩人像曾、左那樣的決裂。縱觀兩人的性格，不能單單以一種性格來歸納，只能說是性格上各有優劣，因此，兩人在性格上打成了平手，各得六分。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說兩個人的品質。曾國藩可以說是趨于完美的。一是忠君愛國、體恤百姓，二是嚴于律己、兩袖清風。在湘軍創建伊始，曾國藩寫過《愛民歌》等，主要是拉近和百姓的距離，獲取百姓的支持。這個的效果還不錯，曾國藩的口碑傳播開來。而且曾國藩在廉政方面也是過硬的，就如前面所說，他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求私利。所以在品質方面曾國藩可以加五分。
但曾國藩還是有瑕疵的，比如說天京被毀、私斬李秀成。雖然說曾國藩是為了弟弟曾國荃而迫不得已這麼做的，但正是他偏袒弟弟的私心，成為他無法掩蓋的污點。而湘軍後期風氣敗壞，曾國藩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兩方面對于曾國藩的影響很大，所以還是需要給他扣兩分。李鴻章就差一些了，忠君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不是他挺身而出，可能清朝還不知道被擠兌成什麼樣。而且由于李鴻章所處時代更加兇險，所以這種忠君愛國的精神更加可貴，姑且給他加上一分。
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不錯，雖然在中法戰爭中將他從法國公使的位置上拉了下來，但那是受形勢所逼，而後將他安排在海軍衙門工作，算是對他也不薄。不光厚待恩師的孩子，對待政敵的兒子李鴻章也沒有落井下石。比如左宗棠，李鴻章和他打了一輩子的官司，但左宗棠死後，李鴻章對待左宗棠的後代沒有夾雜個人恩怨，還保舉左宗棠的兒子為官。這樣摒棄前嫌的人品還是值得讚揚的，所以給李鴻章再加一分。
但李鴻章最大的問題就是假公濟私的問題，前面多次說到，這里就不�狎鬗F，直接扣兩分。品質這項曾國藩得八分，李鴻章只能得基礎分五分。
接下來，我們再比較一下兩人最重要的方面—軍事。軍事是曾國藩、李鴻章的發家法寶，所以這個項目的打分比較復雜，先從軍隊建設說起吧。曾國藩創建湘軍這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有了湘軍才有了淮軍，有了淮軍才有了北洋軍閥，繼而清朝滅亡。
雖然不能說是北洋軍閥直接導致清朝的覆滅，但它還是在其中發揮了作用。從這點看，曾國藩建立湘軍既挽救了清朝，又在另一個方面終結了清朝。從軍隊組成來看，湘軍以血緣、地緣為主，而淮軍的成分就復雜多了，這就決定了湘軍的組織性較淮軍要強不少，但兩者都存在著領導至上、國家意識淡薄的問題。
從湘、淮兩軍的軍事成果來看，湘軍最大的成就莫過于平定太平天國起義，使得清朝繼續統治了幾十年，曾國藩作為第一領導，應該是居功至偉，而且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曾國華、曾國葆都是死在戰場上，加三分一點兒都不過分。
淮軍在剿滅太平天國起義中起到的是輔助作用，主要功績在于鎮壓捻軍起義方面，而且李鴻章對于先進武器的引進要比曾國藩進步得多，可以給他加兩分。湘軍的迅速衰敗和曾國藩自身有著很大的關係，他為了保住自己而將湘軍裁撤，所以湘軍的地位很快被淮軍超越，曾國藩以個人利益而放棄軍事建設，是他的一個明顯的不足，要給他扣一分。
反觀淮軍，雖然在清末成為國防主力軍，但李鴻章任人唯親，將不懂海戰的丁汝昌等人安置到北洋水師，造成全軍覆沒，淮軍陸軍主力也在對日本的戰鬥中屢屢失敗，使得整個淮軍經甲午戰爭而分崩離析。李鴻章作為第一指揮員，對甲午慘敗難辭其咎，所以要給他扣除一分。在軍事上，曾國藩七分，李鴻章六分。
再來看看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俗話說強將手下無弱兵，有多少強人也從側面說明了領導的能力和個人魅力有多大。曾、李的幕僚這個范圍很廣，既包括軍師、秘書一類的文職人員，又包括戰將、後勤等軍事人才，甚至還有外交、洋務的特殊人才。
曾國藩的幕僚據統計多達四百人以上，其中官位達到三品以上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他中層官員的人數就不計其數了。文有劉蓉、李元度，武有彭玉麟、郭嵩燾、羅澤南、塔齊布等，洋務有徐壽、華蘅芳、容閎、李善蘭等。
特別是曾國藩本人有獨到的用人之道，總能人盡其才，堪稱用人之高手中的高手。而李鴻章呢，其幕僚的數量也很驚人，比如說武將程學啟、劉銘傳等人，文有吳汝綸、張佩綸，洋務有丁日昌、盛宣懷等，外交方面有伍廷芳等，還有馬格里等洋員也是他的得力助手。這些李府的幕僚做到大官的人數也不少，不過和曾國藩的幕僚群比起來，還是稍遜一籌，而且李鴻章的好多幕僚都是原來曾國藩的幕僚，後轉入李府，如吳汝綸、丁日昌、李傳黼等。再加上李鴻章的用人之道也較曾國藩差一些，比不上老師的慧眼識珠，所以在加分方面，曾國藩可以加三分，而李鴻章只能加兩分。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幕僚的影響力，曾國藩光有李鴻章、左宗棠兩個重量級的人物就加分不少，何況連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弟弟李昭慶、李鶴章都曾經跟隨曾國藩。無形之中李鴻章反而給老師加了分，這個實在是沒有辦法，誰叫他也是出于曾府呢。李鴻章的幕府里就鮮有像自己那樣從幕僚發展成一代權臣的人了，唯一的一個就是袁世凱，但袁世凱有 “篡位為帝”的不光彩經歷，所以就幕僚的影響力來說，曾國藩可以加兩分，李鴻章只能加一分。幕僚一項曾國藩的得分是滿分十分，而李鴻章只能是八分。
再往下比，就是官職上的比較了。就讓我們先看兩人的官場履歷吧。曾國藩科舉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檢討、翰林院侍講、翰林院侍講學士、禮部侍郎、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湖南團練大臣、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榮譽官銜有協辦大學士、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武英殿大學士、賜雙眼花翎，去世後最終身份是太傅、一等侯爵、謚號文正。
李鴻章就牛一些了，科舉為二甲第十三名賜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授予道臺交軍機處記名、福建延建邵遺道缺、江蘇巡撫、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北洋大臣，榮譽官銜為騎都尉世職、一等伯爵、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賜三眼花翎，去世後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謚號文忠。
從兩人的履歷可以看出，曾國藩屬于一步一個腳印，慢慢爬上來的。李鴻章卻是跳了幾級蹦了上來。曾國藩有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兼任過五個部的侍郎，而李鴻章最牛的就是賜三眼花翎。
從這個方面比較李鴻章應該比曾國藩強不少，而且李鴻章還比曾國藩多了文華殿大學士的頭銜。綜合起來看，李鴻章做官要比曾國藩強了不少，但遺憾的是兩人都沒做過軍機大臣，所以李鴻章可以加三分，曾國藩只能加兩分。而謚號上，曾國藩的“文正”比李鴻章的“文忠”要高一大截，那曾國藩可以加兩分，李鴻章加一分。在官職這個硬指標上，兩人打成了平手各得九分。
再一項就是洋務運動了，這也是李鴻章的強項。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開創者，其推動歷史的功績世人皆知，不管是學習西方知識還是努力推動“中國工業革命”，曾國藩都是敢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李鴻章是曾國藩的繼任者，比起老師，他的魄力更大，步子也邁得更大。他不局限于軍事建設，民用、工業都是他積極倡導的。就鐵路、電報這兩項對日後中國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就能證明李鴻章超越其他人的眼光。
雖然其中少不了像北洋水師覆滅這樣的慘痛教訓，但整體看來，李鴻章促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功績是無法磨滅的。言簡意賅，在洋務運動這一項中，李鴻章可以得九分，而曾國藩就要“委屈”一下，只能得七分了。
與洋務運動息息相關的就是外交了。這點曾國藩還真是處于下風，天津教案讓他成為萬人唾罵的對象，這讓他減分不少，但他對外推崇的“誠信”精神，還是影響到了李鴻章。李鴻章在外交上看似比老師佔有優勢，畢竟他被認為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外交家，可就是因為這樣，每每他都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弱國無外交，這讓李鴻章在外交方面屢屢受挫。
大家都經歷過找人辦事、看別人臉色的時候，說實話沒人喜歡矮人一頭、笑臉相陪的“孫子樣”。而李鴻章看著洋人的臉色，這個滋味更不好受，但他又只能強顏歡笑，不得不為。隨後《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他信奉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只能是權宜之計，就是這個沒辦法的辦法，使李鴻章陷入依靠別人的境地，每次都是以犧牲中國之利益換取洋人之利益，所以有人說李鴻章辦了一輩子的外交，吃了一輩子的虧不無道理。
將兩人進行比較，可以得到這樣的分數：曾國藩樹立外交思想可加一分，但應對外交無手段要減一分，只能得到五分；李鴻章周遊各國，受到禮遇，可以加一分，處于矛盾重重的外交場，能依靠個人能力周旋于各國之間，加三分，口碑較差，名聲被毀，扣兩分，實際得分七分。
讓我們再來看看他們的政績。這里所說的政績主要是曾、李兩人在官場上的表現，比如說整頓吏制。在整頓吏制方面，曾國藩先給李鴻章做了表率，他對貪官污吏有著與生俱來的仇恨，他又深諳官場的險惡，所以對于懲治官吏還是採取以儆效尤的辦法，打擊一批，嚇唬一批，拉攏一批，盡量不造成與大多數人的敵對，這是他從第一次出山和湖南各官員衝突中得來的經驗。所以他對于那些臭名在外的官吏還是採取彈劾的辦法，從而凈化官場。
而李鴻章也深諳此招，但他的心更“狠”一些，經常彈劾那些不得力的官員，從而安插自己信任的官員。從兩人的奏章上常常看到他們彈劾官員的折子，不過基本上僅限于自己手下，對于一些“背景深”的大員，他們只能採取迂回的辦法。當然兩人彈劾別人，也就常常遭到其他人的彈劾，這倒是正常的，在官場上混，不被彈劾還真的不正常。在整治吏制上，兩人可以都加兩分。
和現在考核政績不同的是，那時候民生問題反而成為了無關緊要的事情。曾國藩、李鴻章在這方面也是欠缺的，不多的亮點中，以治理永定河為兩人為民造福的代表，畢竟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伺候”朝廷上，老百姓的事情只能有多大勁兒使多大勁兒了。所以兩人還可以多加一分，又一次打成了平手，各得八分。
最後就是兩人後代的比較了。什麼樣的家長教育出什麼樣的兒女，這點是不能忽視的。曾國藩有兒子曾紀澤、曾紀鴻，女兒曾紀靜、曾紀耀、曾紀琛、曾紀純、曾紀芬。曾紀澤已經說過了，是一名外交家，曾任駐俄、法、英公使，後參與中國海軍的建立，其後為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刑部、吏部侍郎。曾紀鴻自學西方數學，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數學家，著有《對數評解》等數學專著。
而曾國藩的女兒中以曾紀芬名聲最高，是一代才女。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李經述、李經邁、李經溥，女兒李經訂。李經方曾跟隨父親出使日本、俄國、英國，後出任郵傳部左侍郎，辛亥革命後被罷官。李經述是一名詩人，曾任三品參讚官。李經邁曾作為出使奧地利大使，後授光祿寺卿，歷任江蘇、河南、浙江等地按察使。李經溥事跡不可考，而唯一的女兒李經訂嫁給了李鴻章的幕僚張佩綸，他們的孫女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張愛玲。
可以說，從曾國藩、李鴻章的第二代可以看出，曾家的孩子要比李家的孩子有出息，所以給曾國藩加兩分，李鴻章加一分，最後分別得七分和六分。
十個方面都說完，這樣我們梳理一下兩人的總得分：
學問 性格 品質 軍事 幕僚 官職 洋務 外交 政績 後代
曾國藩 10 6 8 7 10 9 7 5 8 7
李鴻章 6 6 5 6 8 9 9 7 8 6
有五項曾國藩比李鴻章得分高，有三項兩人平分，有兩項李鴻章比曾國藩得分高，總分曾國藩77分，李鴻章70分，師生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依舊是老師勝過學生。而曾、李兩人能打多少分，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讚也好罵也罷，這兩位極具爭議的人物已經離我們而去，我們更應該站在他們的角度去審視一下晚清那段令人心痛的歷史，讓歷史不要重演。
崇效天
2012年10月于山東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