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鐵路國有引發的反彈

　　清政府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本意或許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但是這個國進民退的政策從紳商的立場進行解讀，就是一個近乎無恥的政策選擇，是政府自食其言，剝奪了民間資本的權利。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20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在北京與英、德、法、美四國銀行團（匯豐、德華、東方匯理、花旗）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約定所需600萬英鎊由四國銀行團分擔，期限40年，以兩湖厘金及鹽厘稅捐作為抵押。

　　各省自主籌資修建的鐵路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些資金畢竟都來自民間，因此在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後，如何處置這一部分民間資本，也就是怎樣保證這部分資本不受到過大傷害，成為各省紳民是否願意接受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關鍵。因為他們畢竟為那些將要收歸國有的鐵路幹線花了錢，這部分當然不能白花。

　　然而盛宣懷的方案是，盡管由政府向外國借來了足夠的建設資金，但這些資金並不準備用來償還各省已經支付出去的款項。6月1日，盛宣懷和鐵路督辦大臣端方聯名致電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均由政府一律換發為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假如川人不答應這個條件，一定要求政府發還現款，那麼必須由政府另行借洋債，而這筆洋債將以四川省的財政收入作為抵押。也就是說，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了，但國家並不給先前川漢鐵路股東退款保本，而只允許換發鐵路股票。政府不但收回了路權，而且強行奪去了川漢鐵路股東的款項。

　　王人文看到盛宣懷、端方的這個電報非常吃驚，他知道這個政策一旦公布，必將天下嘩然，舉國騷亂。于是他將這封電報扣壓，希望清政府能夠收回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處理。然而，盛宣懷、端方和清廷最高統治者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忍耐力，一味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並一再催促各鐵路公司盡快清理賬目，準備交接。各省紳商忍無可忍，終于拍案而起，與政府決裂。清政府自以為聰明絕倫的國進民退方案，終于將自己逼上了絕境。

　　當鐵路幹線國有政策醞釀時，各地民眾在民族資產階級即當時的中產階級影響下，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表達了不滿情緒，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最先站出來反對。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號，上下串聯，全省沸騰，輿論嘩然，大家雖然弄不清楚清政府政策的真實用意，但總感覺這項政策是對他們利益的剝奪。當民權意識、私有財產意識剛剛被人們接受的時候，將先前允許私人資本介入的基礎建設收歸國有，這顯然是政府與民爭利，這當然會引起有產階層的反對。

　　其實，這些傳言都無法得到證實，人們知道的只是傳言，並不是政策的真相或全部。人們不需要真相，不需要全部，只需要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有的傳單散布消息說政府之所以要將各地集資修建的鐵路收歸國有，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受到了外國政府的蠱惑，以為將這些鐵路的權利賣給外國政府，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根據這些猜想與傳言，正直的人們日益感到亡國在即，列強瓜分中國真的是加快了步伐，十年前被義和拳兄弟抵擋住的危險今天又一次降臨在中國。中國人除了反抗，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還有傳言說，盛宣懷拿了外國人的好處，刻意將國家和朝廷的許多利益轉讓給外國人。他們言之鑿鑿地說，盛宣懷要將各種資本修建的鐵路收歸國有，只是其陰謀的第一步，盛宣懷的下一步，是打算將煙酒新稅以及錢糧厘金等，一概典押，權授外人，一律交給外國人去管理，去生息。

　　這些傳言越傳越厲害，誰也不知道真相如何，好像也沒有誰願意去弄清什麼是真相，什麼是傳言，大家需要的只是一種精神，一種情緒，一種發泄的通道。

　　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團體組織上萬人召開大會，一致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維持原議，繼續執行過去宣布的鐵路商辦政策，不得侵害商民在鐵路修築方面的權益。集會議定保路辦法十五條，要求湖南巡撫楊文鼎將這些條件上報朝廷，呼吁朝廷要愛民如子，充分考慮他們的要求，維護商民的基本權益。他們甚至揚言，假如朝廷不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不能滿足他們的條件，那麼他們就毫無顧忌、毫無保留地組織罷市、罷課，抗稅抗捐。假如朝廷或盛宣懷膽敢違背民意，執意剝奪商民權益，執意將路權轉讓給外國人，那麼這些外國人或督辦膽敢到湖南強行修築鐵路，他們這些血性的湖南人決不會束手就擒，聽憑宰割。他們一定會動員全省人民奮力抵抗，無論釀成怎樣的血案，無論死掉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湖南各界在省城的集會極大影響了周邊地區的民眾，特別是那些築路工人。這些築路工人在兩天後相繼進城示威，反對清政府賣國賣路。他們堅定地表示，如果湖南巡撫沒有辦法請朝廷收回成命，那麼他們一定會動員全省商人罷市、學生罷課，至于全省的糧餉、租稅，當然更不會去交納。大家橫豎是一條死路，大家拿這條性命與清政府拼一場，看清政府真的能把我們湖南的老百姓斬盡殺絕？

　　社會各界的抗議浪潮其實都是在支持那些紳商，或者這些政治抗議的策動者就是這些紳商。湖南的紳商自近代以來一直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們一直左右著湖南政治的走向，借助于民意，深刻影響著官府的決策。這一次，湖南紳商依然故伎重演，他們以鐵路公司、諮議局的名義領導民眾進行抗爭，反過來又以人民的名義向政府施壓。他們請求湖南巡撫楊文鼎遵從民意，無論如何請求朝廷考慮到老百姓的利益，明降諭旨，收回成命，遵守先前所發布的政策，遵守先前與各地商民約定的辦法，不與民爭利，讓各地商民繼續進行鐵路修築，一切按照原來的規定進行。

　　民情激憤引起了楊文鼎的同情。楊文鼎的惻隱之心迫使他硬著頭皮請求朝廷考慮能不能對政策有所調整，至少不要使對立的情緒繼續激化。至于路權歸屬究竟應該怎樣解決，楊文鼎請求朝廷不妨從長計議。

　　應該說，楊文鼎等一線官僚的判斷是對的，如果朝廷這個時候宣布暫停這項改革，或者像後來被逼無奈所宣布的那樣，罷黜這項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制訂者盛宣懷的官職，將一切責任推給盛宣懷，那麼朝廷的威望仍將一如既往，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然而，朝廷或許是想即將君主立憲了，中國的政治已經大踏步前進了，因而遇到這樣的事情也就不願讓步了。朝廷對楊文鼎的建議根本不予考慮，反過來要求楊文鼎嚴行禁止，剴切曉諭，不準刊發傳單進行串聯，不準聚眾演說進行煽動，倘若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惑，擾亂治安，意在作亂，就應該按照懲治亂黨的辦法，格殺勿論，將一切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

　　朝廷的強硬姿態當然嚇不倒擁有群眾基礎的湖南紳商，而且實事求是地說，清政府的這個政策不論有多少理由，但對于那些老老實實籌資建設本地鐵路的紳商來說，真的有點兒不公正，確實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在利益受損的情形下，他們當然敢于反抗，敢于鬥爭，決不會被口頭的恐嚇所震懾。5月24日，正在北京的譚延獧等湖南官紳向都察院遞交了一份抗議書，揭露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其實只是郵傳部那幾個人假借外國人的力量營私。他們請求朝廷阻止這一政策的繼續執行。

　　對于湖南各界的請求，朝廷不管不問，一意孤行，繼續執行鐵路國有政策，將湖南民眾特別是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逼到了絕境。沒有緩和的余地，沒有退路，他們只能一鼓作氣往前衝。6月初，湖南民眾的情緒幾近失控，省諮議局全體議員憤而辭職，全省學堂相繼罷課，全省商人一律罷市。湖南新政當局一方面勉力維持著局面，調配大批軍警沿街穿巷四處巡邏，晝夜不絕，防范出現更大的社會動蕩；另一方面，也按照朝廷的指示強力鎮壓，禁止開會，取締印刷傳單的各種商店，禁止散發一切傳單。

　　湖北紳商對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同樣不滿。當湖北各界獲悉清政府可能會出臺這項政策時，就推舉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代表湖北商民赴京請願。4月26日，湖北諮議局召集民眾數千人舉行歡送大會，詹大悲等人在演講中將清政府的鐵路國有化比喻為賣國政策，是將大好河山奉送給列強，與其讓腐敗政府喪權辱國地賣國，不如推翻腐敗政府，尋找一條救國新路。說者傷心，聞者墮淚。群情激昂中，留日學生江元吉割肉血書，以“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十六個大字激勵湖北人民。

　　清政府鐵路國有化政策宣布後，湖北省諮議局、鐵路公司及憲政籌備會等團體于5月14日聯名致電朝廷表示抗議，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將湖北境內的鐵路繼續按照原來的政策交給湖北紳民自己辦理。他們堅定地重申，如果朝廷不能改變這個新政策，那麼有九頭鳥之稱的湖北人民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第一步就是抗捐抗稅，朝廷再也不要想從湖北收取一點稅金。5月24日，湖北民眾代表向都察院請願，要求朝廷嚴厲懲處盛宣懷的欺君之罪。

　　嚴重抗議並沒有使朝廷醒悟，于是湖北年初剛剛創刊的《大江報》適時發表黃侃《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文章，以為國危如是，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將至。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否則中國可以說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黃侃強調，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為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沉痛巨創，使至于絕地，或許還有生還的希望。所以黃侃的結論是，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愛國志士、救國健兒，都不應該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出而報國。很顯然，黃侃由鐵路國有政策引申到政治變革，甚至對清廷自以為順利的君主立憲變革提出了質疑。

　　與黃侃思路相近，何海鳴也在《大江報》發表《亡中國者和平也》，認為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最重要的是打破穩定的幻想，中國只有經過一場脫胎換骨的大亂，才能重構一個理想的和平機制。湖北人對鐵路國有化的反對，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政治信息，並不是就事論事談政策，而是期待從根本上解決。

　　廣東的情況與兩湖稍有不同，廣東粵漢鐵路的股款全屬商股，主要為華僑的投資，投資的效益也比較好，所以他們對清政府鐵路國有化政策，更是痛心疾首，憤怒萬分，以為清政府簡直就是在賣國。所謂鐵路國有，其實就是要將鐵路交給各國所有。路亡國亡，朝廷如果真的將全國的鐵路幹線統統收回，交給各國，大清國也就走到頭了，所以粵人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朝廷的這個混賬要求，即便拼命也不能就這樣將自己的路權交出去。

　　6月6日，粵漢鐵路公司召開股東大會，到會的一千多名股東強烈抗議朝廷強佔粵路的政治決定，通過了一個措辭嚴厲的抗議聲明，表示清政府如果執意撕毀過去的協議，破壞商辦之局，派人強佔，那麼他們勢必起來誓死抗爭，路亡國亡，在所不惜。為了持久反對清政府的政策，粵漢鐵路公司決定設立爭路機關部，專門從事宣傳，號召民眾起來一致抗議，拒用官發紙幣，擠兌現銀，想盡一切辦法維護鐵路商辦的權利。

　　粵漢鐵路的資本主要來自海外華僑，那既是他們的辛苦錢，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現在一個政策就要剝奪他們的權利，侵害他們的利益，確實傷透了這些華僑的心。海外華僑紛紛致電粵漢鐵路公司，表示聲援，堅定支持粵漢鐵路公司，誓死不從，認為鐵路國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築、自己管理。現在政府根本沒有能力籌集款項自己修築，更沒有能力自己管理，就這樣悍然要求人民讓渡自己的權利，將本該屬于人民的權利轉讓給列強，這是絕對不能答應的。他們強調，政府向外借債，絕非國有，只是名義上的國有，其實是各國所有。這些宣示雖然與清政府政策本意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毫無疑問，華僑的宣示更容易激勵人心，激起民眾愛國護路的情緒。

　　股東大會的第二天（6月7日），粵漢鐵路公司致電川漢鐵路公司溝通情況，進行串聯，指責朝廷鐵路國有化失信天下，請求川漢鐵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聯合起來一致反對，並就相關事宜多溝通多協商，彼此唇齒，務懇協力。

　　四川的反應較兩湖、廣東是遲了點，但四川的反抗情緒就像四川人一樣，一旦惹毛了，卻更為激烈，特別是因為哥老會的深度介入，因而引發了後來的一係列問題。

　　川漢鐵路公司最初是官辦公司，成立于1904年年初。稍後因為四川紳民一再呼吁爭取商辦，所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立後的第二年就吸納了一些民間資本，改為官紳合辦；又過了兩年，完成公司化改造，1907年成為純粹的商辦公司。然而，公司改為純粹的商辦之後，其中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四川省內的鐵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兒後修哪兒，公司內部都吵得一塌糊涂，不可開交。直至1909年年底，川漢鐵路宜昌至萬縣段方才勉強開工，但始終進展緩慢，至辛亥革命爆發，這條鐵路修築不過三十多里。

　　更嚴重的是，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非常混亂。對于籌集到的資金，由于一直沒有充分開工，成為閒置資金，于是使公司高層有機會挪用路款達三百多萬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錢莊存款生息，結果沒有生到利息，反而將本金損失達兩百多萬元。再加上其他各種損耗、各種開銷，川漢鐵路公司籌集到的款項，沒有修路就已經花費、損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這項措施，對于川漢鐵路公司高管來說，或許正求之不得，條件當然是清政府必須像對待其他省份鐵路公司一樣，收回路權，支付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換言之，川漢鐵路公司其實並不真的反對清政府收回路權，只要能夠將他們的虧空補回來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了鐵路國有化政策後，四川大致平靜，並沒有立即引發兩湖、廣東那樣的混亂。

　　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的第三天，即5月11日，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收到朝廷發來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漢鐵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總理曾培商談解決方案。談了很長時間找不到共識，彭芬等公司管理層遂前往省諮議局，找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商量，尋找解決辦法。那時，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經成型，商量的結果也就是盡早召開公司臨時董事會，以合法程序尋求解決辦法。

　　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籌備倉促，出席會議的股東並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諮議局議員卻全部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們對朝廷決定將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並沒有堅決反對，經過討論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慮投資人的利益，一定要將公司歷年花費特別是在上海錢莊倒賬等虧損部分還上，他們的要求是償還六成現金，再搭上四成股票，並把宜昌所存現金七百多萬和公司陸續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給此次特別會議支配。顯而易見，川漢鐵路公司高層、股東及諮議局議員對于鐵路國有化政策有點兒樂觀其成，甚至認為如果能夠趁此機會將這個路權交出去，由朝廷去辦，未嘗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總比將這個燙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紳的樂觀情緒只是單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將他們已經花費的、虧損的都要補上。然而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的談判對手是盛宣懷。盛宣懷算得上當時中國最聰明也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問題盛宣懷都想到了，四川人沒有想到的盛宣懷也想到了。四川人想從盛宣懷那里獲取額外好處，一點門都沒有。盛宣懷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充足。

　　5月31日，盛宣懷給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等發了一份電報，解釋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川漢鐵路等問題。他說，朝廷之所以毅然宣布鐵路幹線國有，固然有著統一路權的意思，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是借此舒緩各地人民的痛苦。當初四川鐵路剛剛創辦時，該省官紳定有按租抽股之議，名為商辦，其實依然是對四川百姓巧取豪奪。至今數年之久，該路迄未告成，去年且有倒虧巨款的事情發生，其中弊竇不一而足，貽累閭閻者不少，為害百姓者至多，甚至可以說對四川鐵路建設毫無裨益而且為害至巨。基于這樣的判斷，川漢鐵路公司高層還能從盛宣懷那里彌補自己的挪用、失誤導致的虧欠嗎？

　　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和省諮議局越來越感到依靠盛宣懷不靠譜。既然從你盛宣懷那里得不到好處，那我為什麼一定要與你配合呢？即便是為了洗刷自己，我為什麼不能號召股東和民眾與你盛宣懷對抗一下呢？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如果僅僅從事理、情理、法理說，朝廷和盛宣懷鐵路幹線國有化的決策是對的，是及時的，但這個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反而向預想效果相反的方面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