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觀察到兩個讓我扼腕嘆息的現象:第一,這個世界既詭秘莫測又苦難深重;第二,這個時代人類精神正在漸次衰微。
一旦悟出“尊重生命”的理念及其肯定的人生態度,我的生命基礎變得扎實了,我的人生方向變得明朗了。我因此渴望入世,希望幫助世人深刻而獨立地思索人生。迄今我未敢茍同當今時代之精神理念,因為其中彌漫著對思想的輕蔑情懷。人們開始懷疑,憑借思維是否真的可以認識宇宙,真的可以厘清我們與宇宙的關係,進而覓得人生的意義、實現人生價值。
當今社會,思想深陷危機之中,被S略、被懷疑。當今時代之政治組織、社會機構、宗教團體,若欲傳播其理念,則以既定模式同化他人,絕不鼓勵他人進行獨立思考。在它們看來,個體一旦學會獨立思考,不僅于己惹禍招災,而且于人蠹國病民,因為無法保證個體會不會服從組織,能否安于領導。
當今各種團體組織並不可以強化其成員的思想價值觀,只要大家思想統一、團結一致就可以。它們相信統一和團結便可攻無不取、戰無不勝。
因此,在人類思想依然殘缺不全之時,時代精神非但不見寒蟬淒切之情,反倒沾沾自喜;對于思想上之進步和成就,確實絕非完美無瑕,亦未給予應有的肯定和必要的認可。歷史證明,人類快速進步,思想更新功不可沒,然而時代精神對此就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它不知道也不承認,未來那些人類思想可能成就事業,它所關心的只是如何打壓個人思想。
現代人從生至死囚禁于專制之中,獨立思維被不斷蠶食,個體自信被不斷衝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盡其所能努力營造依賴意識。個體生命的方方面面始終彌漫著這種精神,人與人之間,人與政黨組織、團體機構之間,概不例外。
這種精神撲面而來,以五花八門的方法強制個體相信:必須聽從組織安排、服從組織管理、認可組織理念。可悲的是,時代精神絕不容許個體獲得任何機會尋覓自我,卻一而再地向個體施以填鴨教育,就像財大氣粗的企業在大街小巷不斷投放霓虹燈廣告,刺激和麻醉過往行人,以求大眾去購買它的鞋油、它的調味包。
時代精神如此強勢,個人開始懷疑自己的思想,開始照單簽收權威所釋放的任何信息。他無力抵制外部勢力的操縱,他工作繁忙,神情惶惑,注意力衰退,物質依賴心理嚴重,心靈侵蝕嚴重。久而久之,他不再相信自己還有能力獨立思考、獨立裁決。
現代人信心大傷的另一個原因是知識爆炸式發展。個體來不及吸收消化快速增長的新知識新發現,即使茫然無解,也將其當作真知灼見加以接受。年深日久,盲目接納的心態蔓延至思想的方方面面,至此質疑一切自我意識。
現代社會大環境始終殫精竭慮陷大眾于“不仁不義”。懷疑主義已經落地生根、萌芽生長。其實,現代人自信意識已經喪失殆盡。華麗外表下,蜷縮著極端自卑的精神本質。即使擁有巨大的技術成就和物質財富,現代人基本上仍然是個心智不全的可憐人,完全不能也不會獨立思考。現代社會,在知識和技術上成就非凡,在思想和精神上卻如此無能,真是千古之謎。
身處這樣的時代,任何稍有理性或尚能獨立思考者,統統都被貼上傳統落後、怪異無用的標簽。即使天賦人權,實乃18世紀竭力爭取的,也被人唾棄嗤。我必須挺身而出、大聲吶喊、公開宣示:我對理性思考依然信心十足。我鬥膽忠告世人:理性主義確曾屈服于浪漫主義,確曾受制于左右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偽實在主義,然而理性主義並未壽終正寢。“普遍性現實政治”所創造的種種無知愚昧,既讓我們備受煎熬、傷痕累累,也讓我們警醒:重拾理性主義,更深刻、更有效地思維,是現代社會的唯一出路。沒有思想的軀體,就是死亡的軀體。
懷疑主義順勢登場,是因為不再相信真理源于個體的獨立思考。社會上,總有人力推懷疑主義登門入室,其個中妙趣是:只要人們不再獨立探究真理,就會欣然接受權威實體或者強勢宣傳倡導的任何理念。
然而機關算盡,他們的錦囊妙計也必然失算。懷疑主義一旦大門洞開,必將失控而肆虐,必將吞噬一切。因為即使有人摒棄獨立思維,不再追尋真理,其中心甘情願于“長官意志”者也是少數。多數人其實還是心存懷疑。他們不再奢望真理,願意渾渾噩噩,東飄西蕩于不同意見之間。
懾于權威而認可“真理”(縱然“真理”頗有價值),是不能消滅懷疑主義的。從不反思,永遠被動地接納真理,理性思維勢必萎縮退化,全人類勢必淹沒于欺瞞並墮落直至滅亡。玩弄真理,以至危及世界的生存,不亦悲乎。
真理,一旦受制于懷疑主義,必然貶值,至多變為一種信仰而已,淪為一種缺少思想、內涵匱乏的東西,缺了深度,沒了活力,即使尚具影響力,終難成就正果。所以,真理,只有源于獨立思想,才可能活力無限。
君不見,果樹年年結果,年年結的都是新果。所有真理性觀念,也必須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斷更新。令人心痛的是,當今時代正奮力將真理的果實嫁接在假樹上,以營造一種歌舞升平的虛假景象。
人類唯有振奮信心、獨立思考,才可能最終抵達真理的彼岸。人類的思想如果足夠深刻、足夠獨立,絕不可能為主觀因素所左右。通過深刻思考,我們可能揭示傳統思想中最真實的部分,使之成為一種理性的力量。追求真理必須堅持不解,更應正心誠意。一個時代,唯有自信不疑,方可覓得精神力量與理性力量俱在的真理。
真誠是情感和精神的要素。當今時代喪失真誠,因為它蔑視思想。現在到了啟動思想,再現真誠的時候了。
出于清晰而具體的動機,我將挺身而出,與當今的時代精神一搏。我信心十足,自願擔當,努力喚起人類思想的激情。
“尊重生命”的理念是力克懷疑主義的利器,因為它是最重要的理念。
人類最樸實的思想源于最深刻的問題,亦即人與宇宙是什麼關係,生命具有什麼意義,善的本質是什麼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觸發人類思想,可以融入我們的思想,可以橫向和縱向地推進我們的思想,使之更為深刻、更為睿智。
如此樸實的思想見諸于斯多噶主義。念書時,我便熱衷于哲學史。那時就感覺,我和斯多噶主義有不解之緣,再也看不上其後相遇的任何其他不同學派。坦白地說,斯多噶主義的思想主張確實不盡如人意,然而它的哲學方法簡潔合理。可為什麼它不招人待見呢?
在我看來,斯多噶主義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兩點一線式的思維,其結果既非常大眾化又相當深刻。斯多噶主義即使不完美,卻完美地呈現了其思想成果。斯多噶主義熱情地擁抱真理,激活真理的活力;它情真意切,促發聚焦思維和內在發展,並鼓勵人們勇于擔當。我堅信,斯多噶主義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就是呼吁:人必須與世界相互神往,相互結合。究其本質,斯多噶主義是一種自然哲學,其收官之作就是神秘主義思想。
研讀了《道德經》 之後,我感嘆,一如斯多噶主義,老子的思想也極其樸實。老子認為,人可以憑借樸實的思想與世界互動神往,可以藉由自我生活體驗抵達天人合一的境界。
順理成章,我們可以斷言,希臘的斯多噶主義和中國的道家哲學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徵。而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高度邏輯化的產物 ,後者是樸實但深刻的直覺思維的結晶。
遺憾的是,歐洲哲學和東方哲學產生的樸實理念,並未成為人類思想的主導力量。原因無疑是,它們的結論無法達成我們的目標。
斯多噶主義無法推動人類的倫理行為,而倫理行為本該于人類知識和精神發展過程中呈現于人類生存意識。最終,希臘的斯多噶主義推出的理念是不切實際的理念;而中國的道家哲學,則停滯于善意的“無為”,後者在歐洲人看來實在是雲譎波詭。
哲學史表明,若以人為出發點,從人與宇宙的關係角度邏輯地思考和推演,我們將無法成功地呈現人類天賦的、肯定生命的道德思想,因為這種思維模式缺乏有效整合手段。邏輯思考不得不曲線救國,希望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術取得成功,此類思維模式可以詮釋宇宙大概念,也可以促使倫理行為明確目標、合理推進。
古典哲學,無論是以埃比克提特斯、奧勒留和塞內加為代表人物的晚期斯多噶主義,還是18世紀的理性主義,抑或是中國的孔孟墨學說,不約而同地探究人和宇宙的關係,進而道義上肯定生命、肯定世界。無一例外地,它們發現,具有倫理特徵的宇宙意識實乃世界萬事萬物之根本。
相比之下,婆羅門文化和佛教理念以及叔本華的哲學則對世界作出相反的詮釋。它們認為,時空狀態下的生命無關緊要,可以泯滅,所以睿智的理念是:脫離凡塵、跳出苦海。
不難看出,以上所述兩種思維皆聚焦于樸實的人類話題,接下來登場的思想散見于眾多思維體係,尤其是歐洲哲學之中。這種思想是“次要的”另類思想,因其焦點不在人和宇宙的關係上,而在知識本質、邏輯思辨、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似乎哲學的目的就是解答上述問題,或者綜合梳理不同學科的成果。這種另類哲學不要求大家反思自我,也不要求大家沉思默想自我與世界的關係,而是始終不渝地探究並呈現知識論、邏輯論、自然科學、心理學或者社會學的種種成就,似乎單憑它們的神力,我們即可理解自我與宇宙的關係。
這種“次要的”另類哲學,因其獨特的話題呈現方式,讓人感覺身處世外桃源,跳出了三界外,由外朝里,居高臨下端詳這個現實的世界。
此種非樸實的歐洲哲學,即便關注人與宇宙的關係,也是選擇一個武斷的、任意的角度,或者幹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致使它的研究支離破碎又斷斷續續,致其模樣不穩定、不自然、荒誕不經又東零西落。其實,與此同時,這種哲學讓人感覺又是那麼豐富、那麼普遍。它涉獵的體係、半體係和非體係,相互棋布錯峙、支分族解、上下左右,盡其所能地探索文明哲學的方方面面。較之其他思想模式,它又更擅長于深入現實地研究自然科學、歷史學和倫理學。
我以為,未來世界的哲學,不在乎如何調和歐洲思想和非歐洲思想,而在于樸實與非樸實思維模式的較量。
在當今學術領域,神秘主義並無立足之地。根本來說,它只是一種樸實的思想,試圖達成人與宇宙的相互神往。神秘主義認為,邏輯推理不可能成功創建此類相互神往,所以退而求助于人的直覺,因為直覺中的想象力可以自由翱翔。結果,神秘主義多多少少又折返至曲線救國的思路上。
由于人類只認可邏輯推理獲致的真理,所以神秘主義推導出的理念不可能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其實,這些理念有時也是有缺陷的。考察以往種種神秘主義,我們發現,它們的倫理內涵都不厚實,以致于,盡管它們具有內視功能,卻無法引導人們覓得正確的倫理方向。哲學真理被認可的前提是,它擁有某種行動倫理,可以幫助人們探究內在自我和外在宇宙的關係,正是這種探究給予我們的人生以意義。
現代社會缺乏精神內涵,其解決之道,非樸實的冗長探究法也好,神秘主義的直覺性思考法也罷,其成效皆不盡如人意。
19世紀初的德國哲學,係統龐大、備受歡迎,但是最終卻只是為他人做嫁衣,成了懷疑主義的奠基石。
意欲重獲思想內涵,人必得培養其思維能力,進而創造生命所需之知識與智慧。“尊重生命”其實就是一種新時代的樸實思維,長期潛伏于地下,如今終于得其名分。
雖然人類種種樸實思想也曾歷經磨難卻無功而返,但是我堅信,現代社會一定可以在樸實思想引領下,覓得一種肯定生命、肯定世界的倫理概念,此事一定是百無一失的。
世界之構件並非只是現象而已,世界是豐富的,是有活力的。在可能的范疇內,我們要與此生的自我互動神往。這種互動不可以被迫發生,只能自覺地、主動地進行。我決意貢獻自我,為同處此生的生命服務,如此一來或許能成就一番目標明確、意義實在的事業。
“尊重生命”現實地解決了人與世界如何互動神往這個現實而急迫的問題。如今我們知曉了,宇宙中所有其他存在,正如我們自己一樣,都具有生存意識。人和宇宙之間既是被動關係,又是主動關係。作為具有意識的人,我們一方面受到世事更迭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在影響著周遭的一切,在庇護、在創建、在傷害、在毀滅。
獲取人生意義的唯一途徑是:更新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由物質關係更新為精神關係。假使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依然被動地存在,只要努力超越,我們就可以與世界、與他人主動地神往,亦即創建主動的精神性關係。所謂真正超越就是,受制于動態的現實世界時,盡力覓得內心的自由,進而改變囿于外部存在的悲涼命運。一旦獲得內在自由,我們就變得異常強大,更有深度、更善內省、更寧靜平和,更可能克服艱難險阻。總而言之,超越就是精神性地、倫理性地肯定自我。一旦超越,人就可以接納世界、應對人生。
只要主動出擊,我們就可以與世界相互神往,我們便不再是單獨的存在。相反的,我們與他人融合為一體,可以移情于他人的存在,可以極盡所能援助他人,並頓悟:人生的最大幸福莫過于締造生命和保護生命。
對自身存在,人若開始反省,對自身與世界的關係,人若開始反思,他就會欣然地認可“尊重生命”的世界觀。他的一切言行,都將建立在道德地肯定生命之原則基礎之上,從此以後,盡管如今他的生活將比原先封閉孤獨的生活更加艱辛,但是也更加多彩幸福。這樣的生活,不僅真實,而且豐富。
任何人,一旦細究自我及他我之根本問題,“尊重生命”便是直接和唯一的選擇,其他任何選擇都是不現實的。
學會思考的人,一旦松懈,得過且過,結果只有一個:重拾空洞的生活,營造虛幻的假象。而繼續思考,結果只能是“尊重生命”。
所有思想,一旦有跡象表明它將導致懷疑主義,或者創造麻木不仁的生活,就不再是真思想,至多是對人生與世界興味索然、“缺少思想內涵”的偽思想。
“尊重生命”由超越、肯定人生、倫理道德構成,它們也是真正思想所致世界觀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
對現實的思考導致“尊重生命”之理念,作為現實的理念,它必將促使我們堅定地直面現實。
表面看來,“尊重生命”也許是一種粗線條的、呆板的思想,無助于生命倫理的完善更新。然而表象是否細膩活潑無損于思想品質,言之有理、朝氣蓬勃即可。無論是誰,一旦受到“尊重生命”的再教育,一旦按照“倫理”辦事,他將立即醒悟,其抽象的措辭蘊含著具體生動的道理。“尊重生命”就是傳播大愛,就是耶穌宣揚的理念,更是邏輯思維的必然產物。
“尊重生命”的反對者說它過于推崇自然生命。殊不知,不解生命之價值實乃以往一切倫理思想的普遍失誤。了解生命的價值正是倫理學之目的。因此,我們既要“尊重”精神生命,也要“尊重”自然生命。耶穌亦有此一喻:牧羊人尋回迷途羔羊,不僅是在拯救其靈魂,而且是在挽回其生命。尊重自然生命,就會更加珍惜精神生命。
研判“尊重生命”之倫理時,有些人如墮雲里霧中,說它並未區分高等與低等生命、有價值與無價值生命。無須諱言,不加區分並非不當之舉。
若要判別不同生命之價值孰大孰小,無一例外都將演化為判別它與人類之親疏遠近。然而,人類自我判斷所依標準實在是主觀的。真的了解其他生命,真的懂得它們在宇宙中的地位,這樣的人恐怕找不到。
強行判別,則必然得出:世上有些生命確實毫無價值,盡可肆意擺布。以此類推,若幹昆蟲,乃至于非洲原住民皆可依我所好依我所需,列入無價值生命之黑名單。
一切具有真正倫理道德的人,必然視一切生命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即使那些依據人類標準看似低級的生命。只有身處不得不爾的境遇,遭遇特別的壓力,價值判別才是必要的,比如二者擇一以保全另一個生命。然而,即使經常做出不得不爾的抉擇,我們仍然感覺自責,因為,價值判別無一不是武斷的、主觀的,痛感自己有虧于舍棄的生命。
治療嗜眠症的特效藥被不斷研發出來,確實令人欣慰,更多的病人可以治愈,我也不用心酸地目睹病人日益惡化而無力施救。然而,顯微鏡前觀察那些病菌時,我還是會感嘆,為了拯救人類的生命,我不得不舍棄細菌的生命了。
沙灘上,一只小魚鷹被村民捕獲。為了救它一命,我掏錢買了回來。然而,我必須馬上做出決定,是讓它絕食呢,還是天天捕捉魚蝦供它活命。自然是後者,從此以後,天天都得因為不得不爾而備受良心煎熬。
一如其他任何生物,人總是面對生存與毀滅的痛苦抉擇,不得不舍棄其他性命以維護自我或團體的性命。如果“尊重生命”,則除非萬不得已,我們絕對不可傷害或毀滅生命,我們絕不可平白無故做出傷害或者毀滅的決定。
自少年時起,我便愛護和保護動物。看到“尊重生命”的普遍性倫理日漸延伸于動物,如此關愛和同情它們,此情此景令人激動不已、堪以告慰。一切思想健全的人,都應該義不容辭地關愛動物。在調整人與動物的關係上,歷史上的各種倫理思想,或者表現得無情無義,或者感覺不可思議。即使對動物富有愛心的人,也很少以倫理角度看待它們,因為以往的倫理學僅僅聚焦于人與人的關係。
很難預料,何年何月社會輿論不再容忍娛樂式虐待動物的現象。
據此得出,思想衍生的倫理並非“理性的”,實在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它無法明晰界定其任務,只是要求大家保護能夠接觸的一切生命,並促使大家竭盡全力扶助生命。
任何深刻的宇宙觀無一不具有神秘性。它促使人類與“無限”互動神往。“尊重生命”具有倫理性神秘色彩,促使我們通過倫理行動與“無限”融合。倫理性神秘主義是邏輯思考的產物。一旦生存意識開始探究自身及宇宙,就會敏感地關注周圍的生命,並採取積極行動,促使自我生存意識延伸于無限的生存意識。理性思考,如果步步推進,必將墜入非理性的神秘主義。自然,它必須應對生命與世界的問題,它們其實不是理性的存在。
無限的生存意識,一旦融入宇宙之中,就會演化為創造的意識,這對我們而言絕對是個難解的奧秘。不過,依賴于我們心中呈現的愛的意識,我們可以通過實際行動破解這個奧秘。可以看出,“尊重生命”是宗教性理念,所有接受這種信念,所有以此理念行動者,其行為背後必然有一種樸實而虔誠的動機。
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礎上的世界觀,是一種愛的積極倫理觀,具有愛的精神特徵。因此實際上,它與基督教、與所有倡導愛的宗教信仰沒有區別。藉此我們可以彌合基督教與人類思想,在兩者之間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關係。
18世紀是個理性主義時代,那時基督教和思想密不可分。當時流行的倫理觀不免呈現許多宗教特性。不過,這種倫理並非源于思想本身,而是逐漸脫穎于基督教。有一天,這種倫理淪落到僅剩自己的理念時,活力消失了,宗教性褪去了,與基督教倫理遂分道揚鑣,不再共享什麼相同之處了。自此,基督教便不再是行動的思想。當今基督教已經撤退,僅僅限于傳播自己的理念,不再宣稱觀念必須一致于思想,卻將觀念視為思想以外、優于理性思想的概念。基督教不再是時代的基本象徵,不可能再影響現實社會。
“尊重生命”促發人們再次思考:基督教要不要與帶有倫理和宗教性質的思想結為同盟?
讀懂自己,基督教必須借力于思想。幾百年以來,基督教確實以愛和仁慈為懷,並珍惜這種情懷,然而它沒有亮出愛和仁慈的旗幟,沒有公開抨擊奴隸制,沒有公開譴責焚燒異教神職人員的行為,沒有公開反對酷刑,也沒有公開揭發人們在古代、中世紀利用宗教信仰實施的其他罪行。在啟蒙運動的推動下,基督教才逐漸走上現實鬥爭道路,做出人道主義努力。這是一個教訓,啟示它不要高傲地蔑視思想。
當今時代,大家熱衷探討,在啟蒙時期基督教怎樣變得淺薄。不過,我要替基督教說句公道話,想一想,當時社會上又有幾項值得稱道的人道主義事跡可以反襯基督教確實“淺薄”了?
令人不安的是,酷刑如今沉渣泛起。在很多國家,為了獲取被告口供,對警察和獄警先于合法程序或者于合法程序之中實施酷刑,司法部門經常是視而不見的。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酷刑,數量之巨,可說是難以想象。面對酷刑泛濫,如今的基督教,一句口頭抗議都沒有,遑論什麼實際行動了。
當下基督教,大體而言皆未依據基督教方針行事。即便如此,它總是自我感覺良好,因為覺得教會地位一年比一年提高。基督教已經墜入世俗風范,與其他社團為伍。為了彰顯自身的存在,它正試圖演化為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組織,努力以其廣泛的分支機構和真實的傳統功績,贏得恰當的社會地位和世人的普遍認可。不過,在積蓄外在力量之際,基督教正在喪失其內在力量。
基督教確實取代不了思想,但又離不開思想,因為思想單薄和懷疑主義是它無法彌補的軟肋。一個時代,假如它的力量源于思想、基于虔誠,將可能探知基督教亙古的特性。
一條溪流之所以流水不斷,是因為其下有一股永續的暗流。同理可知,基督教也離不開思想和虔誠這股持續的暗流。由思想導往宗教的通道保持暢通,人類才可能抵達真正的精神王國。
我的宗教信仰可以發揚光大,就是因為思想的支持。
傳統宗教理念給予思考者的自由遠大于其給予不思考的人,對于它深邃恆遠的本質特性,前者的感受更加到位。
無論何人,一旦獲知愛的睿智源于“無限”,就不會苛求宗教呈現形上本體世界之完整知識。盡管如此,他可能反思:惡是什麼意思?存在的締造者上帝,其創造意識和愛的意識是一回事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是什麼關係?個人存在為什麼轉瞬即逝又亙古恆遠?思考良久,不得其解,只好束之高閣。不要緊,以愛為徑,與神互動神往,一切答案業已揭曉。
保羅說:“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于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于無有。”(哥林多前書13:8)
心愈虔敬,便愈不渴求形上本體知識。知識即如盤山曲徑,而非天塹直道。
有人害怕基督教一旦認定思想造就虔誠,勢必受制于泛神論。對此,大可不必擔憂。一切形態蓬勃興旺的基督教,其實都具有泛神論特徵,因為它認為萬物歸一,源頭都只有一個。盡管如此,一切倫理意義上的虔誠必定盤桓于泛神論的神秘主義之上,因為愛之神耶穌並不能發現于外在自然中,而是認識于內在耶穌之愛。見諸于外在自然中的存在的終極 “第一因”,對人而言,是非人格的,然而一旦愛之神耶穌見諸于內在愛之心中時,他和我們之間便呈現一種人格性之倫理關係。
亦有人擔心,基督教一旦為理性思想所影響,勢必削弱其作用于人的良心和罪惡感的能力。對此,亦大可不必擔心。經常承認錯誤,不等于就會少犯錯誤。登山寶訓中少見罪之訓示,實乃其中耶穌真福渴望赦免罪過、凈化心靈,遂不斷訓示。
出于維持傳統之動機或者其他某種顧慮,基督教倘若自我反思其倫理宗教思想,此乃基督教及人類之一大不幸。基督教離不開耶穌精神,基督教需要耶穌精神推進其精神化之進程,致其成為溢滿靈愛和活力的宗教。只有這樣,基督教才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優化人類精神。
19世紀人類目睹的基督教只是一個錯誤累累的青年基督教,並非緣于耶穌精神一路走來的業已成年的宗教。
出于對基督教無比虔誠的信仰,我謹希望以虔誠的精神為基督教服務,而不願訴諸于含糊無力的詞藻來妄加辯護。我懇請基督教啟動誠摯和深刻的自我更新程序,及至厘清自身本質特性。
在此,我也要回答一個問題:我是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知識上,我是悲觀的;情感和期冀方面,我是樂觀的。
之所以悲觀,是因為痛心于毫無目的的時事發展。自己迄今還茍活于世,真不值得慶幸。目睹世上種種不幸,人類的不幸、一切生靈遭遇的不幸,我感同身受,創巨痛深。
我不敢奢望從同難共苦的生活中解脫。與受難大眾分擔人間所有痛苦,在我看來,是自然而然的。遠溯青少年歲月,我就刻骨銘心地察覺,世人對世間之惡的自圓其說統統令人失望,都是虛詞詭說,至多不過形同麻醉劑而已。“世界確實不怎麼樣,但已經不錯了。”萊布尼茲 如此偉大的思想家,竟然如是說,我實在不解。
話雖如此,面對茫茫苦海,無論心態如何,我都不曾讓自己陷入替天行道式的憤懣。我堅信,每個人都可以貢獻一份愛心。思緒至此,答案漸次明了:對于世間苦難,唯一可行的是,我們應當各盡所能、竭力相助!
對于時事,我同樣悲觀。我無法相信:“其實世界沒有那麼糟。”我感覺,人類正在走向滅亡。一直走下去,必然再次進入“黑暗時代”。人類不敢直面世人的精神創傷和世界的物質創痕,人類似乎已經屈膝稱臣,君不見,人類已經摒棄了思想,已經放棄了思想導致的理想。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我仍然是樂觀的。自孩提時起,我就堅信一個道理,那就是真理。我堅信,源于真理的精神力量,永遠大于物質力量。我認為,除了憑借自身的精神和智慧創造美好前途命運外,人類沒有其他可以恃賴的。由此,我不相信人類會沿著毀滅之路一直走下去。
倘若某個高人逸士奮臂而起,革新思想匱乏之精神狀況,勇于傳播進步倫理,一種嶄新的強大的精神力量即可預見,如此強大,以至于它將喚醒人類潛藏已久的良知。
正因為對真理和精神力量充滿信心,我相信人類的未來是美好的。倫理性地肯定世界、肯定人生,這本身就是一種樂觀祈盼,它永遠不會消失。所以,我從不害怕直面悲慘的現實。
一生中,我也曾焦慮憂煩,力度之巨,若非勇氣十足,恐怕早就崩潰了。多年以來,無止境的疲憊與沉重無比的責任,我擔當了,並安之若命。生活中,我幾乎沒有任何休閒。但我是個真福之人:有機會從事慈善關愛活動,事業成功且回報頗豐;有勤勉忠誠的助手,視我的事業為己任;有健康的體魄應對熬人的工作;有平和的個性,極少喜怒無常;能冷靜謹慎地發揮自己的潛能;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察覺內心恩賜的幸福,並欣然接受。
我深感慶幸,這麼多人備受壓制與羈絆之苦,我還能以自由之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雖然直接從事的是實務性工作,我依然能夠找到機會追尋精神和知識方面的夢想。
因為個人的特殊環境,我有便利的工作條件,這是一種恩賜,希望努力工作,以回報上天的恩情,以證明這種神賜之福是有價值的。
計劃中的工作能夠完成多少呢?
歲月不饒人,我的頭發已經泛白,身體也大不如前,逐漸顯露疲態和斑痕。
回想往事,我曾不用擔心自己的體力,盡己所願持續從事腦力和體力勞動。思緒與筆尖飄蕩至此,不禁悲壯沉雄,感慨唏噓。
鑒往知來,我心知肚明,我必須依舊“喜樂”與“謙讓”。如此心態,縱然某一日自己神滅形消,我也能泰然處之。不論作為行動者或是受難者,我堅信,我們都必須向他們學習,因為他們才是勇敢者,才是行動者,他們努力了,他們獲得了“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書4:7)。
1931年3月7日書于蘭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