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000年,楊瀚兩次赴美國夏威夷看望張學良,但是他不明白為何張學良見到他時,“身體怔了一下”,說聲“你好”便不再言語。2010年7月28日和2011年5月19日,楊瀚在位于北京白塔寺的全國政協機關接受了本書撰述者周海濱的訪問。他口述了兩次訪問張學良的細節: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赴美探親,張學良結束幽禁生活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當時中央決定去紐約看望張學良的人選,父親也是被考慮的人之一,但後來派呂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見張學良是禮貌性的拜訪。我算是完成父親的遺願,他1998年10月份去世,生前總想見張學良一面。他十幾歲的時候和張學良是比較熟的,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和我們家來往比較密切。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門口,我帶著女兒楊好好見到了坐在輪椅上的張學良。他做禮拜的時候,我去見他。我先到的,他入場的時候,閭蘅大姐就把我介紹給他了。
張學良坐在輪椅上,聽到我是祖父的後人,一怔,然後就說“你好、你好”,便再也沒說什麼了。
這樣的反應讓遠道而來的我有點始料不及,為何會這樣呢?這個與祖父一起敢“把天戳個窟窿”的世紀老人,見到我時,為何如此的平靜?
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參加張學良的百歲壽誕。我到他(張學良)住的夏威夷希爾頓酒店,閭蘅大姐推著他到海邊散步。
可是他依然根本不想談,沒有談話的意思,我也沒帶著問題去。後來我們就一直在祝壽等公共場合,沒有機會與張學良談具體的問題。張學良也沒有向我提及他與祖父當年的往事。
張學良為何不願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變呢?我很迷惑,因為兩家有緣,我兩次去美國看他,沒想到他那麼平靜,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從那會兒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當時,我面前的張學良,確實是老了,我覺得他對祖父的事情有點不堪回首,所以不願意去談。他的口述史里講過,對祖父被害有點惋惜;他給蔣介石寫的東西(《西安事變反省錄》)里稱,確實是受祖父影響比較大。
同樣是在張學良百歲誕辰期間,徐海東之女徐文惠也曾訪問張學良。張學良曾屢次與徐海東交手,但屢戰屢敗。
2011年4月21日和5月16日,北京春雨綿綿,在2011年6月17日徐海東大將誕辰111周年前夕,徐海東之女徐文惠向本書撰述者周海濱講述了訪問張學良時,賓主雙方暢所欲言時的情景:
2000年是爸爸誕辰一百周年,那年張學良99歲,他比我爸爸小一歲,兩人年輕時候在一起打仗打出了感情。我去夏威夷去拜訪他,參加張學良的100歲華誕。他的親屬一再囑咐我,不要向他詳細提一些我爸和他打仗的事情。
2000年5月,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里,我在公寓的大堂里見到了張學良。他清醒地告訴我,你是紅二十五軍軍長、紅十五軍團長徐海東的女兒。沒想到,他還記著當年打仗時爸爸部隊的番號。他還讓人把15樓上的趙四小姐請了下來,與我們一起聊天。我們原本定的會面時間只有20分鐘,結果講了1小時45分鐘。他家鄉的代表說,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給他辦生日,他頭腦很清楚,說要節約,不能大擺壽宴,還談了呂正操、萬毅等很多他當年的東北軍部屬。對于是不是回大陸,張學良沒有表態。我帶去的膠卷全照光了,這些照片我還想加進為父親出版的畫冊里。一同前去的還有呂正操的秘書。
張學良說著一口東北話,他由保健護士推著輪椅下樓,他的孫子從美國大陸過來,也在旁邊,但他的孫子不會說中文,一口英語。
我真沒想到他對我爸爸的印象這麼深刻,正如周總理當年所說,這是打出來的友情。
父親還是不願意,“我絕不能擔當這個任務!如果你願意和平,我願當一個參軍供奔走。”
蔣介石的臉色很嚴肅,說:“你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1945年下半年的中國,抗戰算是勝利了。但是國內問題仍然是危機四伏,一觸即發,不能不使人有憂慮之感。舉國上下都在期盼一個和平的環境。為使國家避免再次陷入戰爭之中,父親也為此而積極奔走著。
從1948年7月開始,國民黨軍事形勢吃緊了。
素久回憶說:“(在新疆時)記得父親有時帶我到郊外去,他常會站在高處極目遠望,陷入沉思。後來我才知道,因蔣介石要選“大總統”,多次催我父親回南京,父親十分猶豫。每當有重大事情使父親難以決斷時,他總是喜歡到大自然中去,理清自已的思緒。”
1948年8月14日,父親在西安收到蔣介石的電報,“兄可來京一敘”,專機都派來了。父親又接邵力子先生電報,知道他也在邀請之列,認為蔣介石真的要考慮他們的建議了。
父親本想17日動身,16日卻收到蔣的電報,要父親暫緩啟程。後來才得知,蔣介石到牯嶺後,頭腦冷靜下來,起了“和”的念頭。後來,上牯嶺的人多了,有人力言金圓券發行能改變財政經濟問題。蔣介石信以為真,認為還可以打下去,于是不讓父親去了。可見,蔣介石在當時的搖擺不定心境。
此後,形勢惡化。整個東北、華北絕大部分解放了,天津、北平吃緊。
1l月2日,蔣介石又電召父親去南京,並且要求行動保持機密。4日,父親到達南京。同日到的還有傅作義將軍。這天下午國防部召開軍事會議,在座的有何應欽、林蔚文、劉斐等,顧祝同去了徐州。一片悲觀失望情緒充滿了會場。
那晚傅作義的表情,父親記得很清楚,露出一副焦慮不安的神情。蔣介石問傅作義的意見,他連說:“很困難,很困難!”再無他話。
父親則一聲不響。蔣介石看這情形,就散了會。臨散時,蔣介石對父親說:“你明天上午來談。”
蔣介石找父親去談話,見面就問:“你看現在局勢怎徉,有什麼意見?”
父親說,現在的情況比幾個月前差得多了,這個仗絕對不能再打下去了!接著,他從軍事外交、經濟、民心、士氣各方面加以分析,認為應該立刻放棄“戡亂”,恢復和談。
經過一番交談,蔣介石堅持他的“戡亂”,並說他想叫父親擔任行政院長。
父親說:“如果‘戡亂’政策不變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絕對沒法擔任!”
“那麼,你先當副院長兼國防部長好了。”
父親還是不願意,“我絕不能擔當這個任務!如果你願意和平,我願當一個參軍供奔走。”
蔣介石的臉色很嚴肅,說:“你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這個持續兩個小時的談話沒有結果。
父親說,這時候的蔣介石還沒有主和的意思,因為如果要“和”,那蔣介石就要下野。
3年後,父親和傅作義在北京聊起這件事。
傅作義說:“我從那天就轉變了念頭,只想和而不想戰,特別是你給我的啟示很大。”
父親說:“那天我一言不發,怎麼給你啟示。”
傅作義說:“進門的時候,你不是一定要讓我走,並說‘你們主戰的請先走,我們主和的在後頭’嗎?”當時父親一心想著和,他們談的什麼也是心不在焉,自己說的什麼話也忘記了,沒想到傅作義卻記得很清楚。
對父親來說,1949年是更為忙碌的一年。這一年局勢發展變幻莫測,父親在蘭州、西安、南京、溪口、北平間奔波不停,往年我們全家都在一起過春節,這一年卻沒能在一起。
此時的形勢對國民黨軍隊越來越不利。1948年底,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遭受重創。黃伯韜、黃維兩大主力兵團在徐淮地區被圍殲;北平、天津等已成孤城。為挽救經濟而實行的金圓券改革又以失敗告終,物價狂漲,財政崩潰。空氣中彌漫著一個王朝要覆滅的氣象。
此時,淮海戰役正在醞釀,蔣介石將全部希望寄于此役,將全部精銳集中在徐淮一帶。可淮海戰役開始沒多久,黃百韜兵團便在徐州以東被殲滅,黃本人陣亡。再加上金圓券的貶值,翁文灝內閣支持不下去,孫科被蔣介石提名繼任。
蔣介石和孫科都堅決邀請父親參加新內閣,又讓父親擔任副院長兼國防部長。父親還是不同意就任,挂了個政務委員的虛銜,要求回西北去。後來,孫科內閣曾要求美、英、法、蘇調停中國內戰,但被拒絕。
此後時局變化很快,淮海戰役國民黨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滅。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桂係將領白崇禧先後兩次致電蔣介石,力言大局至此,實不能再戰,應“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同時向記者透露:非蔣下野不能談和,應該讓別人來談。白崇禧的電報是給張群、父親兩人轉蔣的。
白崇禧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逼蔣下野。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考慮下野,爭取“光榮的和平”。
父親和張群約了吳忠信三人研究,認為蔣介石確非下臺不可。便拿了白崇禧電報和蔣介石談,一連談了10天,每天有談一次或兩三次的,最後蔣介石同意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繼任。于是就有了1949年蔣介石的《元旦文告》。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文告,宣布“引退”。父親也同時接到不少朋友的提醒,說強硬派將不利于他。上海警察局長、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二處處長毛森揚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檜,都要清算,我要準備用手槍對付他。”父親還聽說,邵力子先生常常不敢回家去。
公開的資料上說:針對蔣介石在求和文告中所提出的諸項和談條件,1月1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和談的八項條件,完全否定了蔣的條件。1月21日,蔣介石發表下野文告。蔣介石下野後,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22日,李宗仁表示接受毛澤東所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並希望早日開始和談。
李宗仁上臺後就想改組內閣,多次表示要父親擔任行政院長,父親一再拒絕。父親深感對大局已無能為力,認為全局無望,不如退保西北,1月底便回到蘭州。父親認為,除新疆有相當把握外,寧夏、青海兩馬是棘手的,甘肅也得下功夫。在2月7日甘肅省黨部紀念周上,父親發表了長篇的《三年來和運的回顧與展望》講演,暗示將來西北非和不可,為此後西北的和平轉變做了思想準備,對社會人心具有強烈的安定作用。沒想到7個多月後,父親的和平轉變便得以實現。
父親此時的心情十分復雜,精神上也十分痛苦。他一方面已經斷定國民黨政權必敗,戰與和都已無濟于事。但另一方面他又和蔣介石的關係太深,如果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說不過去。一種感恩知遇的舊倫理觀束縛著他,一時不易解脫出來。因此,明知“形勢太險惡”,但“由于自己二十多年來對和平的癡心夢想”,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父親這一段在蘭州只住了10多天,在李宗仁的不斷催促下,2月22日,父親飛回南京。那一天,天氣異常惡劣,細雨濛濛。當時何應欽、白崇禧、李漢魂等到機場迎接父親,白崇禧還說:“我聽到半空飛機聲音盤旋了半小時之久,尚在替你禱告平安哩!”
李宗仁曾回憶說:我在南京出任代總統的三個月期間,本抱“死馬當活馬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