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上再無曾國藩

　　第一節　天津教案事件——曾國藩認“實”，李鴻章務“實”

　　進退兩難——曾國藩的拖延戰術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曾國藩年已六十。放到現在，他該退休看孫子了，可曾國藩卻不能享受這樣的天倫之樂。作為直隸總督的他，勤勤懇懇地在工作崗位上盡著一個臣子的責任。繁重的工作已經嚴重損害了他的身體，他的健康每況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伴隨著經常性的眩暈。沒辦法，曾國藩只好向朝廷打報告請求靜養一段時間。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後體諒他的難處，同意曾國藩帶薪養病。

　　無奈靜養還沒多久，天津那邊卻出了大事。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後，西方列強開始在中國興建教堂、廣收教徒。在天津，法國傳教士不僅修建了教堂，而且為了向中國民眾表現“慈祥、文明”，還開辦了“仁慈堂”來接收孤兒及棄嬰。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這種作秀的善舉卻醞釀了一場災禍。因為當時中國民眾排外思想嚴重，所以傳教士收養的嬰兒很少。

　　為了“增加業務”，傳教士們就想出來個餿主意—送嬰有獎，只要送來嬰兒就有物質上的獎勵。這麼一來，嚴重的後果出現了。一些喪盡天良的人唯利是圖，就四處拐騙嬰兒，再將嬰兒送往“仁慈堂”以獲得獎金。更匪夷所思的是，“仁慈堂”收養的三四十個嬰兒陸陸續續全死掉了。這下各種各樣的謠言鋪天蓋地而來，有人說是法國傳教士指使人去拐騙嬰兒，還有人說傳教士把嬰兒弄死了，更邪乎的說法是傳教士挖了嬰兒的眼睛、心臟做迷藥。謠言就是這樣，越傳越離譜，但老百姓還是將謠言信以為真，因為他們確實從心里恨死了在自己家門口為非作歹的長毛鬼子。

　　官府不能坐視不管，于是行動起來抓人販子。6月18日，官府抓獲了一個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他供述了在天主教徒王三的指示下迷拐嬰兒的犯罪事實。事情傳開後，民怨蓄勢待發。當時在天津分管洋務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約見了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雙方當面對證。到了6月21日，天津道臺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押著武蘭珍去教堂對證。雖經證實並沒有挖眼剖心的事情，但聚集而來的群眾情緒激昂。看到王三出來了，就紛紛撿起磚頭砸這個大漢姦，順帶著把教堂的玻璃窗也砸得粉碎。法國領事豐大業拿著槍氣勢洶洶地跑到崇厚的衙門要求給個說法，崇厚勸了半天也沒讓豐大業消氣，嚇得逃跑了。

　　這還沒完，豐大業還真是“瘋大爺”，等知縣劉傑來到衙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連放數槍。幸好劉傑命大，自己沒傷到，反而是手下受傷了。當官的拿洋人不敢怎麼樣，可老百姓卻不怕。看著豐大業這麼囂張，大家一窩蜂地衝上去，把這位法國領事打死了，“群體性事件”引發了血案。打死了法國領事點燃了仇洋的導火索，百姓的怨恨得到了徹底的釋放，衝著教堂和洋人鉚足了勁兒，天津全城處于混亂與廝殺中。法國領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毀，二十個外國人被打死，還有幾十個中國天主教民被殺。城門起火，禍及池魚。英、美、俄等國都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這次明顯是洋人吃了虧，他們豈能善罷甘休。法國聯合英國、美國、比利時、俄國、普魯士、西班牙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集結軍艦示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後見事態越來越嚴重，便下詔讓曾國藩去處理，他是直隸總督，他不去還能誰去。但他們也知道曾國藩還在休病假，所以聖旨倒是很“客氣”—“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意思是只要曾國藩身體行就去。

　　接到聖旨，曾國藩猶豫不決。他回想起兩年前自己還是兩江總督時，就遇到過教案這類棘手的事情。事情的起因與天津教案極其相似，而發生的地點在揚州。揚州也有一個法國傳教士開的育嬰堂，送去的嬰兒接二連三地死亡，引起了公憤。雖然事後查明嬰兒的死亡是中國乳娘虐待所致，但揚州的百姓還是把這筆賬算在了洋人身上。1868年8月22日，揚州發生了暴動，傳教士被胖揍，育嬰堂被關閉，英國的教堂被燒毀。和天津教案相比，只差沒死洋人。英國領事麥華陀立即帶領著英國士兵來到揚州，意思很明確，不妥善處理，大英帝國就不答應。

　　當時曾國藩已經接到調令，去當直隸總督。他本可以把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下一任兩江總督馬新貽，但馬新貽還沒到任，拖著不是辦法，曾國藩只好硬著頭皮上了。

　　曾國藩開始和英國人較量，英國人卻趾高氣揚，而他並沒有一味地退讓。在國家外交這種事情上，必須軟硬兼施。麥華陀來到總督府和曾國藩談判，以為勝券在握，自己提什麼條件都能得到滿足，可曾國藩與他據理力爭，弄得雙方不歡而散。英國人向朝廷施壓，進而通過朝廷向曾國藩施壓，而且還把軍艦開到南京，想用武力進行恐嚇。曾國藩心中很糾結，他既想維護國家主權，又不敢因此事交惡洋人。這真是難為了他，本就無力和列強抗衡，又哪來談判的資本呢？于是他只好採取了偏軟的方法，揚州教案拖了三個月才處理完。

　　曾國藩基本上滿足了英國提出的條件：揚州知府、知縣被革職；被損財物按價賠償；教堂前樹石碑，說明政府保護西方傳教。而曾國藩爭取到的唯一好處就是英國不再過多地追究肇事者的責任，總算是保護了百姓。可對于曾國藩的處理結果，全國卻是一片責難之聲，罵他是賣國賊，嚴重損害了他的形象和聲望，曾國藩有口難辯，真是費力不討好。

　　而現在曾國藩再一次遇到這樣的倒霉事，天津教案可要比揚州教案難處理得多，不僅死了人，而且還涉及多個國家。曾國藩知道天津教案的棘手程度，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一定會被世人唾罵，一世英名毀于一旦；要是採取強硬態度呢，結果就是惹怒洋人，再開戰事，生靈涂炭。就算老謀深算如曾國藩，在權衡輕重利害後也矛盾極了。他可以選擇不去，稱病就是了，畢竟他還在靜養中。曾國藩最後還是毅然決定去處理天津教案，忠君愛國是曾國藩一直以來的處世信念，國家有難，作為國家椅仗的重臣怎能袖手旁觀？曾國藩去了，不光買好了楠木棺材，還給兒子曾紀澤寫了一封家書。與其說是家書，還不如說是遺囑，用一千多字交代了自己的後事以及教導兒子處世的道理。從這也可以看出，曾國藩這次去天津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可用“壯烈”二字來形容。

　　陰歷六月初十，曾國藩來到了天津，和他一起處理天津教案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與洋人打交道比較多，面對惡如豺狼的洋人，他就是一只小綿羊，洋人說什麼是什麼。本來曾國藩還想和洋人理論一番，可在聽取了崇厚的意見後，他決定先穩定局面。一張《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張貼了出來，這是曾國藩穩定局面的第一步，而這一步卻讓百姓心寒。因為告示主要是責怪天津百姓太衝動，才造成了這樣混亂的局面。第二步就是聽從崇厚的建議，將天津道臺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撤職，這一步是在追究官員的責任。這兩步措施的結果是全國上下對曾國藩口誅筆伐，一下子為他打上了“漢姦”的烙印。曾國藩很清楚這樣做，一定會失去天津的民心，但他又不得不這麼做。除了崇厚的建議，他更看到了洋人背後的武力威脅，如果不讓洋人滿意，後果將更為嚴重。為了進一步平息事態，曾國藩還把精銳劉銘傳部調來，準備隨時應對民眾的抗議。

　　接下來，曾國藩開始了第三步，前兩步都是做給外界看的，第三步才是關鍵，那就是查清事件的前因後果。經過十多天的調查，曾國藩寫奏折向朝廷匯報了查明的事實和自己的分析。

　　第一，當事人王三的口供有問題，反復翻供，是否是傳教士的指使沒有證據；

　　第二，詢問了在仁慈堂的兒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願的，不是被拐來的，挖眼剖心純屬謠傳；

　　第三，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天津百姓認為里面有貓膩，實地查看後，發現地窖只是放煤用的；

　　第四，有人進入仁慈堂後不願出來，大家就以為里面有迷惑人的藥；

　　第五，仁慈堂接收將死之人，讓傳教士給死者做洗禮，百姓看到人進去卻不見出來，以為被殺；

　　第六，仁慈堂的房間很多，一些親屬進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間居住，很長時間見不了面，互相認為是被害了；

　　第七，仁慈堂內死亡的人數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時一個棺材放兩三具屍體，而且死亡狀況與正常死亡不同。

　　可以看出，曾國藩調查天津教案事件確實費了很多心血，不放過細節問題，從側面說明他對此事的謹慎態度，但他遺漏了法國領事豐大業先開槍這個事實，如果沒有豐大業的挑釁行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會發生。曾國藩的調查報告，基本上將引發騷亂的責任歸咎于民眾的無知和百姓、洋人之間的誤解，從而為下一步處理埋下伏筆。

　　查明了事件情況，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騷亂分子”，這件事情比較麻煩。事件沒有前期預謀，民眾屬于自發而起的，沒有明確的組織者，而且場面非常混亂，誰動的手誰打的人，都是一筆糊涂賬。而這時，法國方面也跳出來擺明了自己的立場，一共提了四點要求：重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罰兇手。

　　表面上看這四個條件提得還不算過分，但後面兩條非常難辦。法國要求處理天津官員，不是要求引咎辭職或者關進大牢，而是要將天津府縣的官員抵命。這讓曾國藩非常難以接受，別說是他，就是朝廷也不會同意這個要求。雖然說天津的官員有失職的地方，但民眾暴動與官員的關係不大，所以殺了官員顯然是處理過重。而在這段時間里，曾國藩也在不斷地反省自己的行為。鋪天蓋地的指責確實讓他冷靜了許多、看清楚了很多。剛到天津他兩眼一抹黑，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

　　可幾步下來，曾國藩從國家功臣一下子變成了國家罪人，而這些步驟不全是曾國藩一人所為，但他是主事的頭頭，所以不管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還是個人意志的反映，曾國藩都要成為第一個被唾罵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這樣的處境讓曾國藩不得不考慮改變工作思路。對付洋人，只是一味地順從看來是不行的，別說洋人得寸進尺，就是讓他們滿意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于是曾國藩逐漸改變了和洋人談判的策略，軟硬兼施，特別是在處理官員的問題上和洋人針鋒相對—你不是說要殺嗎？那就給個殺的理由。洋人說天津官員和百姓是一個鼻孔出氣，所以他們要為事件負責。曾國藩告訴他們官員們已經就地免職送去刑部治罪了，殺人償命是應該的，可官員們沒有動手殺洋人，甚至自己差點兒被洋人殺了，這筆賬怎麼算？這下洋人沒話說了。是啊，官員們沒有參與騷亂，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這點，但他們卻不承認，非咬著要殺了這些官員。

　　法國公使羅淑亞見曾國藩的態度很強硬，只好尋求上層施壓。他立即向清政府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去最後通牒，如果不將天津官員砍頭示眾，那就撤回使館和僑民，剩下的交給法國的海軍司令處理。這擺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脅這招兒，不殺就開打。

　　曾國藩知道法國人不會善罷甘休，立即向朝廷寫了詳細的報告，重點上報了自己對天津官員的態度—不能殺，免職屬于正常的處罰。朝廷也很反感法國這種不依不饒、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囂張，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要求。按說事情要這樣發展下去，可能還真會發生比較嚴重的後果。可就在這時候，法國後院起火了，法國和普魯士打起來了，老牌勢力和新興勢力鬥得不可開交。戰爭的發展向著不利于法國的方向發展，法國的主要精力放在國內，這個遠在東方的外交事件顯然變得微不足道，但曾國藩還不知道法國已經後院起火。

　　向清廷施完壓後，法國人又回到了談判桌邊。開戰這個籌碼已經失去，那就不能這麼牛氣哄哄了。最後，法國人不再要求殺人，但要求有個交代。曾國藩建議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遣戍黑龍江，也就是流放到惡劣之地服役。但清政府為了平息法國人的怨氣，並沒有聽從曾國藩的建議，而是選擇了比較重的刑罰。曾國藩卻對朝廷的處理感到很失望，本來這幾個官員被治罪他就心有不安，又處以這麼重的刑罰，這讓曾國藩更加覺得虧欠了他們。曾國藩籌措了兩萬兩白銀給幾個官員作贖刑的費用，這樣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從這也看出來，曾國藩的內心是多麼的矛盾，怎麼做才能讓事件得到妥善處理，真讓人費腦子。

　　官員的腦袋保住了，但事情還沒完，洋人還在那里等著呢。官員不殺也就罷了，總要殺幾個兇手吧。曾國藩清楚不拿出幾個人頭讓洋人看看，這事準沒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國藩盡快抓獲嫌犯以消除與洋人的緊張關係，于是曾國藩開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抓人可是件麻煩事，不抓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參與這次事件的老百姓數量少則百人，多則數千人，都抓了顯然不可能。曾國藩想了個辦法，那就先抓些擋擋。衙門里的捕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抓了十一個人。可區區十一個人怎能讓洋人滿意，別說洋人，連皇帝都不滿意。在官員的處置上，洋人讓步了，但對肇事者的處置可不能再讓洋人下不來臺。再說抓的都是百姓，多抓點兒，甚至多殺點兒，對于朝廷來說真是無足輕重，多點兒反而更好交代。這就是當時統治者的想法，草民還不如草，殺了沒人同情。

　　就這樣，朝廷指示數量不夠，應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國藩處于兩難的境地，抓還是不抓不是問題，抓多少才是問題。別看曾國藩有“曾剃頭”的惡名，但那是對付太平天國，面對無辜的民眾，他下不了狠手。但朝廷步步緊逼，曾國藩只有痛下狠手，繼續抓。在他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約八十多人，而其中認罪可殺的不過七八人，而其他的都不能證明有罪，不好處理。可見當時曾國藩的心情是多麼的復雜，他明知道抓了一些無辜的人，但自己又要違心地處理他們。

　　中秋節前，曾國藩終于向北京匯報了對于人犯的處理結果：“應正法七八人，應治罪二十余人。”但朝廷還是認為處理得太輕，主要是殺的人太少，很難讓洋人滿意，責令曾國藩“趕緊勒限嚴拿”。曾國藩感到實在不能增加殺人數量，他左右為難，只好採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時間拖後。從發案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個月，曾國藩遲遲沒有新動作。說實話，從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整個過程來看，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唯唯諾諾的人，再沒有心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是聽從于朝廷的安排。可能是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厭倦了官場上的是是非非，曾國藩只想一步一步讓自己擺脫教案這個不好做又做不好的事情。這與原來這位“中興之臣”的處世風格格格不入，曾國藩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把工作做好，這也許標志著曾國藩到了心智枯竭的時候。

　　左右逢源——李鴻章的痞子工作法

　　曾國藩的拖延戰術還是惹怒了上層，不是不想幹嗎，那就挪地方換人，而正好這時候南方又出大事情了。接任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被殺了。事情的大體經過是這樣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馬新貽到總督府西邊的校場檢閱練兵情況，檢閱完了就步行回府，當時一起的還有幾個手下。走到後院門口，突然從人群里躥出一個人，拿著匕首刺進了馬新貽的右肋，第二天馬新貽不治而亡，而兇手自稱叫張汶祥，當場被抓。堂堂兩江總督，權位僅在直隸總督之下，手握清朝財政命脈，竟然被人當街刺殺，這可夠聳人聽聞的。清政府正好借著這個機會，讓曾國藩走人，曾國藩復任兩江總督，兼辦這起“刺馬”案，而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的不是別人，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和曾國藩淵源可算是不淺，他是曾國藩的學生、幕僚、同事，兩人的關係非常微妙。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哪些故事，我們將在後面一一為大家展開，現在我們先從天津教案說起。當時李鴻章的身份是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還有一個太子太保的頭銜。

　　可以說，李鴻章已經躋身高層的范圍內，但還不是權力核心人物。而天津教案發生時，李鴻章正在剿匪，他可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教案這種重大的事件，怎麼能逃過他的耳目。而在處理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也多次給李鴻章去信聽取他的意見。李鴻章沒有一點兒置身事外的意思，在他看來老師這次前途未卜，為了能幫助老師妥善處理，他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鴻章在復曾國藩的書信中就明確指出“有殺斃領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無疑義”，而解決的方法在“中國立意不與開釁”的前提下“拿犯、賠銀”即可。“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這句在李鴻章與曾國藩書信里的話，說明了李鴻章的處理方式。

　　不管洋人怎麼著，就玩油滑的，不說可也不說不可，靜觀事態發展，再做決斷。這也表現出李鴻章混跡官場的一貫作風—痞子工作法。別看名字不好聽，但是效果還算可以。像泥鰍一樣渾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個難。

　　可曾國藩並沒有聽從李鴻章的建議，他不是油滑的人，是個老實人，這是兩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曾國藩認“實”，而李鴻章務“實”，雖然都是“實”，但含義卻差別很大。曾國藩的“實”是事實、道理的實，李鴻章的“實”是實效、效果的實。曾國藩滿腦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統思想，李鴻章卻少了這些束縛。在天津教案事件上，曾國藩實在是進退兩難。而對于這樣尷尬的處境，曾國藩選擇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來了清政府對他工作能力的質疑，隨即上奏身體狀況差強人意，要求另外選人處理天津教案。確實，這樣大的壓力讓曾國藩的健康每況愈下，眩暈、嘔吐成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換人呢，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換人吧。李鴻章成為接任者的不二人選，很快他收到了轉任直隸總督的上諭，而曾國藩去幹原來幹過的兩江總督。這個安排很合適，反正兩江總督死了，正好沒人接替，再說曾國藩對兩江地區比較熟悉，去那里是個很好的選擇。安排李鴻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朝廷寄希望于他拿出點兒真辦法來。

　　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後，李鴻章的行動很快。他不是抓緊去天津接手曾國藩處理事件，而是先去了保定—直隸總督府的所在，先佔了位置再說。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鴻章並沒有急于去接這個燙手山芋，看到老師曾國藩為了這事那叫一個為難，他也心有余悸，靜觀其變。他又很聰明地以身體有恙等理由，上疏讓曾國藩先行處理完天津人犯後，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鴻章的請示，讓曾國藩繼續在天津處理未完事宜。

　　備受煎熬的曾國藩承受了更大的壓力。他以病請辭，想置身事外，而朝廷真的將他調任了，他反而覺得朝廷對他不信任了。這對“一心忠君”的曾國藩來說，無疑是最可怕的。他狠下決心，殺，在這種情況下，心軟就會毀掉自己。于是曾國藩重新開始抓人，又有數十名無辜的群眾被當做暴徒送進了監牢。隨後，曾國藩向朝廷啟奏，第一批準備正法15人、軍流徒刑21人，還有幾名嫌犯稍後查明再作處理。朝廷對曾國藩的奏章表示滿意，並敦促盡快結案。

　　等第一波人犯的處置有了結果，李鴻章也來到了天津。當然他來天津首先還是要拜會一下曾國藩，一是盡師生情誼，二是與曾國藩交換意見。兩人見面不得不討論起對洋人態度的問題。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回答還是要堅持自己的“痞子態度”，曾國藩也依舊對他的處理方式不屑一顧，怒道：“那痞子腔怎麼用，你倒是用給我看看。“看到老師和自己的意見相左，李鴻章自然沒有讓曾國藩難堪，用“我只是隨便說說”來搪塞曾國藩。曾國藩繼續教導李鴻章說既然洋人也講處世的基本原則，那就要誠心待人，如果用虛張聲勢的方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還不如踏踏實實和洋人交往，這樣的結果可能更好。曾國藩的教導當時李鴻章不認為是好主意，所以他心里對“痞子態度”沒有改變，他自有自己的想法。

　　這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最後一次在重大國事中的交集，而兩人不同的處理方式再次說明了他們之間的不同。不過這次的談話對李鴻章的影響還是深遠的，別看當時李鴻章好像有點兒不服氣，但後來他也認識到與洋人坦誠相待這個原則是正確的。多年後，連李鴻章自己都說：“我辦了一輩子的洋務，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而“一言指示之力”就是指曾國藩教導的坦誠相待原則。為了踐行曾國藩的原則，李鴻章總結出“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的結論。

　　放下後話不說，繼續講天津教案。在公布處理意見後，洋人們又開始抗議了，他們給清政府發去聯合照會，還是覺得處理得太輕。朝廷只好再次責令曾國藩加大處理力度。曾國藩既然已經當了“賣國賊”，那就只能一條路走到黑。很快，第二批被處理的名單報了上去，正法5人，軍徒25人。兩次加起來共判死刑20人、充軍流放25人。除了懲治人犯、懲罰官員外，還有兩條，那就是賠款、道歉。殺了人、燒了房，經濟賠償是應該的，賠償費加撫恤金一共50萬兩，還派崇厚為專使向法國賠禮道歉。這就是曾國藩對整個天津教案的處理意見。

　　而這個意見一出，全國嘩然，曾國藩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對他的謾罵聲此起彼伏，甚至有點兒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架勢。京師的湖南同鄉們把曾國藩作為湖南人的恥辱，將會館中曾國藩的官爵匾額悉數砸毀，甚至將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認他是湖南人。官員們也是群情激昂，特別是以醇親王奕艴（光緒帝的父親）為首的眾大臣紛紛表示對曾國藩的不齒，這些人包括李鴻藻（注意，這人和李鴻章沒有關係，而且是一對死掐的冤家）、翁同龢（光緒帝的老師）等人。他們對曾國藩這種賣國的行徑一直表示憤慨，而他們主張與洋人拼到底，乃至血戰不止。曾國藩確實倒霉，天津教案絕對是一個毀人的大坑，誰跳進去誰就惹一身臟。愛國是正確的，可愛國不是停留在口頭上，難道曾國藩就想這樣受洋人欺負？他一定不想，可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如果和洋人談不好那就打仗，就清朝剩下的那點兒家底兒，還不夠塞列強牙縫的呢。說句不好聽的話，奕艴等人屬于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如果讓他們和曾國藩換換，估計也很難拿出一個萬全之策。曾國藩背負著歷史罪人的大山，離開了天津，天津這個地方對他來說真是一個不祥的地方，他一定不想再回到這個傷心的地方，而剩下的事情就扔給了李鴻章。

　　曾國藩離開了，李鴻章還在，後續的掃尾工作還需要他來完成。其實李鴻章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因為處理意見已經得到了雙方的認可，他能做的就是在細節上再討價還價。李鴻章外交能力堪稱清朝末年最強的，無怪乎他執政後期外國人視他為“無冕之王”。 法國已經在普法戰爭中失敗，處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則快，李鴻章抓住這個機會，通過他的斡旋，俄國人松口了，只要求經濟賠償，並不要求抵償人命。這樣，死刑犯的數量從20名減為16名，還是撿回了幾條中國人的命。而在對犯人行刑的時候，李鴻章的“痞子工作法”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偷偷派人將原來收監在牢的16個死刑犯弄了出來，頂替了被判死刑的人。這招兒可是夠絕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的哪幾個人死刑，只要是砍了頭就交差。別看這都是些“小動作”，可給李鴻章帶來了不錯的口碑。政治上耍點兒小聰明有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要看怎麼用、用在什麼地方。

　　從天津教案這個事情上看，李鴻章對使用政治小伎倆很是在行。首先，他在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後，並沒有急于去天津，就是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勢必要接爛攤子，所以他就推給了曾國藩。曾國藩已經壞了名聲，那沒辦法，只有讓他做出處置決定，而自己只承擔執行者的角色，會被罵得少些。其次，國人已經出離憤怒了，做出點兒能鼓舞人心的事情，比如說少殺了人，那就能得到國人的一致讚揚。不得不說，李鴻章的小算盤打得那叫一個精，只是苦了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