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1875年1月14日，我出生于上阿爾薩斯區的凱瑟斯堡，排行老二。我的父親，路易士?史懷哲，是個教會牧師，在以天主教為主的凱瑟斯堡，為人數較少的新教徒服務。我的祖父，在下阿爾薩斯區的法芬霍芬生活。他是一個教師，也是一位管風琴師，他的三個兄弟也從事類似的工作。我的母親阿黛爾是個牧師的女兒，出嫁前姓席林格，從小生活在上阿爾薩斯區孟斯特山谷中的穆爾巴哈。
在我出生後的幾個星期之內，家人就隨我父親一起搬到了孟斯特山谷中的根斯巴赫 。在那里，我和三個姐妹、一個弟弟一起，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唯一的不幸是父親經常因病臥床。後來父親的身體逐漸恢復，70來歲時仍然冒著法軍炮火在教區工作，孚日山脈 制高點上的法國軍隊向山谷中掃射，致使根斯巴赫的居民傷亡慘重、建築物大量毀損。1925年，父親以高齡逝世，母親卻于1928年在根斯巴赫和威林泰爾之間的路上突遭騎兵隊撞擊身亡。
5歲時，我的音樂啟蒙教育啟動。父親用我外祖父留下來的一架老舊方形鋼琴輔導我學音樂。雖然他琴技一般，卻能即興演奏動人的樂曲。
7歲時，在學校，我用小風琴為聖歌旋律做和聲伴奏，讓老師大吃一驚。
8歲時，我開始彈管風琴，盡管雙腳還夠不著踏板。可能是承襲了外祖父的遺傳，我對管風琴興趣極大。外祖父不僅樂于彈奏管風琴，還善于制作各種樂器。母親說過，外祖父華麗的即興演奏在當地頗有名氣。不論到哪里去做什麼，外祖父必定首先了解當地的管風琴狀況。當瑞士琉森大教堂準備購置一架管風琴時，他還專門前去詳細詢問、仔細觀察。
9歲時，我第一次在教會禮拜儀式中出任代理管風琴手。
1884年秋季之前，我一直在根斯巴赫的一間鄉村小學讀書，後來在孟斯特的一個實科中學（實用課程為主，不設古典語文）念了一年，同時在課余補習拉丁文，預備進入普通中學第五級深造。
1885年秋季，我正式入讀阿爾薩斯的米盧斯鎮的一所普通中學。我的教父（我祖父的同父異母的兄弟，也叫路易士?史懷哲）是個小學校長，讓我住在他家。要不然收入微薄、勉強養家的父親很難供我讀完普通中學。
教父和他妻子無兒無女，對我管教嚴格。撫今思昔，對他們給予我的種種善行，我永遠心存感激。
在根斯巴赫和孟斯特上小學、中學期間，盡管我在讀寫方面問題不少，但總體成績名列前茅。剛進普通中學時，因為功課跟不上，我的成績簡直是慘不忍睹。這不僅僅是因為我懈怠功課和迷思臆想，也是因為我的拉丁文基礎實在太差，難以應對第五級課程學習。升到第四級 時，我遇上了韋邁博士。他教會我如何學習，激發了我的自信，至此成績才漸有起色。不過韋邁博士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上課他都胸有成竹、有備而來。一開始我就注意到了。他始終是我生活中兢兢業業、盡善盡美的榜樣。後來我還多次拜訪過他。大戰即將結束時，我出差前往韋邁博士暮年安息的斯特拉斯堡小鎮，打聽他的下落，得知他饑寒交迫、精神異常，竟已尋了短見。
在米盧斯鎮上學時，我的音樂老師是年輕的尤金?梅奇，他在聖史帝芬改革教會做管風琴師，這是他從柏林音樂學院畢業後做的第一份工作。他在柏林求學期間，適逢人們對巴赫激情再燃、熱情復生。因為梅奇老師的緣故，我得以及早研習這位聖多瑪斯教堂唱詩班指揮的作品，得以在15歲就開始接受完整的管風琴演奏指導。不幸的是，在1898年秋天，因為傷寒，梅奇老師英年早逝。後來，我用法語撰文追悼梅奇老師，並在米盧斯結集出版。那是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念普通中學時，我的興趣主要在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語文和數學我實在不行，要下很大功夫才略有起色。不久之後，對這些毫無天賦的課程，我竟然推崇備至。及至高年級時，各科成績升堂入室，絕非最佳卻也位居前茅，尤其是作文分數，若非記錯，常常名列榜首。
及至最高年級，拉丁文和希臘文由迪克校長親授，他來自于呂貝克，才氣橫溢。他上課從不沉溺于枯燥的語言學規則，他善于旁徵博引古代哲學，引領我們窺測近代思想。對于叔本華 ，他可謂推崇至極。
1893年6月18日，我參加畢業考試。筆試我答得不好，論文寫得令人大失所望；口試時，我的歷史知識和獨創見解引起主考官——來自斯特拉斯堡的阿布瑞特博士——的注意，他在畢業總評上給我備注了一條評語：歷史成績“優異”，以及幾句溢美之詞。若非博士慧眼，我的學位證書必將亮點全無、平淡無奇。
同年10月，在巴黎經商的伯父慷慨解囊，資助我尋訪到一位巴黎的管風琴大師維多爾 學琴。當時他只收音樂學院管風琴係畢業的學生，不過在米盧斯打下的夯實基礎讓我脫穎而出，我被破格錄取。維多爾的指導對我幫助巨大，不僅優化了我的表演技巧，還促使我追求完美，與此同時他讓我明白了音樂結構的重大意義。
記憶中，維多爾老師教授的第一節課是在10月的一個雲興霞蔚的日子。恰逢俄國海軍上將阿威蘭攜艦來訪巴黎，慶祝俄法兩國建交，街上人語馬嘶，待我趕到老師家時，業已遲到良久。
1893年10月底，我來到斯特拉斯堡大學，住在聖多瑪斯神學院的威廉宿舍，院長埃里克森牧師學識淵博，正忙著編輯加爾文的作品。
其時，創立不久的斯特拉斯堡大學，業已聲威大震。師生做學問不拘一格，齊心協力于實踐現代大學之理念。教職員中鮮見老態龍鐘之人，整個校園意氣風發、活力四射。
當時我同時選修神學和哲學。在普通中學時，因為僅初通希伯來語，第一學期我幾乎花在希伯來語資格預試備考上。一番苦學之後，于1894年2月17日勉強及格。接下來，我知難而進、始終不懈，于希伯來語方面終有所得。盡管語言考試讓我叫苦連天，我對校內的種種課程依然心潮澎湃，特別是霍爾茲曼 所講的符類福音（即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 課程，以及文德爾班 和齊格勒 開出的哲學史課程。
1894年4月1日，我應徵入伍，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兵役生活。幸虧隊長寬宥，幾乎每天上午我都能抽出時間，在11點前抵達學堂聆聽文德爾班教授的課。
當年秋天，部隊開往奧克費爾登一帶（位于下阿爾薩斯）演習。打點行裝時，我把希臘文《聖經》塞進挎包。當時神學院學生若想獲得獎學金，在冬季開課之初必須通過三門功課的考試，而現役學生只需通過一科，我選擇的功課就是“符類福音”。
隨軍演習之時，我依舊身揣希臘文《新約全書》，就是為了考試分數高一點，不至于在我敬重的霍爾茲曼先生那里丟人現眼。那時候，我生龍活虎、孜孜不倦，晚上和節假日都在一意苦讀。因為暑假中已經研讀過霍爾茲曼對《聖經》的詮釋，此刻便專心于原文，以驗證先前研讀詮釋中究竟有何心得體會。原文閱讀中，我竟然大有所獲。霍爾茲曼說過，馬可福音是最古老的福音，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基礎。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說法。據此推定，研究耶穌生平活動非借由馬可福音不可。對此我一直心存疑惑。部隊駐扎古根漢村的時候，在一個節假日，我仔細研讀了一遍馬太福音第10章和第11章，赫然發現若幹意義重大的段落只出現于此，而于馬可福音並無蛛絲馬跡。
馬太福音第10章記述有12門徒的使命。道別之時，耶穌暗示他們大禍臨頭，後來他們卻安然無恙，什麼也沒有發生。
耶穌還透露，在他們走遍以色列城邑之前，“人子”就會蒞臨。但是這並非意味彌賽亞國度即將到來，也因此，耶穌並不企盼他們歸來。
耶穌怎麼會讓他的門徒去期待實際並未發生的事情呢？霍爾茲曼解釋道：我們閱讀的文字，並非耶穌談話的真實文本，我們讀到的不過是後人從各種“耶穌語錄”中摘錄而成的東西。對此我不可能趨炎附勢。因為，即便如此，後人也不可能讓耶穌空穴來風地做出未能實現的預言。
借由福音原文，我必須承認耶穌確實預言使徒即將遭受迫害、人子即將降臨。然而，事實證明，他的預言落空了。
耶穌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預言呢？當事態發展出乎意料時，他究竟做何感想？
馬太福音第11章記載了施洗約翰就此對耶穌的詢問，以及耶穌的答復。于此，我同樣堅信霍爾茲曼和一般的《聖經》詮釋者都未做到窮原竟委。當施洗約翰問耶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究竟意所何指？我不清楚“那將要來的”是否一定意指彌賽亞（救世主）。從後期猶太教對彌賽亞的信仰來判斷，彌賽亞降臨前一定有個先兆——以利亞的復活。而且，當原本被期盼為以利亞的耶穌告訴門徒，施洗約翰本人才是大家期待的以利亞時，他也是用“那當來之人”予以表達（馬太福音11:14）。于是，我斷定：施洗約翰所問之“那將要來的”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約翰差人詢問耶穌，不是想知道他是否就是彌賽亞，而是想知道他是否就是彌賽亞的先驅以利亞——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確實顯得有點奇怪。
問題是，耶穌為什麼不明確答復約翰呢？有人認為，耶穌其實是在曲盡其妙，他這樣說是為了探察施洗約翰的信心。不過依我之見，這種看法其實言之無理，竟還衍生出許多旁門左道。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耶穌未澄清是或不是，根本是因為他尚未決定是否要將自我認定的身份公之于眾。關于施洗約翰遣人詢問，無論如何都證明，當時耶穌的信徒沒有一個把他認定為彌賽亞。如果耶穌業已被認定為彌賽亞，那麼施洗約翰在遣人詢問的過程中一定會流露出這樣的信息。
還有另一個段落需要尋求新的詮釋。當施洗約翰的差使離開之後，耶穌對眾人說：“凡婦人所生者，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里最小的比他還大。”（馬太福音11:11）
對此，一般人詮釋為，耶穌所言是在貶抑施洗約翰，置他于較之身邊追隨天國之信徒更低的層面——這種說法，對我而說，既庸俗又可疑，畢竟那些信徒皆是婦人所生的呀。棄此論調，我的詮釋是：將施洗約翰與天國成員做比較時，耶穌考慮的是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之彌賽亞世界之間的差別；作為一個世間之人，施洗約翰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偉大；但是皈依于天國的成員不再是現世的自然人，隨著彌賽亞國度的降臨，他們經歷了一種變化、一種升華，進入了一種超自然的境界，呈現出一種類似天使的模樣；業已成為超自然者，其中最小的也比任何活在當今自然世界的人顯得偉大；施洗約翰終將回歸天國，成為天國中或崇高或卑微的一分子；然而，他那與眾不同且逾越他人的偉大，只有在化身于自然界時才得以顯現。
因此，在大學一年級行將結束時，對于耶穌送別使徒時的言行的種種世俗的詮釋，我產生了困惑，開始了質疑。同時，對于那些將耶穌生平做歷史性詮釋的種種觀點，我也開始了質疑。
演習結束回到家中，我的思想煥然一新。我堅信：耶穌所道之國度並非由他本人及信徒在自然界所創建，而是在超自然時代降臨之際結伴而生的。
當時，由于霍爾茲曼有關耶穌生平的詮釋已為學界普遍認可，在即將參加的考試中，如果我把自己的質疑公示于眾，自然于情于理不合時宜。事實上，我也沒有機會，因為霍爾茲曼是個好人。在20分鐘面試期間，他對我這個因服役而耽擱了學業的年輕人格外寬容，僅要求我把《聖經》的前三個福音內容做個概括性的比較。
至大學畢業前，我經常擱置其他課程，獨立專研與福音內容及耶穌生平相關的種種問題。通過研究，我愈發堅信，解開謎團的關鍵就在于：耶穌差遣使徒出發傳道時的談話，施洗約翰由監獄打發兩個門徒向耶穌提出的問題，以及耶穌面對歸來的使徒時的心態。
幸運的是，德國的大學不會過度約束學生的學習，也不會用其他國家常用的繁復的考試壓迫學生。它們的運作模式確保學生有機會獨立鑽研學問。
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神學院彌漫著一縷獨特的學術自由風氣。除了霍爾茲曼之外，還有剛來的《舊約全書》專家布德 ，他應當是我最鐘情的神學教師。他的課總能讓人感覺到倣佛步入一種藝術境界，他善于簡潔而又精致地表述學術問題。
除了神學，我也選修了一些哲學課程。此外，我還師從貝勒曼的弟子雅可布斯達學習樂理。他認為貝多芬之後面世的任何音樂作品都不是藝術，這實在有點失之偏頗。不過，若就學習本身而言，大家確實可以從他那里學到點東西、獲得扎實的訓練，對此我真的是感激涕零。
我的音樂成就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功于厄納斯特梅奇，他是尤金梅奇（我在米盧斯時的音樂老師）的哥哥，是斯特拉斯堡聖威廉教堂 的管風琴手，在“巴赫音樂會”擔任指揮，是聖威廉教堂合唱團的領唱。他讓我為音樂會清唱劇和《受難曲》做管風琴伴奏。起初，排練時伴奏由我來頂崗，正式演出時還是由尤金梅奇上場。不久後，只要尤金因故無法從米盧斯趕來，我就正式登臺伴奏。盡管年輕，借此機緣，我還是把握了巴赫的作品，並有機會參與他的合唱音樂的表演，進而獲得實際的臨場鍛煉。
聖威廉教堂當年被視為巴赫復興的重要基地之一，此次復興萌發于19世紀末。厄納斯特?梅奇對巴赫的作品頗有研究。19世紀末，清唱劇和《受難曲》通常以現代化方式表演，而梅奇是率先摒棄這種方式的先鋒人物之一。他啟用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管弦樂團為小型合唱團伴奏，追求更為純凈的演出風格。多少個夜晚，我們縱橫于清唱劇及《受難曲》的樂譜中，探討恰當的詮釋途徑。後來接替厄納斯特?梅奇，出任音樂會指揮的就是他的兒子弗列茲?梅奇，他是斯特拉斯堡音樂學院的院長。音樂方面，除了巴赫之外，我還崇拜瓦格納 。
16歲那年，在米盧斯上中學時，我第一次步入劇院，臺上演奏的正是瓦格納的《唐懷瑟》，我心潮澎湃，以至于一連幾天都無法專心上課。
斯特拉斯堡的歌劇表演由奧托?洛斯指揮，演出精彩絕倫，我因此熟悉了瓦格納的所有作品——不過，《帕西法爾》是個例外，它只在拜羅伊特 音樂節演出。1896年我有幸前往拜羅伊特觀看《尼布龍根的指環》，此次演出是1876年初演以來再次排演後完整推出的演出，機會難得啊！巴黎的友人贈我門票，為了解決差旅費用，我開始厲行節約，有時一天只得一餐。
假如今天再看瓦格納的歌劇，一定會發現音樂之外的種種絢麗的舞臺效果。然而，縈繞心懷的是早年在拜羅伊特看到的《指環》四部曲的場景，正是那份淳樸才令人驚嘆，不僅是舞臺設計，整個演出效果都散發著已故大師的精神理念。
弗格爾出演火神羅格，臺詞和動作都很出彩，令我難以忘懷。他一登臺亮相便左右了整個舞臺，不動聲色地捕獲了全場的眼球。臺上的弗格爾絕非當下流行的羅格模樣，而是身著醜角服飾伴著羅格主題曲翩翩起舞。弗格爾身披那件經典醒目的紅袍，踩著節拍，不可言狀地將紅袍或左或右地甩到肩上。他雙眸若有所視；卻又完全置之度外；動作如此簡潔，卻又明白無誤地傳遞出魯��步入毀滅之袞袞諸神蘊含的無盡的破壞力量。
1897年夏季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求學生活走到了盡頭。這時我參加了生平首次神學考試，論文題目是《施萊爾馬赫 的最後的晚餐說與〈新約全書〉及宗教改革理念之比較》。所有考生必須依此話題，在8周內遞交完整的研究報告，校方將根據論文質量裁定誰有資格參加正式考試。
為了完成論文寫作任務，我不得不重新回到福音文本研讀耶穌生平，重新考察有關最後的晚餐的主流教義與歷史詮釋。我發現所有的教義和詮釋都沒有提供令我滿意的答案。對于這個耶穌與其門徒的歷史性儀式，以及原始基督教聖餐禮儀的意義，還沒有人做出清楚的解釋。在施萊爾馬赫的著名的《教義學》中，有一節討論到最後的晚餐，讓我沉思良久。他強調：根據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我們看不出耶穌曾經指示門徒再三舉辦晚餐儀式；因此，可以這樣理解，原始基督教團體重復舉行聖餐禮儀的習俗應該是起源于使徒而非耶穌。施萊爾馬赫以其精辟的論述充分闡釋了這一點。遺憾的是，他沒有進一步探索其歷史意義與結果。因此，我決意推進這項研究，即使在完成那篇決定準考資格的論文之後，我依然持續研究下去。
我揣摩：如果上述兩部最古老的福音典籍都沒有記載重復晚餐的指令，那就只有一種解釋，門徒帶領信徒反復舉行晚餐儀式必定是出于門徒自己的主張與權威；即使耶穌的言行沒有明示，門徒一定從最後的晚餐中察覺到什麼，才會這樣做；既然關于最後的晚餐始終不得澄清，為什麼早期的基督教團體在沒有獲得耶穌指令的情況下會採行聖餐禮儀呢？我斷言，最後的晚餐這一問題還需研究。
由此，我接著思考最後的晚餐對于耶穌和使徒具有怎樣的意義，它與人們期待的天國盛宴彌賽亞的關係又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