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7月底，我返回斯特拉斯堡，參加哲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在論文答辯中，齊格勒和文德爾班兩位教授都認為我發揮得不好，大失所望，明顯低于論文水平。這也難怪，我在史坦普的實驗上耗時過多，以致無暇備考，加上僅看原著致使教材沒有吃透。

　　該書于1899年末最終出版面世，書名為《康德的宗教哲學：從〈純粹理性批判〉到〈純粹理性界限內的宗教〉》。

　　齊格勒認為我有資格出任哲學講師，為此他多方努力。不過，我卻決意發展神學事業。他暗示，假如我成為哲學講師，在眾人面前就不便再積極從事傳教工作。人各有志啊，傳道是我的必然選擇；每個禮拜天面對蕓蕓眾生宣講生命之真諦問題，不亦樂乎。

　　此後我留在斯特拉斯堡。雖然不是學生了，我還是被獲準逗留在聖多瑪斯神學院的威廉宿舍。從屋里向外，可以看見樹蔭婆娑的寧靜花園。學生時代在此幾多歡樂幾多憂愁啊，此方寶地于我即將開始的事業，似乎再適合不過了。

　　博士論文校改一結束，我便開始爭取神學文憑。盡快拿到文憑是為了把高爾獎學金名額讓給另一名符合條件的學生，我的好朋友耶格，他對東方語言頗具天賦，後來當上斯特拉斯堡新教中學校長。遺憾的是，他最終也沒有獲得這筆獎學金，早知如此結局，悔不該匆忙結業，我該四方遊學，或可遠至英國大學進一步學習和研究。

　　1899年12月1日，我謀得斯特拉斯堡聖尼古拉教堂實習牧師職位。通過第二次神學考試之後，我出任副牧師。第二次神學考試一般由年長的牧師主考，1900年7月15日我只是勉強通過考試，因為忙著撰寫神學文憑論文，疏于復習考試指定科目。幸虧牧師長老威爾大力提攜——他對我在教義史方面的學識讚口不絕——才僥幸通過考試。令我耿耿于懷的是，試卷中有關讚美詩作者的生平情況，我真的不甚了解。

　　聖尼古拉教堂有兩位年長卻神清氣正的牧師，一位是尼特，父親是根斯巴赫教堂的前任牧師；另一位是格羅爾德，我舅舅的好友（舅舅身前任職于聖尼古拉教堂，可惜天不假年）。在教堂我做他們的助手，代理下午的禮拜、兒童主日學，以及堅信禮事宜。

　　在教堂工作，我感到無比榮耀、其樂無窮。下午的禮拜信徒到場的不多，我便模倣當年父親的布道方式，盡量與他們互動交流、親密無間，既可充分表達意願，又能獲得比上午的禮拜更好的效果。即便如此，今天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講話依然會感到緊張膽怯。日久歲深，兩位年長牧師現身布道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在上午講道的機會越來越多。因為提前將布道講稿仔細斟酌、詳細寫就，臨場講道時我不會和尚念經、照本宣科，講得往往與原稿出入巨大。

　　下午的禮拜，我感覺，不是正規的布道，只是簡單的祈禱儀式而已，因此時長較短，致使若幹教友心生不滿，投訴至“教士督導辦公室”。負責人尼特牧師把我叫去問話，及至見面，他竟然如我一般顯得十分尷尬。

　　他問我該如何回復那些心存不滿的教友，我說，告訴他們我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助理牧師，于經文無補的話不願多說而已。尼特聽了，善意地提醒我：講道至少應該超過20分鐘，隨後他便轉身離去。

　　尼特牧師是虔信主義之正統派的化身，而格羅爾德牧師則代表自由派，兩人觀點或許相左，但和諧共處、合作愉快，無論何事皆可圓滿達成。這間地處聖多瑪斯神學院對面的小教堂，雖平淡無奇，卻也成就斐然。

　　數年之間，只要周末無事，我都會折返根斯巴赫為父親頂班工作。此外，每周3天的晨課結束後，從11點到12點，我都要帶領男孩們上堅信禮課程。我盡可能地為孩子們減輕課業，讓他們的心靈與精神享受輕松和愉悅。課末最後10分鐘，我會引領他們朗讀《聖經》及讚美詩，希望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他們的人生。我的目標是把福音的真理植入孩子的心靈和思想，讓教義的星星之火照亮孩子們的心靈，為他們築起未來抵禦反宗教力量之堅實長城。我試圖喚醒他們對教會的愛、對禮拜儀式精神撫慰的渴望。我教導孩子們，在遵從傳統教義的同時，也要堅信使徒保羅（PaultheApostle）之言：基督精神所棲之所，皆有自由。

　　慶幸的是，我獲悉，當年在孩子們心中撒播下的星星之火如今幾成燎原之勢。他們感謝我將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以歡樂卻又理性的方式根植其心。這種方式非但無害，反倒效果奇佳，以至強化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從講授宗教課程開始，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確實子承父業，有幾分善為人師的素質。

　　在聖尼古拉教堂工作期間，我的月薪有100馬克，不多不少，夠我開銷了，因為聖多瑪斯宿舍的食宿特別便宜。

　　這份工作的一大好處就是，我有時間鑽研學問和研習音樂。兩位牧師惠許，我在春秋兩季孩子們放假時可暫離斯特拉斯堡，不過我得找到布道者替我頂崗。可事實上，即使找不到人，他們也會為我代班。因此一年下來，我可以休假三個月，一個月在復活節之後，另外兩個月是在秋季。春假，我通常都去巴黎，繼續追隨維多爾學習音樂；秋假，我一般回到根斯巴赫看望父母。

　　數次前往巴黎，我結交了許多真摯好友。初識羅曼?羅蘭 大約是在1905年。一開始，我們僅以音樂家的身份相處，後來逐漸喜歡上彼此的人格特徵，于是成了要好的朋友。

　　里希坦柏格雖是法國人，卻對德國文學頗有心得，我們彼此情深意重。1818年回到斯特拉斯堡，跟我學過音樂和哲學的敏德同學，對德法文學頗有研究，可以說繼承了里希坦柏格的地位，成為我的另一位摯友。

　　此外，一次不期而遇令我難以釋懷，時間是20世紀初某個春風宜人的早晨，地點在狹窄的聖雅各路上。當時，我雇了一輛馬車急忙赴約，狹窄的街上各種交通工具堵塞得水泄不通。我一臉無奈，緩緩前行之際，突然為眼前一臺敞篷馬車上的乘客所吸引。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那頂考究的高帽（當時法國人還戴著高帽），接下來看見的是顆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優雅的腦殼，十分怪異的腦殼。但仔細端詳之後——交通堵塞，還得煎熬一段時間——我對那顆腦殼竟然產生了一種向往。我感受到一種精神的高尚性與面容的怪異性的強烈反差。此人散發並彌漫出一種跌宕不羈且樸實無華的氣質，又呈現一種無悔無懼的剛毅，我實在未曾見過這樣的人。凝眸之際，憬然有悟，他就是那位久聞大名的克里蒙梭 。後來我聽說，塞尚曾試圖為克里蒙梭畫像，再三試畫後，只得放棄，因為他“無法為這樣的人畫像”——我是深得其中滋味啊。

　　新紀元的第一年，我在巴黎外語學會用德語做了一係列關于德國文學及哲學的演講。記得當時演講的話題涉及尼採 、叔本華的思想，豪普特曼、蘇德曼 的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1900年8月，我正在備講尼採時，噩耗傳來，他死了，死亡終于解放了他。

　　那幾年對我後來的創作影響極大。平淡中歲月一晃而過。幸好，我比較專心，能夠井然有序地工作，不敢有一絲懈怠。

　　因為時間和經濟拮據，我很少出外旅遊。1900年，我陪同大伯母到奧白安美角觀看基督受難劇 。舞臺布景比受難劇本身更出色。從《舊約全書》摘取的幾個情節，舞臺演出效果的差強人意，表演過于戲劇化，劇本有問題，以及俗氣的配樂，一切皆令我不敢茍同。倒是演員們對角色的投入，那份熱誠、那份熱情，深深地觸動了我。

　　受難劇演出本應成為一種宗教活動，用簡潔明了的方式呈現于村民。也許是因為觀者如潮，為了調和眾口被迫偏離了原來的模樣，變成了舞臺劇。在我看來，確實不太合適。不過，任何尚能感悟生命、重于精神文明的人都得承認，盡管受難劇變形了，奧白安美角純樸善良的人沒有變，他們依舊在虔誠地、投入地演出。

　　若手頭略為寬裕，我會動身參與拜羅伊特音樂節，以接受心靈的洗禮。在斯特拉斯堡撰寫有關巴赫的書籍時，我認識了珂西瑪?瓦格納夫人。她對巴赫的感覺很好。我對她說，巴赫的音樂總體是描述性的，夫人對此感覺詫異驚喜。有一次，夫人到斯特拉斯堡探望著名教會史學家費克，請我去新教堂用一臺精致的摩克林管風琴 演奏巴赫的聖蚑前奏曲，來闡釋我的觀點。那次她還給我講了許多故事，都是有關她年輕時接受宗教教育，以及後來皈依新教的逸事。然而，無論我們見面多麼頻繁，在這位氣質高雅、才華出眾的知識女性面前，我總也克服不了臨場羞怯的心態。

　　至于齊格弗里德?瓦格納（珂西瑪和理察?瓦格納之子），他在許多方面都非常傑出，讓我最欣賞的是那溫文爾雅、謙遜質樸的個性。在拜羅伊特音樂節目睹過他勤勉工作的人，莫不讚聲不絕，無論工作表現還是處事方式。他創作的樂曲，動聽悅耳，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