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重構晚清記憶 

　　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也就是說，大清王朝成為歷史陳跡已有一百年的時間了。相對于大清王朝兩百多年的歷史而言，一百年絕對不算短，然而對那段歷史，尤其是晚清十年、二十年的歷史的研究，我們似乎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得要領。

　　晚清的歷史有些顯然被妖魔化了。第一次妖魔化，來自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主義者。他們在甲午戰爭後發出了政治革新的呼吁，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變革，然而這場急風暴雨式的政治變革在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復雜，但是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不經審判而被誅殺，確實是清廷之過。人們因此也對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寄予了無限同情。

　　毫無疑問，康有為、梁啟超等政治流亡者某種程度上濫用了人們的政治同情。他們在那些年，捏造了一些政治謠言，其中最重要也是造成後來理解這段歷史出現困難的謠言，就是清廷內部不是存在著兩種聲音，而是存在著兩股政治勢力，甚至是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他們推崇和擁戴的光緒帝，他被塑造為改革的化身、進步的希望；另一個則是他們竭力反對和抵制的慈禧太後，她被塑造為政治上的守舊者和頑固派的領袖，是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

　　顯然，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歷史的某些妖魔化並不符合真實的歷史。即便是梁啟超也在後來有所反省，認為他的那些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實，只是一種現實政治的宣傳，不能作為歷史來看。

　　然而，由于接續政治改良主義的革命派，同樣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清政府，因此他們雖然沒有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刻意渲染清廷內部的兩種勢力，但是他們接續政治改良主義者對清廷的批判，將清政府作為一個整體，視為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因而在某些革命黨人的眼里，不僅慈禧太後是政治上的頑固派、守舊派，即便那個被改良主義者奉為真理化身的光緒帝，也不過是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醜。

　　改良主義者和革命黨人對清政府的批判，如果從政治史的層面去理解，應該說是沒錯的，作為鬥爭的雙方，他們當然要對清政府持嚴厲的、不妥協的批判立場。然而一百年過去了，如果我們還是繼續延續改良主義者和革命黨人對清政府的批判，顯然不利于獲得歷史的真相，只能繼續處于雲山霧罩之中。

　　其實，如果我們拋開既有成見，從總結先人治亂經驗的角度，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上反觀晚清，我們可能就會得出不一樣的認識，或許就能夠對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敬畏、敬意與溫情。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晚清七十年的歷史當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列強通過這場戰爭強行進入中國，強行將中國拉入世界一體化的軌道，中國在屈辱中被迫踏上了走向世界之路。經過1860年之後長達三十年的向西方學習，應該承認大清王朝已經從先前的衰敗中走出，正統史學家說那些年是歷史上的“同光中興”，或許稍有誇大，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到19世紀90年代早期，大清王朝確實恢復了一些往昔的氣勢與實力，確實敢于對列強開口說不，動輒表示不高興了。

　　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其實只是將中國推向一個正常國家，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是一個正常國家。經濟實力的突然增長使那時的中國人產生了莫名其妙的虛驕，然而經過一場並不太大的軍事衝突，龐大的中華帝國重演了半個世紀之前的悲劇，竟然被東鄰小國日本輕而易舉地打敗。

　　東鄰日本在過去一千多年中始終是中國最忠實的學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勢力東來之後，才突然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經過不到三十年的發展，竟然真的在遠東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並一舉成為中日戰爭的戰勝國。

　　對于日本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的選擇，中國人自始就不以為然。聰明的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西方的東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盡棄其學而學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強調文化自覺和文化的主體性，強調中國之所以學習西方只是適應形勢，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並不意味著中國會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中國的政治體制、綱常倫理等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和優長之處，這是中國文明的財富，自然不能隨便丟棄。所以，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同時，並不願意像日本那樣追慕西方政治體制、改造自己的政治體制。

　　一個龐大帝國敗給小國，實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恥而後勇，是中國聖賢幾千年的教誨。所以在甲午戰爭後，中國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再出發，其目標、榜樣，就是那個素來被中國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後所發生的“維新運動”，很顯然是要模倣日本的明治維新，要像日本那樣重構一個全新的國家體制。

　　中國走向維新之路當然是一個正確選擇，然而中國人的焦灼意識和世紀末的恐懼在那時非常強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國卻希望三年完成，這就不免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恐慌。激進與保守、穩健與魯莽，在1895年之後成為國內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這並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為不這樣認為。康有為的焦灼意識使他認為朝廷內部有一個頑強無比的守舊勢力，因而中國要進步，只有徹底摧毀這個守舊堡壘。他不僅這樣認為，而且這樣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試圖運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變革的障礙，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強勢鎮壓，不僅嚴重挫傷了改革者的政治熱情，而且使清廷內部的政治勢力發生了異變和調整。作為大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滿洲貴族在這之後確實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中國的變革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們不願重演戊戌年間的政治故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切變革都必須以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為前提，任何有可能損害滿洲貴族集團利益的行為都必須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後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逆轉，統治者試圖利用排外主義情緒化解國內危機，然而事與願違，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差一點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醜條約》簽訂後，中國在列強的壓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新政、預備立憲、欽定憲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間相繼出現，中國距離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不過一步之遙。

　　當然，任何政治變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任何政治統治者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都很難持久地主動變革。政治變革的壓力往往來自于政治反對派。在大清王朝的最後十年，真正推動清政府進行大規模政治變革的動力，其實就來自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革命與改良確實在那十年間進行著激烈賽跑，改良終于在各種利益集團的內訌中走向終結，孫中山原本“一個人的革命”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自覺和統一行動，清政府終于用自己的手將自己埋葬。

　　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變革是真誠的，也是有效的。只是這場變革畢竟是在與革命賽跑，因而在那十年間，雙方的相互攻訐在所難免，相互誇大的指責往往掩蓋了歷史真相。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因而我們在民國之後的歷史記憶建構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敗反動的一面，真實的歷史就這樣被善意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