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場景是：當張學良先生拉著父親的手時，他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這是很令人感動的一幕。

　　在井上溫泉感覺沒一會工夫就到了當天下午4點鐘，估計張先生也有同感，這是下山的時候了，我們還要趕6點鐘由新竹開的火車回臺北。于是父親一行起身告辭，與張先生及趙四小姐握手。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場景是：當張先生拉著父親的手時，他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這是很令人感動的一幕。

　　在車上，我們對“雙十二事變”的事情開了個小小的辯論會，還沒得出結論，已經到了新竹。市長早已預備好了晚餐。餐畢上火車時，離開車時間只有3分鐘了。

　　10月31日，我們在臺北休息了一個上午，整理行裝。下午父親到臺灣大學去演講，我和母親則上街買買東西，一真夫婦去看他們的朋友。到臺灣後只有這一個下午是由自己支配的。晚間魏主席及夫人約吃便飯，我們借機告別，並謝謝他們誠摯的招待。

　　11月1日是我們在臺灣的最後一天。一早大家就起床了，行李理好後，都急著不知道飛機什麼時候才有消息，一直到十點半才知飛機已自上海起飛。我們于午後1時趕到機場，很多朋友已在那里等著送行。飛機起飛前魏主席及魏夫人也趕到了。

　　我後來從父母《三訪張學良》的文章中獲悉：張學良將軍又托父親向蔣介石、宋美齡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希望恢復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蔣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與護衛（監視）他的劉副官（少將劉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劉副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離。

　　回到南京後，父親去總統官邸向蔣介石報告他在臺灣看望張學良的情況，並轉達了張學良的兩點請求，“希望總統予以體恤”。蔣介石聽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話。對張學良的請求不置一詞，即談起別的事情了。父親又去找宋美齡。宋美齡覺得愧對張學良，並說：“我們對不起張漢卿！”她認為兩點要求中，第一點不容易做到，第二點可以幫忙解決。後來，宋美齡就跟蔣介石再三商量，他說我們在那里要給他住得舒服一些，官升少將的劉乙光不久被調走。但是蔣介石對我父親去看望張學良很不滿意。他下手諭要求以後任何人未經他批準，不準去見張學良。

　　父親是在張學良1928年“易幟”後才和他相識，並彼此成為知心朋友的。父親欽佩張學良的膽量和義氣，也很同情他的遭遇。“雙十二事變”發生後，當時南京國民黨首要對事件主張用軍事解決的佔多數，父親是主張政治解決的少數人之一。父親當時任中央軍校教育長，並秘密兼任京滬分區負責長官，正在籌劃加強建設上海抗戰防禦之事。張學良“扣蔣”後，父親在京滬的三十六、三十八兩師被調到西北“討逆”，只剩下八十七師，父親一定擔心日軍借守備空虛而入，但是日軍這時候也是選擇了觀望。何應欽在事變之後即約父親商議“討逆”，讓父親與劉峙、顧祝同分別統領三路大軍進攻西安，父親當時拒絕任命，認為軍事行動不能“救蔣”。

　　自1936年張學良將軍被拘禁，到1947年間，父親私下一共去探視了三次。除了臺灣這次外，第一次是張學良1936年底護送蔣介石到南京，住(軟禁)在南京雞鳴寺宋子文公館時。第二次是1938年，抗戰已爆發，父親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學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個寺廟里。父親看他時，張學良托父親代轉一封信給蔣介石要求恢復自由。

　　第一次訪問是在1936年12月28日，也就是“雙十二事變”後他送蔣介石到南京。父親得知張學良被幽禁在雞鳴山宋子文公館，便前往宋公館探望。張學良向父親表示想“早點回西安”，並希望父親向蔣介石轉達。當時的形勢下，張治中沒有到蔣面前提及此事。父親後來曾說：“我們對不起漢卿！當時除在蔣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同漢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為他說話。當然，說也無用。我每想起那次的會見，心中就深感內疚。因為我當時從有關方面已知蔣介石不會放漢卿回西安去，不過在那種情況下，我又不能對他明言。”

　　父親于1937年底由淞滬前線轉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9月間，他由長沙赴湘西視察，得知張學良被幽禁在鳳凰山，便專程到沅陵拜訪。

　　張學良被幽禁在遠離城區的鳳凰山頂的一座寺廟里。那里十分僻靜，房舍和設備也都十分簡陋。張學良住在那里，只有小范圍的活動自由，打打籃球，劃劃小船，看看舊書，生活極為單調。按照蔣介石的授意與命令，鳳凰山被劃為禁區，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人，未獲得蔣介石的親自批準，是不允許探望的。為監護張學良，蔣介石頗費苦心，軍統派有特務隊，共有40多人駐扎在鳳凰山上，以及憲兵第八團三營七連約160人。但是，父親沒有顧忌蔣介石，一是他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二是與蔣介石良好的私人關係，決定不請示去看望張學良。

　　聽說，父親是第一個看望張學良的軍政要員。這天，張學良找出多年未穿的西裝穿上，係上領帶，早早地站在鳳凰寺外等待張治中的來臨。父親登山，只帶了衛兵以及湘西行署主任陳渠珍給他派的兩名隨從副官，大批的隨從人員則在沅陵行署等候。

　　父親去，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和憲兵連連長童鶴早早站在山門前迎接，把父親送到張學良處，劉乙光和童鶴站在門外守候，不準任何人接近。此時，張學良已經是等候多時了，他感嘆道：“總算把你盼來了。”據說，見此情景，趙四小姐眼里已經含著淚花。

　　張學良盡管與外界少有接觸，但他始終關心著抗戰局勢。他向父親表達了自己想參加抗戰的急切心情，對國家正在危難，自己卻無法出力很遺憾，並請父親務必向蔣介石轉達。父親建議他寫封信自己代為轉交。回到長沙後，父親派人將信送給蔣介石，結果大家很清楚。

　　這次父親與張學良在臺灣相見，他們兩人一別十年。他說，張學良的臉上皺紋比以前更多了，內心也蒙上了慘苦的傷痕。離別的時候，父親看他難過，只得勉強安慰他：“我相信國內總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復自由的一天，將來國家還是需要你的！”

　　晚年的時候，父親說，現在看起來，這話對他實在太殘忍了！早知道這樣，我不應該說這種話！

　　在交談中，張學良說看了不少歷史書，有時候還做些舊體詩。此次探望，張學良賦詩一首贈給父親。詩曰： 

　　總府遠來義氣深，

　　山居何敢動佳賓。

　　不堪酒賤酬知己，

　　唯有清茗對此心。

　　在我的臥室里，牆上挂有一幅字，就是張學良的秘書王益知用篆書寫的這首詩。

　　關于張學良在臺灣此後的幽禁歲月情形，本書撰述者周海濱于2010年3月6日在北京貴賓樓飯店訪問了張學良的侄女張閭蘅。張閭蘅是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女兒，香港來來速遞貨運有限公司董事。1967年，張閭蘅從美國留學回來後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遂往臺灣小住一段時間。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良最親密的家人。在張閭蘅眼里，大伯張學良性格活潑，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沒有自由的日子里，他是一個喜劇人物，卻活在悲劇里面。

　　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大概在1954年。我在臺灣上小學五年級的那年，有一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夫給我一張紙條，說媽媽讓我放學後直接到臺北中心診所找她。我到了診所一看，全家人都在。一問才知道，我們是來看“大伯、大媽”。媽媽告訴我，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才從山里來到臺北。

　　但是這一次，我並沒有和大伯、大媽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是高度集中地等待著他們的到來，一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看見了背影。

　　那時候我真的無法理解：大伯、大媽就在眼前，幹嘛不能直接去見面呢，我怎麼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係在一起，為什麼大伯、大媽也在臺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後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1946年11月被押往臺灣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竹東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將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記憶中，是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從高雄搬回臺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致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做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福，頭發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挂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麼也想象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1965年是我留學後第一次返臺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臺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臺北市區總會來家坐坐。

　　1967年，我回到臺灣，我們在臺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人，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1965年開始，大伯、大媽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媽家里住的沒有別的親人，除了一位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來的看守特務。每次到我家來，他們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立轉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里，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警衛，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里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或者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時間的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現在想起那段與大伯、大媽在一起的時光，令人難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塊地皮是他買的，那棟房的格局是他設計的，他自己花錢蓋的自然傾注了他的情感。每到年三十，我們與大伯、大媽一起在北投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

　　所以，大伯、大媽最開心的日子是逢年過節。大媽忙里忙外準備年夜飯，她燒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絕，小巧精致、香甜誘人。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均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里的“紅包”還未捂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他手里，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耍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時，玩過了通宵，亦不知疲倦，而我們都東倒西歪了。大伯，天性愛熱鬧、愛玩、愛生活。

　　後來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臺灣很方便，只要我回到臺灣，大伯幾乎每天都來，他往屋里一坐，打開“話匣子”，奶奶、媽媽、我們都成為他的聽眾，講他的童年、他在東北的往事，講祖父張作霖的趣事，偶爾也會講起囚禁生活中的逗樂的事。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達半個多世紀的大伯和大媽，終于離開臺灣去美國探親。1994年，大伯、大媽去了夏威夷定居。大媽年輕時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而大伯在40多歲時患了嚴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張學良的眼和耳，但一大聲說話，就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

　　到了夏威夷後，我們全家陪著他們一起沐浴著陽光與海風，這樣自由自在的時光對于他們來說，來得太晚了！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是聽服侍他的人念報紙，因為聽力差，讀報的人需要大聲念。接下來就是出去“兜風”，回來吃飯，之後就是午睡時間，醒來再出去“兜風”；晚飯之後，大約七、八點鐘，他準時上床。

　　現在一提起我伯父，我一下子就能想起的場景是我們在夏威夷海邊遛彎的時候。10點多，我們推著輪椅出去，走1個多小時。散步的時候我們話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內，大伯坐在輪椅上我們說話也不方便，總是帶點東西喂鴿子，逗逗小孩之類的。

　　我只有一次見過大伯流眼淚。那是大媽去世了，大伯跟我輕聲說：“前幾天，她(趙一荻)還好好的，怎麼人說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幾天，我才跟她開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個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說：‘我做鬼也不放過你！’”伯父說著淚就默默地流下來了；其實他還很懷念夫人，大媽對他，真的可說是無微不至。他們夫婦把生死看得很開，一直相信，他倆都死了，就會在另一個世界再相聚。

　　但是做偉大事情的人，和我們常人是不一樣的。他能做到“天塌下來當被子蓋”，這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大媽去世的時候，他很難過，但是他們這種人，不會表現出六情七欲的，但是我扶他去做禮拜，他拉著我的手，手都是抖著的。

　　我每年都會往夏威夷三次陪伴大伯，每次逗留逾月，每趟臨別都很難受和他說我要走了，每到臨別那刻才敢通知大伯，他裝聽不見，其實我知道他是聽見了，不想我走。可是我知道，沒有大媽，他一個人是寂寞的。有什麼事，我們三在一起就是胡說，他說他眼睛不好，我和妹妹一開門進去，他就知道是我們倆。他每天下午坐在那等我們倆，我要不去，就感覺很慚愧……我想盡可能地陪伴他，當安排好了，他可以移居香港，卻又因病去世了。

　　在大媽去世一年後，2001年，大伯也畫上了人生句號。在大伯最後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側，大伯雖然身體不適，但依然能講笑話，思維敏捷。他離開得十分安詳。大伯對生活隨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復，但從來沒有抱怨，也沒有說過哪兒不舒服。他一生從來不麻煩別人，每一個服侍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讚他是一位又聽話、又合作、又可愛的老人家。

　　大伯臨終時有沒有囑托，因為伯父性格豁達，不拘小節，也不怕死，可以說他是瀟灑地離開人間。在許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風雲人物，的確，他的一生始終被人“前呼後擁”著：早年是他眾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種訪客與媒體，在臺灣則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大伯一生起伏，面對榮辱煙雲始終坦然處之。 　

　　大伯走了，他是帶著遺憾走了！伯父少年時想學醫救人卻從了軍。他說自己不怕死，想親往前線打外敵，最終沒有如願去抗日。他晚年想回東北看看，也未能再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他很多事情都是沒踩到點上。

　　大伯的這些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了！大伯彌留之際，依舊念念不忘他的祖國，卻因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陸一趟。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對于大伯為什麼一直沒有回大陸有很多種說法。有的說，大伯因返回東北的時機與日本天皇訪華時間相碰，不得不放棄。有的說，大媽在臺灣和夏威夷期間，曾公開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意思。其實是，大伯他很多事情都沒踩在點上，當他想回大陸時，政治環境不允許，等環境允許了，又因為大媽的病情回不去。他們一直相依為命，不可能撇下大媽一個人回大陸。他一直想回大陸，但是一直沒踩在點上，伯母的身體不好，所以沒能回去。

　　“西安事變”後，大伯被“蔣家政權”囚禁逾五十多年，對蔣介石的感情很復雜，但是至死都沒有說過任何對蔣介石不好的話，也沒有抱怨過。對蔣介石有個一句評價，大伯說，你爺爺是一個有雄才沒大略的人，蔣介石是一個有大略沒雄才的人。

　　關于西安事變的大部分史實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來總理及大陸一些檔案館的史料都有記載。蔣夫人當時為了營救蔣介石而答應的條件，但事後蔣介石沒有遵守這個承諾，蔣夫人為此深感內疚，正因如此，蔣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與楊虎城將軍一樣的下場。

　　有人說，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歲的時候看《西安事變》影片時，因心情激動沒看完就離去。其實，看《西安事變》對他來說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聽的。看了電影後他說，那個張學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沒有激動，也沒有評價。關于大伯的電視劇什麼的也很多，我們也看，但是覺得寫跑了，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伯確實是一輩子不過生日，他的生日和爺爺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過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為其辦了宴，其他的時間一直不過生日的。

　　大伯說要在適當的時候回到東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親友，說這事與政治無關，因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脫離政治。他希望人們不要把他回去探親掃墓的事同政治連在一起。他從來都是主張中國統一的，他非常反對中國分裂。他一直希望海峽兩岸早日實現統一。

　　在張學良百歲誕辰期間，楊虎城長孫楊瀚兩次去見張學良。他是替父親楊拯民去看望張學良的。

　　1982年，張學良侄女張閭蘅來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楊拯民。張閭蘅曾告訴著者：“我到大陸的時候，找到了楊拯民，他讓我轉達對大伯的問候。後來大伯說想見呂正操、萬毅。楊拯民就把我引薦給他們。”

　　張閭蘅回去後，楊拯民不忘讓張閭蘅給張學良捎去些禮品，而張學良也在1990年托人給楊拯民帶來親筆題詞：

　　“拯民世弟：愛人如己，張學良敬書，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