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直猜測，在1950年初，張治中以到廣州接返國的女兒為名，曾乘船去某個地方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密談。臺方究竟是誰至今已無從考證，成為歷史之謎。

　　父親與國民黨有著長期的聯係，加上他與蔣介石的特殊關係，使其在國民黨內有較大的影響力和較高的聲望。他是1949年後兩岸對話的牽線人。多年來父親耿耿在心的，就是祖國統一的問題。他曾為臺灣回歸祖國做了大量工作。父親病中一直念念不忘在臺灣的老朋友和故舊。

　　從1949年到1965年，他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參加對臺廣播、給臺灣故舊去信，分析國際形勢，介紹祖國建設，詳陳利害得失，希望臺灣回歸祖國，但他卻無法看到這一天了。這對一生致力于祖國統一事業的父親來說，是最大的遺憾。如今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還有父親的孫輩，依然秉承父親愛國愛家的精神，無論是加入民革，還是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是無黨派知識分子，無論我們在北京、在上海，還是在紐約、在洛杉磯，甚至于去臺灣，我們心懷父親的遺願，始終心係祖國統一、祖國昌盛的大業，貢獻一己之心力。

　　外界一直猜測，在1950年初，張治中以到廣州接返國的女兒為名，曾乘船去某個地方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密談。臺方究竟是誰至今已無從考證，成為歷史之謎。而此次廣州之行實是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率領由屈武、李俊龍、余湛邦等人員組成特別工作小組，通過香港的舊識友朋對逃臺的國民黨政要做勸說開導工作，達到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的目的。這件事情我並不知道，當時我還在香港。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幾個姐妹沒有前往廣州。

　　據素初說，1950年初，父親以到廣州接返國的她為名，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乘船去某一個地方與國民黨代表(外傳是蔣經國、陳誠)進行密談。臺方究竟是何人。今已成了永久的謎。

　　不過，所謂的歷史之謎在一純看來，只是自己兒時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往事。“周伯伯安排我父親，跟蔣經國、陳誠見面是在廣東的一個小島上。這個小島在廣東番禺，從番禺可以坐船過去。我們就住在島上。這個島叫什麼名字，當時就不知道，我們是秘密過去的。有個重要情節是，我們住的是個兩層樓，在夜里快2點鐘的時候，葉劍英葉老帥說你們要趕快搬家，國民黨特務已經知道你們住在這里了，趕緊離開這里。我們連夜就離開了那個地方。第二天果然被情報言中，國民黨的飛機就把我們住的樓炸掉了。葉老帥救了我們全家。”

　　為何父親會成為國共密派特使？

　　父親早年一直受到蔣介石的信任與重用，在臺灣的國民黨政要和軍事將領中，學生、部屬和故交好友非常多。因此，他擔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其目的是以各種方式對昔日的故舊、部屬、學生做一些開導、解釋、說服的工作，以喚起他們的回歸之心，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

　　1949年以後，他與蔣介石、陳誠保持通信往來，直到“文革”。

　　父親受周恩來伯伯委托，在1950年6月初以個人名義給蔣介石寫信，勸其放棄反共立場。此後朝鮮戰爭爆發，形勢發生變化，爭取蔣介石的計劃暫停了下來。

　　抗美援朝戰爭後，父親又特別選派老部屬張樨琴專門負責兩岸高層意見溝通，雙方對此事均絕對保密。1964年，蔣介石在高雄接見過他。初期的聯係方式是通過遊艇在公海上秘密進行，雙方按照事先的約定交換信件物品。

　　1954年，一則題為《告逃在臺灣的人們》的對臺廣播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父親在廣播里對在臺的老友、部屬、學生及其他舊政府的人員發話說：“主動地盡自己一切可能靠攏祖國和祖國人民”，在此重要關頭，“為國家、為人民、為自己和子孫著想，你們都應該聽從我的忠告。”父親的廣播講話，是大陸對臺廣播中較早的一篇原國民黨高級官員的講話。

　　英國《經濟學家》曾對此作了評價：“在臺灣的許多中國國民黨人，無疑覺得聽聽前國民黨政治軍事家張治中——他告訴他們，與人民在一起的生活是多麼美好的講話，要比閱讀最近國民黨報紙或其他‘諜報機關’所創造的消息更有興趣一些。”“所有流亡在臺灣的人都希望返回大陸，現在他們愈來愈覺得復興和恢復世界知名的最偉大的一個民族的任務，正在沒有他們參加甚至受到他們損害的情況下進行著，因此，在國民黨的討伐性幹涉主義後面的情緒，現在正在開始找到新的出路。”1955年春節，父親再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對海外僑胞的廣播，對“反攻大陸”進行了駁斥。

　　公開資料上說，1956年，周恩來伯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方針。

　　就是在這一年，父親公開表示：“和平解決臺灣是有可能的。”

　　他是在接受《團結報》記者採訪時說這話的，他非常期待第三次國共合作。在同年11月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的文章中，父親再次呼吁國共再次合作。他在對臺廣播中再次指出：“過去國民黨曾和共產黨有過兩度的合作，在歷史上寫下了光彩的一頁，現在仍然存在第三次合作的可能。”

　　下面還有一係列的活動，可以參考父親所寫未公開出版的《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在政協編印的這本書里面，父親對臺灣的講話、文章、訪談都有，很詳細。

　　1957年1月，父親在廣州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臺灣是必然要回到祖國懷抱的，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正在增長，並具體分析了有利于和平解放臺灣的各種因素。

　　這年2月，父親出任民革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主任。在當年3月召開的民革三屆二中全會上，父親再次在講話中強調和平解放臺灣方針的正確性，並指出這一方針順應民心，已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臺灣內部和華僑反響熱烈。關于實現這一方針的條件，父親通過以下四點進行分析：一是新中國的強大所產生的吸引力。在臺灣的軍政人員，自命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應是具有愛國思想和愛國精神的，現在看到幾年來大陸飛快發展，日益強大，他們在今昔對比之下，自然心向大陸。二是國際的動向。國際上除了美國及其幾個仆從小國外，大多看不起臺灣，也沒有來往，這點對臺灣的影響很大。三是臺灣自身前途無望。兵源不足，加上經濟一天天敗壞，美援也不可能久持，因此，人心渙散。四是美蔣矛盾日益激化。美國已發動倒蔣運動，利用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分子，主張毀黨救國，要蔣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領袖。他們在香港出版反蔣的小冊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蔣。蔣是相當敏感的，這給他的刺激很大。當然，臺灣對國際局勢抱有幻想，對美國和共產黨都還有顧慮，這就使和平解放臺灣的道路反復曲折，不可能是直線的。但父親相信和平解放臺灣還是有極大可能的。通過分析這些情況，父親認為民革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認真研究臺灣情況，打好基礎，要做好對臺宣傳，多講道理，曉以大義，態度要平心靜氣，誠懇；在可能情況下，實現通信與交往；與政府配合做好其他工作。

　　1956年到1958年間，蔣介石派宋宜山（曾是父親屬下宋希濂的胞弟）和曹聚仁回大陸打探情況，父親將二人引薦給毛澤東，並經常參加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與二人的會談，解釋協調、介紹情況。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曾明確表示臺灣回歸後可以保存軍隊。在雙方真誠的交流中，雖未形成統一方面實質的推進，但有效地實現了在關鍵的問題上的合作，使得兩岸共同打破了美國分裂侵佔臺灣的圖謀。

　　“你們離開祖國九年了，人壽幾何，經得起幾回滄桑巨變？”1958年10月，父親在短文《臺灣應主動拋棄美帝》中寫道：“鳥倦且知還，人情誰不思鄉？每當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翹首北望，寧不神傷！你們回來吧！家人親友在盼望你們，祖國人民在召喚你們！”

　　1958年12月，父親在民革“四大”上再次重申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的正確性，更加利用各種機會來進行對臺工作。他認為以蔣介石為對象，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是完全英明、正確的。此後，他利用各種機會，作演講、發表文章、作廣播講話，呼吁臺灣當局“愛國一家”，“爭取通過和平途徑，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來”。

　　這才算“盡到作為一個故舊在道義上的責任”。他自己覺得。

　　1957年到1958年，父親又在兩次廣播講話中指出：“現在和平解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方針是整個爭取，以上層領導為爭取對象。”

　　2001年10月，我在保定軍校聯誼會舉行的辛亥革命9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時提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父親再次敦促臺灣方面“有愛國思想的中國人到大陸上來看看”，特別指出“辭修（即陳誠字）、經國或親來，或派人來，我想你們也一定會把成見與偏見丟開而額手稱慶的。”“懇切希望你們團結一致，統一領導，毅然決然，爭取通過和平途徑，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來。”

　　但是，三年自然災害後這項工作被迫中止下來。

　　1960年春，臺灣進行“總統”改選，毛澤東說，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給下一代去辦，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逐步地創造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當蔣介石想連任“總統”時，毛澤東、周恩來派人捎過話去，表示支持蔣介石，讚成他連任“總統”。為了繼續維持海峽兩岸之間的聯係與對話，並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臺灣問題的新意圖傳遞到海峽對岸，父親義不容辭成為傳遞信息的關鍵人物。

　　父親在民革中央座談“和平解放臺灣”和毛澤東、周恩來讓他給蔣介石捎信讚成蔣連任“總統”時，曾有這樣一段話：“現在臺灣掌握權力的是蔣介石、陳誠、蔣經國這三個人。如果把他們三個人比作一個等邊三角形的話，蔣這一角在上，蔣經國和陳誠兩角在下，都是蔣領導的，而陳誠和蔣經國又有矛盾。但是我們已經表示過了，希望他們內部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不要互相摩擦鬥爭，以致中了美國人的詭計。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我們還要看到一點，就是陳誠、蔣經國兩人無論怎樣都不能脫離蔣的領導。”

　　1961年8月，美國試圖通過邀請陳誠訪美，打破蔣氏父子和陳誠之間的團結局面，實現分裂中國的圖謀。周伯伯立即請父親捎信，提醒陳誠與蔣氏父子團結，即蔣氏父子和陳誠之間的團結，把軍隊抓在手里，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1961年8月，在陳誠訪美時，美國國務卿把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給他看，幻想以此進行拉攏。陳誠看後對人說：“中國共產黨拒絕美國的一切建議，而堅持把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臺灣的做法，不受姦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的風度。”陳誠還表示他們也要向歷史作交待。

　　由于陳誠思想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加緊爭取臺灣的工作，由張治中致信陳誠、蔣介石、蔣經國，闡述臺灣的處境和前途。信中將臺灣對美的關係和臺灣對大陸的關係作了對比，說明今日反臺者並非中國共產黨，實為美國，而支持臺灣者並非美國，實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對臺政策是毛澤東提出並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一綱是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均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主要是：臺灣統一于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的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當時臺灣每年有8億美元的赤字，毛澤東表示，8億美元我們可以給）；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周恩來比較讚賞陳誠的民族感情，多次請有關人士向他表示：兩岸的團結統一工作要認真地做下去，臺灣如果有朝一日回歸祖國，我們仍然堅持以前所談的“一綱四目”原則。周恩來還表示：我們希望在我們這輩子看到中國的完全統一，不過我們並不想包辦革命的事業，可以留給後一輩去完成的，只要他們一天能守住臺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麼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係。希望他們不要過這個界限，我們是不會動的，可以耐心等待，直到他們在有利時機歸還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周恩來特別請人轉告臺灣方面：張治中、傅作義的信雖是個人給朋友寫的，但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有一次周恩來看過張治中寫給蔣介石的信後，歸納了四句詩加在上面：“局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這些工作對臺灣當局深有影響，他們曾明確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

　　陳誠辭職後，周恩來和張治中分析這不外三個原因：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生病，說“不管臺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來出訪非洲14國期間，繞道廣東，會見準備去臺的有關人士，希望他轉告陳誠及臺灣當局，美國正採取更多的陰謀活動，要把臺灣從祖國分離出去，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前提下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臺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

　　1965年3月，陳誠病逝前曾捎信給周伯伯和父親，要他們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同時他還向蔣介石建言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兵力，不能信任美國等。陳誠病逝後，人們發現在他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

　　周伯伯將這一切都歸于四五年來與臺灣交流溝通協商的結果，也是對父親對臺工作的高度肯定。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這項工作再次被迫中止。

　　父親曾說：“臺灣一定要解放。至于怎麼解放，何時解放，且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吧。”

　　1969年父親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遺囑外，還念念不忘“對臺工作希望大家繼續做下去”。他在病逝前仍挂念臺灣的回歸和祖國的統一大業：“我再不能為促使臺灣回歸祖國而盡力了。解放後十七八年來，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臺灣這一片祖國的神聖領土，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我曾在毛澤東、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許多心血，事終未成，問心無愧。當然，臺灣是遲早一定要回歸祖國的，是任何反動力量所不能阻擋的。”

　　父親有很多的學生在那邊，很多的老朋友在那邊。所以最後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那他就放心了。他去世時有這樣的一個遺憾，就是這個事情還沒做到，他聲音很虛弱地說：“這一天我看不到了！”如果那個時候蔣家還有人在，比如蔣經國在、蔣緯國在，也許還能夠恢復跟大陸聯係，因為我們都是同宗同文。

　　在美國，素久時刻不忘促進和平統一。2004年初，針對陳水扁等“臺獨”勢力搞的一係列諸如“320公投”等“臺獨”活動，素久發起並建立了“為了一個中國”的網站，號召全美華人華僑積極簽名，短短幾天里就有兩萬多華人簽名，他們將所有簽名打印出來寄給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親臺的15名議員，表達反對他們支持陳水扁的正義態度。 

　　我都活了這麼大歲數了，能夠看到我們的祖國富強起來，人民都過著好日子，在外國人的面前能夠感到自己作為一位中國人的自豪，這是我感到欣慰的，如果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國的完全統一，那就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