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駐粵滇軍第八旅當警衛隊長的時候，帶了一班弟兄跟從旅長伍毓瑞將軍去對一營剛改編的官兵講話。話才說了幾句，他們就鼓噪嘩變起來。伍旅長由幾個衛士保護脫險。我和這一位營長站在廣場中間，當幾百支槍亂行射擊時，這營長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變兵開槍達十多分鐘之久，相去不過二十公尺左右，槍彈像雨點般不斷落在我的前後左右。我當時只有束手待斃，但等到變兵槍聲停了，我和這營長站起來，居然沒有絲毫受傷。

　　第二次是在粵閩交界的黃岡，彼時我已調任連長。我軍進攻駐閩的北洋臧致平軍隊，戰況非常吃緊。我奉命帶了一連人掩護左翼，佔領了一小山，和敵戰鬥。到拂曉便帶了弟兄們衝鋒，目的是要把威脅我們左翼側的敵人驅逐走。從山上衝到山下，又經過一道水田，攻到對面小崗上一個長方形菜園。誰知敵人仍頑強不退，而且三面把我們包圍起來。戰況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連傳令兵都傷亡殆盡，我渾身都濺染了鮮血，但終于把敵人擊退，我也並沒有受傷，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駐在潮州城外，我已當了營長。桂軍劉志陸（汕頭鎮守使）和北方勾結，夜里派兵把我團包圍。我營各連是分散駐扎各村的，最初聽到槍聲還以為是誤會，倉促間無法應付，我率領了守衛營部的幾個弟兄衝出去，到了一個小山上。誰知側面相距很近的小山頭也早被敵兵佔據，突然向我們密集射擊，我幾乎連跑帶滾到背後山腳下，只剩了一個衛兵。跑到團部時，全團已被繳槍，團長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漢縣，我當川軍獨立旅參謀長。其中一團長叛變，事前毫無所悉。叛兵圍了旅長林光鬥將軍公館，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來找我。那是一間民間的樓房，我剛好微感不適，在樓上和內弟洪君器閒談，突然聽到門口人聲鼎沸，雜以槍聲，情知不妙。洪攙著我從樓上窗口往後牆外跳下去，沿著城牆走到郵政局里。局長范眾渠是素來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陜軍留守處（此處陜軍陳樹藩部已入陜）林黃胄參謀（也是保定軍校同學），把我接去藏起來。叛軍到處搜索，風聲很緊，不得已扮作傷兵混在陜軍傷病隊里出城，經萬源入陜，始脫險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敵人從我左側背獅子林登陸，已到我軍左側後方，如果被包圍之勢一成，我軍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為了抽調部隊迎敵並安定正面軍心，在敵機不斷轟炸下，我還是坐了車到前線去。中途敵機來往太緊了，便棄車步行。半路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車到了八十七師司令部。它在江灣葉家花園。剛到那里，敵機又集中轟炸，我躲在園內毫不堅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還拿來鋼盔給我帶上。炸彈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樹斷了，洞前後左右都落了彈，大家都笑著說：“這是日本鬼子來歡迎總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較大的驚險，小驚險就更不必說。我是個革命軍人，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這些驚險也不過是我的奮鬥生命中幾個小小的波紋罷了。

　　其實，父親遭受到的危險當然是遠不止這些了。在警衛隊的時候，他有一次站在山頭上偵查敵情，山下是條小河，河對面就是敵人。他正在拿著望遠鏡瞭望的時候，對面的敵人發現了他，槍彈連續地打了過來，有一顆子彈擦耳而過。從他身後的衛士和傳令兵身上穿過，一個從腦袋穿入，迸出腦漿而死；一個從嘴邊穿入，打落了牙齒。父親並未中彈。

　　父親作戰勇敢的名聲逐漸就起來了。

　　他很快從隊長升為連長、營長。他帶兵，無論到什麼地方，決不帶行軍床，只是隨身帶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們的空檔里睡。

　　他自己也說：“在作戰時總是站在第一線前面。無論行軍、宿營，一概以身作則。無論到什麼地方，先把兵安頓好，勤務布置好，然後自己才休息。吃飯當然更是同在一起，士兵吃什麼我吃什麼。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對士兵作精神講話，鼓勵他們，並且經常關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紀律情形，所以這一營兵帶得很好。”

　　就是在父親所說的第三次大難不死那回。他被繳械了後，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羅天骨的一封來信，隨後就入川去了呂漢群的第五師，被任命為少校參謀。

　　後來，劉湘反攻成都，呂漢群敗退，父親回到了家鄉。然後，他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又見到了呂漢群，呂漢群建議他再次入川。“宣漢事變”後，父親一路歷經千辛萬苦，再次回到了家鄉巢縣。

　　經歷了兩次入川、兩次出川的打擊後，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沒想到四川的情形是如此的復雜，根本摸不清楚川軍的一切勾結和陰謀，自己差點在里面搭上了性命。

　　說來也怪，父親的求學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軍校，可自1916年保定軍校畢業後，他仍然長期鬱鬱不得志。在滇軍、桂軍、川軍中，他先後擔任連長、營長、師參謀長等職，奔走于粵、閩、川之間七八年，苦頭吃得不少，經驗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際遇。

　　在家鄉休養了兩三個月後，他先去了福建，後來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學選課學習，主要是學習俄文。

　　當時教俄文的是著名的共產黨員瞿秋白。父親曾經找瞿秋白談了一次話。那時候，“上大”是染著紅色的，校長是于右任、副校長是邵力子。

　　在上海，父母帶著大弟弟一真租住在法租界的一個樓里，每月的租金是16元。他把一間小房子用布隔開成兩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書房兼客廳。在這里，連學費和交通費在內，一個月要花費50元左右。

　　但是，父親在上大並沒有讀到畢業。

　　此後，他兩度入閩。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叛變，圍攻總統府。直到1923年1月，革命軍才將陳炯明的叛軍擊退。父親說：“第一次入閩是正在許崇智、黃大偉進入福州的時候；第二次入閩是隨著他們會師廣東，討伐陳炯明的時候。”

　　就在這時候，我的曾祖父張邦棟去世的消息傳來了。父親回家奔喪，辦完喪事後，經濟上已經是捉襟見肘了，無法再回到上海大學繼續學業，他受邀請去廣東幫桂軍辦軍官學校。

　　在廣東東莞虎門，父親創辦了建國桂軍軍官學校。這是他著手從事軍事教育的開端。1924年，學校從虎門搬到廣州，此時，孫中山赴廣州，蔣介石正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從保定同學口中得知張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戰，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從此，父親步入國民黨軍事陣營，而蔣介石對他可謂有知遇之恩。

　　其實，父親一開始並沒有接受蔣介石的邀請。但是蔣介石仍然任用他為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他曾說：“這是我同黃埔第一次發生關係。”

　　在黃埔軍校召開各種軍事訓練會議時，父親都積極參加，獻計獻策，初步得到蔣介石的賞識。1924年12月，他正式進入“黃埔”，從此開始了受蔣介石重用的漫長人生。

　　1924年底，桂軍軍官學校剛結束，黃埔第三期學生開始入伍，蔣介石便把他調為入伍生總隊任代理總隊長。1925年2月，廣東軍政府第一次東徵，討伐陳炯明，蔣介石自任東徵軍總指揮，調他任東徵軍總部上校參謀。東徵戰鬥激烈，東徵軍取得決定性勝利，父親因此立了戰功。不久，國民黨黨軍第二師成立，蔣介石自兼師長，以王懋功為副師長，父親為參謀長兼廣州衛戍司令部參謀長。

　　接下來，父親一人身兼八個職務。

　　蔣介石先後委任父親為航空局局長、軍事處處長、航空學校校長、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團長。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改組，父親被推選為執行委員。黃埔軍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礎上成立軍官團，父親被任為軍官團團長。

　　那時候，母親說，這麼多的職務讓父親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車、坐小汽艇，往來于廣州與黃埔之間，忙得連中飯、晚飯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吃，常常到深夜12點才想起來吃晚飯。

　　父親也不想兼任那麼多職務，就想辦法推掉了一些。1926年初，父親回到黃埔專任第四期學生軍官團團長。

　　隨著北伐軍攻克武昌，國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廣州轉移到了武漢。蔣介石要成立新的部隊，他委任父親辦學兵團，造就可以供應三個師的班長和基層幹部。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在武昌南湖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任命父親兼任分校的教育長，學兵團也成為分校的一部分。此時，黃埔軍校已經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由張治中兼任，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政治總教官是惲代英。

　　蔣介石從兩次東徵和北伐戰役中，深切感到基層幹部的重要，一個經過新式訓練的班、排、連長，訓練時間雖短，而發揮力量非常大。于是下令設置學兵團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由張治中任團長和教育長。張治中向各地招足了一團學兵，從軍事訓練到政治教育，從野營實習到日常生活，一切親自抓，培養出一批班長、排長人選，迅速派到國民革命軍中補充。

　　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張得到鄧演達、惲代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初具規模，並請得鄧演達任代校長。到分校上政治課的先後有郭沫若、譚平山、周恩來，李富春、李達、施存統、張國燾、李漢俊、陳潭秋、高語罕、沈雁冰、蔡暢、陶希聖、甘乃光、項英等人。

　　各地報名學生達6000多人，反復考選錄取986人。此後，黃埔軍校的政治大隊整體遷到武漢，炮兵大隊、工兵大隊也從南昌西線遷來，使武漢分校得到有力的補充。全校分設政治、教授、訓練、軍械、管理、軍醫等單位，組織結構和辦學規模已經大致與黃埔軍校相當。父親的教育才能讓蔣介石十分滿意。12年後，父親又回到了當初的求學地，只是當時他是這里的學生，現在他是這里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