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伯沒有下令去追，當時是有條件派戰鬥機去攔截的，因為在青島等地還有國民黨的飛機場。湯恩伯之所以不願意這麼做，可能是因為他與我們家的良好關係。

　　這時，素久在南京明德女中讀初三下學期。她正在學校上課，突然家里來人把她接了回家，原來是蔣經國通知我母親立刻乘坐他的飛機去上海，因為和談破裂，南京即將失守，在北平的和談代表會直接飛往上海。她曾回憶說：“我記得那架飛機上的人特別多，在飛機上我頭暈惡心，難受得很。”由于上飛機很匆忙，沒通知錢嫵來接機，而是蔣緯國的夫人石靜宜來接機，蔣緯國就讓接他的小轎車把母親等人送到錢嫵家。

　　母親在錢嫵家休息了兩天。第三天早上即4月24日6點多鐘接到電話通知，讓馬上去機場，說有飛機送去北平。電話是父親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營業部主任鄧士章先生給母親打來的。23日午夜，上海地下黨組織已經派人來到住所，同一純談了一切細節，乘坐24日飛往北平接代表團的飛機。

　　上海雖尚未解放，但是一些重要部門已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控制中，對于一切情況，了如指掌。在周伯伯的親自過問和上海地下組織妥善周密的安排下，上海地下黨對母親等人的行程，十分關注，並將情況隨時通報當時接待南京代表團的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王拓。王拓即隨時電話告訴張立鈞，張立鈞以代表團隨員的名義，將獲悉的情況隨時告訴父親。在母親來上海的前兩天，4月17日，一純在兵荒馬亂中，也隨國民黨要員黃少谷、萬耀煌、馬鴻逵等乘專列從南京到了上海。在一純抵滬之前，就接到了有人給他的電話通知，告訴他別隨便走開。

　　四叔張文心的夫人鄭淑華也帶著子女分批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家人聚集。母親和嬸嬸鄭淑華、四叔張文心及其兒子張一偉、女兒張素德、二弟一純、五妹素久等住在大弟張一真家中，一真和嫵妹當時在家。通過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聯絡，我母親帶著弟妹們從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團的飛機去北平。

　　6點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車趕到。母親等人像打仗一樣，三下兩下收拾些東西，迅速裝上行李，嫵妹開車送他們直奔機場。嫵妹後來說，當時時間很緊張，連玻璃絲襪都來不及穿。

　　到機場後，母親等人聚在一起非常顯眼，鄧士章夫人說：“你們幾個人在一起目標太大，先分散到各個角落，等飛機快起飛時，你們再一起上飛機。”並告誡他們：“遇到熟人要少說話。別人問你們到哪兒，就說到蘭州或者說接蘭州來的客人（父親在蘭州任職多年）。”

　　在飛機場，母親遇到了一個熟人——交通部長俞飛鵬。

　　俞飛鵬問我母親：張夫人，你們上哪去?

　　母親很利落地回答：我們去蘭州。而在一旁的妹妹素久還納悶：我們不是去北平嗎？媽媽怎麼說去蘭州呢？

　　俞飛鵬反問：“今天沒有去蘭州的飛機了，已經派飛機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團了，張長官就要回來了，你們回去等吧。”

　　母親向他揮揮手就帶孩子走開了。為他們帶路的人不知不覺地又來到了他們身邊，領著他們轉了很多彎，最後繞到停機坪上，一架飛機停在那里，正是準備接和平代表團的飛機。母親等人上去後，飛機立即起飛了，整個飛機上只有我們一家人。飛機在青島機場降落加油後繼續起飛，午後抵達北平西苑機場。

　　我後來看到資料上說，鄧士章怕被特務發現，安排其他幾個地下黨員把機場的特務人員都請出去吃夜宵了，將他們灌得爛醉。第二天清晨待他們酒醒時，飛機已經飛走了。

　　上海警察局長、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二處處長毛森得知後，只好急忙向湯恩伯報告：“接代表團的飛機走了，張治中一家也跟著去了。湯司令，趕快派飛機去追吧！”

　　湯恩伯沒有下令去追，當時是有條件派戰鬥機去攔截的，因為在青島等地還有國民黨的飛機場。湯恩伯之所以不願意這麼做，可能是因為他與我們家的良好關係。他早年與我叔叔張文心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兩人有較深的交往。父親對湯恩伯也有所提攜。湯恩伯尊稱母親為師母。

　　據說，接代表團專機飛過青島後，湯恩伯得知我母親去了北平，即將鄧士章和中航負責人拘押起來。在顯要人士的疏通下，罰款保釋，不了了之。上海解放前夕，中航去了香港，鄧士章參加了兩航起義，後任全國政協委員。

　　張治中侄女張素德回憶“上海脫險”，與文中敘述有細節差別：1949年2月，我的伯父張治中在李宗仁不斷來電催促下從西北任上回到南京，接受了他最後一次參加的國共和談重任。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一行20余人，乘“空中行宮”號飛機飛抵北平，住在六國飯店。當時中國共產黨方面首席代表是周恩來，經過國共雙方代表團大會、小會及個別交談的反復商討，形成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定稿。4月16日南京代表團派黃紹竑、屈武帶著協定飛往南京，向李宗仁（代總統）、何應欽（行政院長）面報。4月21日夜，南京代表團接到李、何復電，拒絕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和談失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整裝待發過長江。

　　當伯父在北平和談時，家里人心都是懸的，密切注意有關消息，牽挂著伯父的和談進程。當時伯父家和我們家都住在南京沈舉人巷（1號和4號）。我父親8歲父母雙亡，跟著其長兄嫂張治中、洪希厚長大，我哥哥自小在伯父家生活學習，伯父對我們十分關愛像自家人一樣。當外界日益兵荒馬亂時，父親好友南京地下黨沈世猶先生對我們說：“建議張家做去上海的準備。”于是，我母親就先把我送到上海“打前站”。

　　4月19日蔣緯國通知伯母洪希厚立刻乘他的飛機去上海，說：因和談失敗，南京即將失守，在北平的和談代表直接飛上海。于是伯母把正在明德女中上課的小女兒接回家，匆忙地乘上了這架人挺多的飛機去了上海。蔣緯國夫人石靜宜來接機，蔣緯國就讓他的司機把伯母送到大嫂家，我的二哥及母親鄭淑華及兄妹也分批到滬。

　　4月22日晚，天已黑了，我們全家接到通知到大嫂處集合，有重要事情告知，行動要保密。原來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派人秘密來到我家，面談明晨我們乘接和平代表團的飛機去北平的安排。媽媽回來後一再叮囑，到機場後緊跟著大人走，別人問起就說到蘭州，千萬別說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4點，我們摸黑起來，像打仗似的悄悄地來到大嫂家，大嫂立即開車送我們到機場。遇見一些權貴夫人，大嫂就說：“去蘭州，去蘭州”，然後趕快離去。

　　後來遇見當時的交通部長，他問大嫂要去哪里，大嫂說去蘭州；他說：“今天沒有去蘭州的飛機，已經派飛機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團，張長官就要回來了，你們回去等吧。”大嫂噢了一聲，說聲謝謝就揮手告別。

　　此時為我們帶路的人不知不覺又來到我們身邊，為避開視線，領著我們繞了很多彎，最後繞到機場航道另側，那里正停著飛往北平的專機。我們一行人迅速登機之後，飛機立刻起飛，飛機上只有我們一家人。中午，飛機平安抵達北平西苑機場。當大伯被周恩來通知一道到機場接人時，還莫名其妙，待看到我們一家人從機上走下來時，真是意外高興。

　　據說，我們所乘接代表團的飛機起飛後，有人向當時的京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報告，湯說：“不會吧，去查查。”後知確有其事，即派機攔截。危險的是此機已追到青島但停在另一機場，錯過了攔截時機。就這樣我們到了北平，一下子從“白區”來到“紅區”。

　　飛機到達北平後的場景，一純曾寫過文章回憶：“我看到飛機沒有按照慣例停在候機大樓前的停機坪上，而是遠遠地在起飛跑道上等候。汽車一直開到飛機前，我們剛跨進機艙，飛機就起飛了。當天下午，我們平安地到達北平西郊機場，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代表葉劍英同志。

　　“我們全家這次安全轉移，是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他指派北平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王拓（“文革”後曾任國家體委對外司司長）守在電臺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取得聯係，指示他們要盡快找到我們全家，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向他報告。地下黨找到我們後，周恩來又親自安排我們轉移。接送車輛如何解決、轉移走哪條路線，他都一一過問。他還特別指出，飛機不要停在候機樓前，要遠離人群，以免混進壞人。就這樣，我們及時擺脫了國民黨特務，在北平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離開上海到達北平的當天晚上，周伯伯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他們。

　　父親在北平安頓下來了，雖然由于在西北兼職，不得不經常來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間，但主要活動還是在北平。所以，父親一決定留居北平，毛澤東、周伯伯就交代主管單位為父親解決寓所問題。

　　據母親說，他們先看了方巾巷的一棟小洋房，父親嫌房間太小，又是樓房，上下不便。又看了東總布胡同的一處住宅，三個大院子，很寬敞，但是母親嫌門檻太多，出入有點不方便。

　　不久，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部安排父親住進了北總布胡同14號，是一個西式平房。房子過去是一個德國人蓋的，後來給一個當交通總裁的日本人住，抗戰勝利後就成了孫連仲的公館。房舍高大寬敞，餐廳能擺四五十桌，舞廳大概能容上百人。

　　在這里住了六個月。他們又搬到了城里頭，住在我以前買的房子里，在東單新開路。這個房子是1947年左右，有人要賣房子，聯係我母親，我母親就讓我買下來的。我1950年回北京後就住在這里，兩層的房子，很小的院子，沒有花園，父親帶著我們一家子在這里住了一段，後來公家就在這房子隔壁為父親蓋了一個樓房。

　　留在北平的一段時間是父親少有的休閒時間，他自己也說有三十年沒有這麼休息過了。他在三個月的時間里逛北京的名勝古跡、聽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劇。

　　父親留下來後也背著沉重的思想負擔，他的思想症結是：“拿我（張治中）和蔣介石的關係來說，他是國民黨的總裁，我是國民黨的幹部，而且在一般人看來，我還是他的親信幹部、重要幹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戰，我則一貫地主張聯共、主張和平，四月一日以後更是跑到共產黨這邊來，一來就不回去了，這不是變成幹部背叛領袖了嗎？”Ｋ

　　4月到6月，這三個月里是他最苦悶的一段時間：“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但現在站到共產黨這邊來了，人家會不會說我是‘投機’呢？這一問題在我腦海里盤旋了很久，沒有想出一個答案。”Ｌ“我是為和談來的，而且是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和談既然破裂，為什麼不回去？留在北平幹什麼？算怎麼一回事？”

　　而父親對自己如果回南京命運會如何，曾經有過判斷。一些朋友勸說張治中，國民黨特務和反動分子會加害他們，張治中說：“我個人方面沒有這個計較……”

　　周恩來伯伯、林伯渠、毛主席、朱總司令都經常去父親住處聊天。周伯伯也看出了他的苦悶。父親也多次向周伯伯提出：“我久住北平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到蘇聯去吧？”父親一直想到蘇聯去看一看，雖然在新疆工作，但是一直沒有去過。但是周伯伯拒絕了，他說：蘇聯和我們還沒有建立邦交，你以什麼立場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在這期間，父親還看了《毛澤東選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但是思想包袱還是沒通。

　　直到發生了一件事：

　　國民黨方面對南京政府代表團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氣憤。1949年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後來又發兩個電訊，並對父親進行攻擊，說父親在北平策動和平，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唆使，離開北平行蹤不明。為澄清事實，父親不得不在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聲明》稱——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徵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國共產黨以二十多年的奮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批評制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

　　父親最後想通了，他經歷了最痛苦的思想鬥爭，用他的話說，就是“把理論上的國民黨——國民黨的主義和它的應有的本質——與被反動派長期竊據的國民黨的現實區別開來一想，就想通了。”

　　父親自問，國民黨應該是個怎樣的黨？而事實上又蛻化為一個怎樣的黨？他所憧憬的國民黨的靈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復革命精神，實行民主政策”，為的是把國民黨從錯誤的道路上扭轉過來，但是卻回天乏術。

　　父親以前常對人說：我真不願做一個國民黨員，愧對人民、愧對國家，“國民黨這個名字實在臭得很，人民聽見這個名字就頭痛，就發生厭惡。”所以他覺得這樣一個對稍有民主進步的人都排擠的黨不值得有任何的留戀。所以他覺得到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中來，不是“投機”，也是為了革命。

　　此外，他在北平看到的中國共產黨幹部的作風和精神也觸動很大，覺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有效率、有作為，再回頭看看國民黨的幹部作風和黨員精神就覺得慚愧。

　　Ｋ?張治中著，《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3月印，第3頁，內部資料。

　　Ｌ?張治中著，《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3月印，第277頁，內部資料。

　　毛主席笑著說:“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聲明之日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年初一’做起。”

　　此後，毛主席多次找父親談話，並希望他參加政協和政府的工作。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醞釀籌備時，在一次會議上毛主席當著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面，指了指父親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請他在人民政府中擔任職務，你們看怎麼樣?”還沒等別人回答，父親自己先搖頭說：“過去這一階段的政權是我們負責的，今已失敗，成為過去了，我這個人也應該成為過去了。”毛主席笑著說:“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聲明之日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對我父親說：“你還是封建道德！”“你為什麼只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全中國人民著想？你為什麼不為革命事業著想？”我父親談起思想轉變時，常念念不忘這兩句話。

　　1949年9月，政協會議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著名人士、民主黨派人士共商建國大計。父親在世時常講，參加新中國工作的後半生，特別是建國初期這一段是他最愜意的時光。父親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以後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最高國務會議和國防委員會。每次開會時，父親都是發言的時候多，不發言的時候少。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印象中的父親敢于直言。包括國號、國旗的選定，父親都直抒己見。1949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討論國家名號問題。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作為國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讚同，唯有父親表示不同意。父親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寫民主了。

　　還有選國旗方案時，全國徵集國旗圖案兩千多幅，審閱小組通過黨中央提出了三幅。討論時，毛澤東手持兩幅：一幅是紅底，左上方一顆大五角星，中間三橫杠。說明是：紅底象徵革命，五角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三橫杠代表長江、黃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就是現在的五星紅旗。徵詢大家意見，多數人傾向三橫杠的那幅。

　　父親說，把國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一是杠子向來不能代表河流，中間三橫杠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二是杠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金箍棒，國旗當中擺上三根金箍棒幹嗎？因此不如用這一幅五星紅旗。毛澤東覺得父親所言有理，後來就定了五星紅旗。

　　1954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前，父親得知毛主席不準備講話，就通過周伯伯、彭真建議毛主席講話。後來他們告訴父親，毛主席仍不願講話。于是父親就直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說：“這次會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的會議，您怎能不講話？”過了兩天，父親見到了毛主席，他突然對父親說：“就是你一個人要我說話！”

　　父親說：“我想所有全體代表都希望您說話。”這次交談後，毛主席還是不同意講話。可是，在開幕式上，毛主席卻講話了。會間休息時，毛澤東笑著對父親說:“你勝利了。本來不準備說話，只因開幕式我是主席，就拿起筆來想寫，誰知越寫越多，成了這一篇講話了。”Ｋ

　　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開過之後，父親提出一份書面建議，主張每個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視察，了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建議是彭真秘書長轉交劉少奇委員長的。後來，毛主席也看到了，並主張把范圍擴大到全國人大代表，以後又加上全國政協委員。有一次，在會議休息室里，有人談起視察的事，講到這件事是由父親建議才實行時，父親說，建議視察的范圍已經由主席擴大了。毛主席用幽默的語調說:“他這個人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幾十年來，這成了一項傳統制度，沿用至今。

　　在參加討論憲法草案時，父親認為草案總綱第四條中有“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因為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毛主席十分讚成，大家一致同意刪去。

　　10月1日，中央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對外發表公告。公告里面有幾句話：“選舉了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暨委員56人。”原文已印好，等一會兒就要到天安門慶祝大會上發表了。父親站起來對毛澤東說：“這樣措詞不太妥吧?委員56人一語太簡單了吧?這是正式公告，關係到國內外觀感，何不把全體委員名字都寫上去？”毛主席積極響應：“這個意見好，這樣可以表現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