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6日，我通過第一次國家神學考試，接下來整個暑假都在斯特拉斯堡苦心研讀哲學書籍。我住在“舊魚市36號”，當年歌德 求學于斯特拉斯堡時就住在這里。

　　文德爾班教授和齊格勒教授在各自的領域皆出神入化。文德爾班擅長古代哲學，舉辦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研究課程令我回味無窮、記憶猶新。齊格勒專修倫理學與宗教哲學，他畢業于杜賓根 的新教神學院，完美的神學訓練對其宗教哲學研究貢獻不菲。

　　神學考試後，借由霍爾茲曼推薦，我獲得由聖托馬斯參事會和神學院共同設立的高爾獎學金，每年1200馬克（約合600美元），為期6年。

　　獎學金獲得者必須在6年內取得斯特拉斯堡的神學文憑，否則就得將領到的獎學金悉數歸還。

　　聽從齊格勒的勸說，我決定重點側重于哲學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

　　學期末的一天，我們撐著傘在校園臺階上交談。他建議我以康德 的宗教哲學為題撰寫論文，我聽從了他的意見。1898年10月底，我前往巴黎的索邦大學攻讀哲學，並繼續師從維多爾學習管風琴演奏。

　　在巴黎時，我常逃課，因為自入學伊始，校方的輕率與隨意就讓我失望。教學體制與教學方法陳腐保守，即使師資優異也于事無補。這里缺少在斯特拉斯堡習以為常的綜合性課程，教師授課不是講解考試提綱，就是進行專題演講。

　　有時我去新教神學院（地處阿拉哥大道），旁聽薩巴蒂埃 開設的教義學，以及《新約全書》學者梅內格茲 講授的其他課程。這兩位教授令我敬佩有加。不過，就整體而言，在整個巴黎的冬季，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音樂及博士論文方面。

　　除了繼續師從維多爾學習管風琴（他不再收我的學費），我還跟菲利普 學鋼琴，後來他也成為音樂學院的老師。同時，我也師從吉爾-杜勞特曼，她來自阿爾薩斯，是李斯特 的得意門生。作為鋼琴演奏家，吉爾曾經是一顆樂壇明星，不過現已退隱，致力于鋼琴演奏生理機制研究。她和生理學家費雷合作進行實驗，我就像實驗中的白鼠一樣在接受試驗。對于這位卓爾不群的才女，我始終心存感激。

　　根據吉爾-杜勞特曼的理論，演奏時，手指一定要感知它與琴鍵之間的關係。演奏者必須掌控從肩膀到指尖整個機體的寬松度，避免不自主和下意識的顫動。當手指預備實施某個動作時，永遠都要竭力彈出意欲彈出的效果。輕快的觸鍵可以產生良好的共鳴效果，但是指尖必須始終清楚如何按鍵、如何釋鍵。在按鍵和釋鍵過程中，手指必須意識到自己正靈巧地擺動，或向內（向拇指）或向外（向小指），當手指沿同一擺動方向接連按下若幹琴鍵時，便可促使相應之音色與和弦的有機結合。

　　若手指擺動方向各異，音調的本質會產生分解。借由手指與手掌訓練有素的擺動變化，演奏者即可彈出不同的音色及明確的層次。演奏者意欲獲得與琴鍵間心領神會、信手拈來的完美關係，需竭力培養手指的觸覺。當手指動作達到運用自如、絲絲入扣時，演奏者便能正確詮釋、完美呈現各種音色及情感了。

　　吉爾將其理論推至登峰造極之境，宣稱只要指尖功夫深，非音樂人也能磨成針，獲得高超的音樂造詣。她從鋼琴觸鍵生理機制切入，力圖研發有關藝術本質的一般性理論。也正因為如此，她對于藝術觸感之本質研究原本應該是合理且有力的，卻融入了某些深奧怪癖的想法，致其研究未獲成功。

　　在吉爾-杜勞特曼的指導，及個人努力下，我徹底優化了雙手的運用，逐漸掌控了自己的手指，這對演奏管風琴大有裨益。

　　盡管菲利普的鋼琴指導模式比較傳統，卻也非常重要，使我得以規避吉爾褊狹模式之羈絆。由于兩位恩師彼此互不相容，我必須隱瞞自己也是對方的學生這一事實。麻煩接踵而至，上午跟吉爾學琴時，我要運用吉爾的彈奏模式；下午跟菲利普學琴時，我得切換成菲利普式指法。

　　吉爾-杜勞特曼于1925年辭世，至于菲利普，我跟他的關係如同與維多爾的關係一樣，至今依然保持著深厚的友情。通過維多爾，我在巴黎結識了許多志趣相投的人墨客。他對我的物質生活也是關懷備至，好幾次見我入不敷出而三餐難乎為繼時，課後帶我到盧森堡附近他熟悉的餐廳去大飽口福。

　　父親在巴黎的兩位兄弟和他們的妻子待我都不錯。年紀較小的查理士，一位知名的預言學家，在現代語言教學改革方面頗有建樹。通過他，我認識了若幹大學教育界名流。多虧這些好心人的幫助與陪伴，我對巴黎產生了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盡管參與了大量藝術和社交活動，我還是順利推進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工作，當時我身強力壯，不怕熬夜，甚至整夜不眠第二天還能出現在維多爾老師面前彈琴。

　　巴黎國家圖書館借閱手續十分復雜，查閱康德宗教哲學文獻幾乎不可能。于是我決定不招惹二手資料的麻煩，專心攻讀康德著作原文。

　　在攻讀原著的過程中，我發覺康德著作在詞匯使用上存在某些變數：例如，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關于宗教議題的段落里，用質樸的術語“先驗的”（transcendental）取代了原來常用的術語“理智的”（intelligible）。我開始瀏覽康德所有宗教哲學著作，探究任何重要概念的表述方法，試圖找出其詞匯使用的來蹤去跡，進而確定詞匯含義的變化情況。由此，我發現“純粹理性規約”中的一大段文字並非始于《純粹理性批判》，而是出自康德早年作品《宗教哲學概述》。盡管前後著作之間存在某些相互矛盾的地方，他還是將其植入書中。

　　此外，我還發現，康德並未拓展《純粹理性批判》中先驗辯證之宗教哲學框架。《實踐理性批判》中討論的宗教哲學，包括上帝、自由和不朽之三要素，都與《純粹理性批判》所暗示的大不相同。在《判斷力批判》及《純粹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中，他全然揚棄了包含此三要素之宗教哲學。康德晚期作品的思路演變再度將我們導入《宗教哲學概述》的思路當中。

　　一般以為，康德之宗教哲學與上述三要素為等號關係，實則不然，他的宗教哲學是動態存在的。這種動態存在源于其批判觀念論之假設與道德準則論之宗教哲學在訴求方面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康德著作中，他將批判的宗教哲學與倫理的宗教哲學並列推進，意欲將二者合二為一。他最初設想，可以輕松整合《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驗辯證法，然而，他所設計的路徑走不通，因為他並未滯留于早期的道德律概念（一如《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辯證中所預設的那樣），反而持續擴充原有的含義。這種深化的道德律概念觸發了超越宗教觀念論的若幹宗教性問題。在康德的宗教哲學之道德律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批判觀念論的一些重要概念變得似乎不再重要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康德的宗教思想被其最深倫理所左右時，“不朽”這個要素便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了。于是，康德選擇走一條深化道德律的宗教哲學路線，不再堅持將其宗教哲學建立在批判觀念論基礎之上，兩者就此分道揚鑣。然而，注定的結局是，隨著思考漸次深化，康德無法繼續保障其思想體係的整體一致性。

　　1899年3月中旬，回到斯特拉斯堡後，我將論文成稿遞交齊格勒。閱後他對我稱讚有加，安排7月末進行論文答辯。

　　1899年夏天，我在柏林生活，主要是在研讀哲學。我的目標是，全面研讀古代與近代哲學經典，同時旁聽哈納克 、弗萊德雷爾、卡夫坦、保爾森及齊美爾 等人的課程。記得齊美爾的課程，起初只是偶爾旁聽，後來才成為常客。

　　在斯特拉斯堡時，我業已研讀過哈納克的《教義史》，可謂一往情深。後來經朋友介紹，我得以與著者結識，並曾拜訪其府上。哈納克學識之深厚，興趣之寬廣令我驚訝不已，以至于窘迫不安難以回應他的提問。之後，我陸續收到過他寄來的語言真摯、內容豐富的明信片——哈納克樂于通過明信片與人交流。1930年，我在蘭巴雷 還收到他的兩張明信片，詳談我的新書《神秘使徒保羅之神秘主義》，那兩張明信片也許是他與我的絕筆了。

　　在柏林時，我與史坦普 交往頗多。他對聽覺心理學的研究，激發了我的興趣。我定期參與他和助手們做的實驗，與在斯特拉斯堡時同吉爾-杜勞特曼合作的情形一樣，我再次扮演了實驗室中的白鼠。

　　柏林的管風琴手普遍關注演奏技巧的精湛性，而不是維多爾強調的演奏風格的適宜性。這一點讓我沮喪，不過艾基迪是個例外。此外，與巴黎聖許畢斯教堂 和聖母院中由卡瓦葉-科爾 制造的樂器相比，柏林這邊的新式管風琴發出的聲音聽上去味同嚼蠟。憑借維多爾的介紹信，我見到了威廉大帝 紀念教堂的管風琴手萊曼教授 。他約我定期去練琴，並在他休假時替他頂班。借此關係，我在柏林結識了更多的音樂家、畫家和雕塑家。

　　恩斯特庫爾丘斯是一位頗有成就的古希臘文化專家，在其遺孀家中，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術名流。因為我認識她的繼子佛烈德利希（時任柯瑪學區督導），庫爾丘斯夫人對我很熱情。在她家我經常遇見格林先生，他不遺余力勸我改弦易轍，因為當時我認為，福音四的內容與福音一、二、三的內容無法協調一致。今天回想起來，當年在柏林有緣結識這麼多睿智哲人，真乃大快人心啊。

　　比起巴黎，柏林的學術氛圍對我影響更大、意義更深遠。盡管巴黎國際化程度很高，但其學術氛圍顯得淩亂單薄。客居巴黎的新人必先適應其學術氛圍，方可領略其學術價值。對比而言，柏林的學術氛圍更為濃厚，其核心是組織有序、生機勃勃的大學。此外，柏林在當時尚未成為國際都市，感覺像個穩健進步的地方城市。整體而言，柏林散發出一縷健康且自信的光芒，對未來躊躇滿志，這在當代巴黎是感受不到的——此刻的巴黎正在經受德雷福斯案 的折磨，幾乎是奄奄一息。幸運的是，我在柏林的最美好的年華結識了它、愛上了它。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柏林的生活質樸天然，柏林的友人愜意融融。

　　1894年，法國猶太族軍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控向德國兜售軍事情報，被判處無期徒刑及公開摘除軍階略章處罰。摘除略章當日，觀者無數，街頭反猶情緒高漲。1898年1月13日，法國著名作家左拉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抨擊陸軍總部。後來，左拉獲刑1年，罰款3000法郎，流亡英國。值此飛沙走石之際，鄙人史懷哲正客居巴黎。德雷弗斯最終被改判無罪，恢復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