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6月13日，盛宣懷與四國銀行團借款合同的內容傳至成都。這項合同就是清政府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的粵漢及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總額為600萬英鎊，以兩湖厘金、鹽稅為投資抵押，規定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權利，全歸大清政府獨自辦理，但聘請英、法、德、美人各一名為總工程師，工程建造竣工後，在借款未清還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歐洲人或美洲人作為各鐵路總工程師。合同還規定，這兩條鐵路除鋼軌由漢陽鐵廠供應外，其余均由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派人擔任購買外洋物料的經理；粵漢、川漢鐵路延長時，如用外國資本，四國銀行享有優先權。

　　這項合同從純商業的眼光看，就是一份合同。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合同內容傳到成都，被任意解讀，輿論嘩然，認為所謂國有其實就是賣路，就是要將鐵路的修築權、管理權全部移交給外國人。對于外國人控制中國路權，中國人特別是四川人特別敏感，向來認為某國鐵路所到之處，就是某國國權所及之地，路一成而國權隨之轉移。換言之，按照四川人的思路，朝廷將鐵路收歸國有，他們並不反對，但是他們反對朝廷將這些鐵路交給外國人。路權盡失，重于賣路。這份借款合同，名為抵押，實則供奉。何況除了借款，還有外國顧問，路權政權，兩受幹涉。這不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亡國嗎？

　　原本主張接受朝廷鐵路國有化政策、趁此機會將鐵路修築權交出去的著名報人鄧孝可也在輿論影響下發生急劇轉變，從先前擁護鐵路國有化轉而討伐盛宣懷，反對國有化。他在題為《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這篇文章中表示，讀過這份借款合同後，方才明白盛宣懷的姦謀，因而他號召四川省人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內抗政府，外聯華僑；債票不售，合同自廢。四川省人民應該與廣東、兩湖人民團結一致，死中求生，與賣國奴盛宣懷抗爭到底。

　　鄧孝可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川立憲黨人的覺悟，使他們意識到先前的考慮無疑是與虎謀皮，想讓盛宣懷幫他們償付川漢鐵路公司的虧損比登天還難。無計可施，只有以愛國主義為旗幟將這些問題交給人民，期待利用人民的力量迫使盛宣懷有所改變，能夠顧及四川人特別是四川立憲黨人的臉面。所以，四川人的情緒在四國銀行借款合同傳來後發生了急劇變化，那幾天四川的各團體、各學校到處都在開會，都在研究借款合同，都在尋找化解危機的突破口。

　　6月16日，失望至極的四川立憲黨人和紳商兩千多人匯集至鐵路公司開會，討論合同對于國家與鐵路存亡的關係，一時哭聲震天。情緒激動的與會者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建議、請求乃至哀求，都被朝廷、被盛宣懷置若罔聞，不予理睬，過去那種文明的、和平的爭辯已經不能奏效，也一去不復返了，四川人民的未來出路、川漢鐵路的未來前途，都必須依靠激進的、規模龐大的有力手段去爭取。鑒于這種特殊環境和目的，常態的股東大會已經來不及了，于是他們動議立即舉行特別股東大會，成立全省保路同志會。

　　對于這次會議，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提前獲知了消息，遂派軍警進行彈壓，不料軍警到場後，發現與會者在後排的多伏案私泣，軍警聽到也相顧揮淚，不忍鎮壓。

　　特別股東大會散會後，與會者連夜抄寫通知，布置會場，分頭聯絡，一直忙到第二天（6月17日）黎明。

　　這一天上午，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在成都岳府街川漢鐵路公司召開，大幅標語懸挂在公司門口。做講臺的是一座戲臺，前面擺著一張方桌，靠壁和兩側放著一排太師椅。臺上臺下據說有差不多上萬人。川籍翰林院編修顏楷搖鈴宣布開會，緊接著就是報人鄧孝可向大會報告鐵路國有的相關問題。鄧孝可的報告之後是羅綸登臺演講。

　　羅綸是一個白皙的胖子，人並不高。他登臺向全場的人作了一個揖，開口便以洪亮的嗓子發表演講，強調盛宣懷將四川給賣了，川漢鐵路完了，四川省完了，中國就此完蛋了。說了這麼幾句後，羅綸號啕大哭，效果也就出來了。滿場都跟著號啕大哭，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大家都在哭，都在高呼反對鐵路國有的口號，反對盛宣懷出賣路權的口號。

　　據說，整個會場足足哭了三十分鐘，羅綸才接著往下說，建議四川省人民組織一個臨時機關，一方面要聯絡本省的人，另一方面要聯絡全國的人一致行動。這個臨時組織就是保路同志會。

　　羅綸的呼吁獲得會議讚同，大家以呼聲回應認同，于是川漢鐵路公司第七次股東大會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川漢鐵路的保路同志會，推舉的會長是蒲殿俊，他是省諮議局的議長，這是羅綸當場動議，大家當場山呼同意的。羅綸是諮議局的副議長，理所當然地成了保路同志會的副會長。會議還發表了宣言，認為朝廷新成立的責任內閣野蠻專橫，實貫古今中外而莫斯為甚；政府的借款合同，其本質就是要將人民置之死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合同。宣言強調，借用外債，我們並不反對，借債而不交資政院議決，則我們誓死必爭；收路國有，我們不爭，收路送給外國人用來借款，不待諮議局、股東會議議決，則我們誓死必爭。會議號召各州縣成立保路同志分會，一起抗爭，維護權利。

　　會後，與會者全體步行前往總督衙門請願，要求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表民意，請求朝廷收回成命，並處置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欺君誤國之罪。王人文在總督衙門接見了這些來訪者，由于他本來就對盛宣懷鐵路國有政策不滿，于是痛快地接受了民眾請求。他說：“四川總督是朝廷派來代四川人辦事的，四川人對政府有什麼意見，總督有代你們轉達的責任。你們就將方才說的要求遞交呈文，我立刻代你們電奏，並代你們力爭。一爭不行就再爭。哪怕為此丟了官，能盡到總督的責任，我王人文心里也高興。”

　　王人文的態度對四川人民有著積極影響，許多人覺得總督都這樣說了，事情應該有希望。他們也就沒有那麼多顧忌了。更何況，他們相信朝廷這一次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是因為朝廷錯聽了盛宣懷的話。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鐵路，罪在盛宣懷一人，與皇上無幹，與川省及他省官吏無幹，甚至與洋人無幹。他們將要成為立憲國家的國民了，他們就要學著立憲國家文明人的樣子監督政府，誓死要求政府悔約保路，不要使用過去義和拳那種野蠻的手段，不能有任何野蠻的心理。

　　然而，許多事情的因果關係都很難說。保路同志會在王人文的影響下號召文明抗爭，而文明抗爭在朝廷那里引起的反應就是無所謂。朝廷此時無論如何想不到鐵路國有政策會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他們也就無意接受王人文的建議，更不會宣布懲處盛宣懷停止鐵路國有化的政策。6月17日，清廷宣布對粵、湘、鄂、川四省鐵路公司股本的處理辦法，粵、湘、鄂、川四省所抽所招股票，盡數驗明收回，由度支部、郵傳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常年六厘給息。嗣後如有余利，按股分給。倘願抽本，五年後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並準將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銀行照行規隨時抵押。說到各省差異，規定指出，粵路全係商股，現從優每股先發還六成，其余虧耗之四成，並準格外體恤，發給國家無利股票，路成獲利之日，準在本路余利項下，分十年攤給；湘路商股，照本發還，其余米捐、租股等款，準其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並準照本發還，其因路動用賑糶捐款，準照湖南米捐辦理，發給國家保利股票。至于四川的川漢鐵路，最為麻煩，規定表示川路宜昌實用工料款四百余萬兩白銀，準給國家保利股票，現存七百余萬兩白銀，至于是入股，還是留作四川省興辦實業的資金，悉聽其便。至于川路中的那些倒賬和虧空，清政府的善後方案中只字不提。這不免使四川人心里不高興。

　　從朝廷策略看，朝廷和盛宣懷清楚知道各省鐵路籌資情況、修建情形，清政府顯然希望以分而治之的辦法區別對待，化難為易，逐步解決各省鐵路建設中的問題，然後將路權收歸中央，統一管理、統一建設。

　　清政府的想法是好的，公平地說，做得也不錯。廣東、兩湖鐵路公司的股東們在得知朝廷的方案後也沒有太多意見，即便覺得從純粹商業立場來看吃了不少虧，那也沒有辦法，個人、公司永遠不是政府和朝廷的對手，也就只好默默認了。

　　然而，由于解決方案中對于川漢鐵路公司籌資款中倒賬、消耗掉的資金沒有給予彌補，這使川漢鐵路公司高管很惱火。假如不出現鐵路國有化，這些倒賬、虧空還能繼續掩蓋下去，現在朝廷急著將鐵路國有化，虧空、倒賬的事情注定要敗露了。這怎能不使川漢鐵路公司高管，也就是現在保路同志會的領導層著急呢？于是他們分頭動員各州縣積極成立保路同志會分會，期待利用民情迫使朝廷讓步。在不到十天的時間里，四川省保路同志會會員就激增至十萬余人。重慶及各州縣、鄉鎮、街道都成立了類似組織，以及一些按照界別成立的保路同志會，諸如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四川學界保路同志會等，四川各界都在短暫的時間里深深卷入這場鬥爭中去了。

　　四川省紳商不能同意朝廷和盛宣懷的解決方案，是因為他們交給川漢公司的資本是真金白銀，現在盛宣懷對那些虧空不考慮給予補償，就要將路權要走，這就意味著那些虧空永遠不可能補回來了。假如這個路權繼續留在四川人手里，說不準什麼時間柳暗花明，那些虧空還有填補的機會。四川省紳商抱著這樣的心情加入了抵制鐵路國有化的運動，加入了保路同志會。

　　從同情理解的立場說，四川省紳商的要求並不過分，不過盛宣懷的做法也有道理。他們的虧損、挪用、倒賬，為什麼要由國庫去彌補呢？川漢鐵路公司純粹的商業活動為什麼要行政補貼才能解決呢？雙方的道理相互衝突膠著，任何一方都看不出讓步的跡象。

　　四川人的立場深刻影響了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的看法。由于人在現場，受現場氣氛感染，他對四川人有相當多的同情。他不願意聽從朝廷的指令對抗議民眾進行鎮壓，只能任由四川局勢持續惡化。

　　對于四川人的要求，盛宣懷、端方沒有站在紳商的立場上理解被破產、被剝奪的滋味，而是一味想方設法剝奪紳商的財產。他們一方面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人聯名呈請，將川漢鐵路股本一律換成國家股票；一方面于8月19日任命李稷勳為國有川漢路宜昌分公司總理，代表朝廷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宜萬段，將紳商股款700萬兩白銀轉作國有鐵路股金，並且代表鐵路公司同意郵傳部派員清查賬目，使川漢鐵路權資本盡失。這一損招終于徹底惹惱了四川人民，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由此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