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改革不完美 

　　當君憲成為往事

　　兩千年的君主專制曾給中國帶來穩定和輝煌，但是進入近代以後，家天下的君主專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的需要。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前後十年，一個君主立憲的日本相繼打敗中國與俄國兩個巨大的君主專制國家。這個殘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震動。走向君憲，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唯一政治選項。然而到了1911年，當君憲主義即將成為事實時，一個規模不大的軍事嘩變，竟然在一夜之間掀翻了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龐大帝國。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必然還是偶然？一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可以聽聽老牌君憲主義者嚴復的分析，他的那些獨特看法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對于清廷、袁世凱、革命黨、康有為等，均有批評有分析，相對來說比較中立客觀。

　　君憲先鋒

　　在近代中國，嚴復是作為思想啟蒙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爭後向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只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認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經濟形態上落後于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制變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復在那個時代並不認為它已成為中國發展的障礙，已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

　　基于這樣的認識，嚴復在1895年之後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了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並不認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現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他認為只要變化的方向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要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的共同道路。中國不需要標新立異、超常規發展，不需要總顯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出從容優雅的風度。對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復向來不以為然，他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了大清兩百多年的江山。嚴復認為，假如康有為、梁啟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麼要不了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後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

　　嚴復的思考當然不是事實，1898年之後的中國在經歷了幾年徘徊後，終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軌道。特別是到了1904年，中國在經歷了日俄戰爭的強烈刺激後，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中國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型的過程正式開啟。這是中國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因而嚴復和那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一樣，很快從1898年之後對政治的冷漠轉為對政治的熱情，迅速轉變成一個君憲主義者，真誠相信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對于清廷的君憲主義呼吁，嚴復給予積極回應，並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君憲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和學理依據。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後數次在上海青年會演講西方政治學，對世界上已有和現存的國家類型給予細致點評，以為要救亡，就必須將中國從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因為只有在立憲體制下，民眾才能通過議院輕而易舉地完成和平變革，實現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憲體制下萬世一係，永享國祚。

　　君憲主義危機

　　嚴復對君憲主義有很高的期待。他認為在當時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下，君憲主義是唯一出路，君憲主義可以將中國從孤立狀態中拯救出來，君憲主義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憲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嚴復的理解與思想界主流、與清廷的舉措有同有異，並不完全一致。嚴復指出，君憲主義並不只是政治架構的改革，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君憲主義落到實處，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鑄國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發生，防止暴力衝突。

　　對于滿漢衝突，嚴復始終認為是革命黨人在理論上的一個虛構，並不是歷史的或現實的真實。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具有消極作用的種族主義，這種主義不僅無法拯救中國，反而會將中國拖到分裂的深淵。嚴復強調，中國國情確實具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主義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那麼不僅當政的滿洲人沒有辦法抵抗，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邊族群都很難找到自己的歸宿。他們無法與純粹的漢人一道組織一個廣袤的無法駕馭的共和國家，因為這里有種族仇視、仇殺以及感情、習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異與障礙。當中國不得不進入共和國家時，周邊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將廣袤地域和眾多人民轉投某一大國而獨立。這種事情一旦發生，“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這就不是中國的出路，而是中國的災難，中國的毀滅。所以嚴復始終如一堅定反對革命，反對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認為只有君主立憲可以維係中國這個多族群多種族的國家。

　　不幸的是，中國的政治偏偏是沿著嚴復預言的反方向發展，革命成了重要選項，甚至一度成為首要選項。對于這一點，嚴復並沒有刻意攻擊革命黨和孫中山，他認為君憲主義危機發生和排滿主義強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滿洲貴族的無能和自私。

　　根據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之所以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後不久陷入危機，武昌起義之所以發生並在全國范圍內得到響應，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攝政王及其大臣的極端無能；第二，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的頭腦中帶來了無數偏見和誤解；第三，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第四，在這之前的幾年間長江流域饑荒頻仍，商業危機引起恐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

　　在嚴復所分析的因素中，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第一條，即攝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無能。嚴復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國和日本人的建議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是對的，將權力盡可能地收歸皇室、收歸中央也不算太錯，只是滿洲王公在做這兩件事情時沒有從國家根本利益進行考量，而是帶有非常自私的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編軍隊，不是將這支軍隊改造成國防軍，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衛隊，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壯麗的城堡建築在磐石之上。攝政王自封為大元帥，讓他的一個兄弟統帥陸軍，另一個弟弟統帥海軍，天真地以為這樣至少不愁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漢族的叛逆子民。攝政王做夢也沒有想到，恰恰是他所倚仗的東西有朝一日會轉而猛烈地反對他，因為他不知道他所倚仗的東西的根基已被數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瓦解了。

　　君憲成為歷史

　　根據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在中國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為各地不滿的民眾抗議政府提供了口實和機會。要是清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無所作為，結果導致四川暴亂。革命黨人那時在為各省諮議局的聯合而工作，並在新軍中加強了活動，于是武昌失守，軍人嘩變。

　　軍人的介入使問題的處理更加困難。前往武昌鎮壓嘩變的新軍敢于第一個起而抗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暗示自己與南方新軍是同種同族，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發動兵諫，種族主義簡直就像一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兩百多年的帝國推向絕境。

　　在軍隊壓制下，清廷被迫退讓，于10月30日下罪己詔，發誓要永遠忠于、服從即將召集的國會，發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宣布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制訂，並將被無條件接受。宣布的這三條內容太重要了，但是確實已經晚了。嚴復非常遺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話，中國的歷史就不會這樣發展下去了，大清帝國依然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然而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所謂《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在嚴復看來根本不是憲法，這不過是將專制政權從皇帝手里轉移到國會，根本無法給中國帶來持久穩固，因而不是進步。

　　對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機，作為資政院欽選議員，嚴復憂心忡忡，但對中國由此變為共和政體，則無論如何不願認同。嚴復的擔心只有兩點，一是中國國民程度不具備，中國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積累和訓練；二是中國如果由此強行進入共和，必將引發新一輪邊疆危機，且種族之恨相為報復，必將貽害全體中國人。

　　基于這樣的認識，嚴復在袁世凱出山之後竭誠幫助清廷化解危機，以隨團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參加南北議和，勸說黎元洪和南方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道路，反復解釋只有君憲主義才能從根本上為中國開辟一個新時代。

　　嚴復的勸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起到了一定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黨人確實在會晤時表示可以考慮重回君憲體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須徹底改革，不能再耍什麼新花樣、假招子。對于這一點，嚴復也感同身受，以為重回君憲主義的前提當然是清廷徹底改革悔過自新。他對清廷的建議是，根據文明進化論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

　　形勢比人強。當嚴復提出這些建議不久，南北各方達成和解協議，清帝退位，優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一切雖然不是嚴復的理想，不是他的君憲原則，但事已至此，這些妥協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而沒過多久，嚴復欣然接受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任命，接管京師大學堂，毫無眷戀地拋棄君憲主義，坦然進入一個全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