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伯囑托父親把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中國共產黨人員全部釋放，還特別讓父親了解一下毛澤民的情況。

　　父親被稱為“和平將軍”，還有件事是在新疆，把關押的大批共產黨人士釋放並護送到延安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被迫答應釋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國共產黨非常珍惜這個機會，為了救出被盛世才關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在父親第三次飛往迪化之前，周恩來伯伯和鄧穎超伯母親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園，一再囑托他設法營救這批同志。

　　張治中曾三飛迪化，在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駐伊寧領事的調停下，歷時一年八個月，經過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寧事件終于獲得和平解決。

　　1944年11月，伊寧、塔城、阿山三個專區發生了暴動（又稱“三區革命”事件），表示要實行民族獨立。日本投降後，新疆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蔣介石派張治中為全權代表前往迪化。1945年11月14日，張治中第二次飛抵迪化，準備與三區代表談判，而三區代表已先兩天到達。當時他們都佩戴著“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證章，並聲言他們是代表“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來和蘇聯副總領事葉謝也夫談話，嚴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見三區代表，“不能接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代表”。並請葉領事把他的意思轉告給伊方。三區代表經葉領事勸告，最終放棄了他們原來的態度。這樣談判才得以開始舉行。

　　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聯合的新疆省政府，張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麥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後，又逐漸執行反共反蘇政策，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對張治中的和平政策實行反對和抵制，新疆的局勢又趨于緊張，張治中“為了保障全省和平，維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結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壞”，經過努力，徵得蔣介石同意後，撤換了麥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爾漢和陶峙岳分別繼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因為，“如果不調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則在頑固反動力量的控制下，策動起義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撤換麥斯武德，包爾漢就不能接任主席，麥也不會同意起義的”。這一人事安排為扭轉新疆的分裂局面鋪平了道路，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礎。

　　這是1946年3月，父親被任命為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剛要離開重慶，一天上午，門口突然來了一部小轎車，周伯伯和周伯母來了，父母知道後連忙下樓。

　　在父親離重慶前夕拜訪，周伯伯和周伯母說是到桂園送行。“我們來看望您和夫人，一是送行，二是有件重要的事相托。我們有一大批黨員在新疆被盛世才關押，處境危急，情況欠明，想拜托您到新後調查處理。”

　　周伯伯囑托父親把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中國共產黨人員全部釋放，還特別讓父親了解一下毛澤民的情況。他還說，考慮到由新疆到延安路途遙遠，情況復雜，如釋放後讓這些人自己回延安，恐怕不行，還得請你們在釋放後派人和交通工具護送到延安才行。

　　抗戰期間，盛世才在新疆執行親蘇政策，中國共產黨為了支援盛世才，曾先後派了以陳潭秋、徐傑、林基路、馬明方等為首的黨員赴新疆，後又派了許多青年幹部去新疆烏蘇學航空，再加上由蘇聯療養治病留新工作的人員，共達100多人。他們幫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改革政治、經濟、教育、財政等，甚著成效，得到盛世才的倚重。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希特勒全力進攻蘇聯，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危急萬分。盛世才錯誤估計形勢，認為蘇聯必敗。于是，由親蘇轉而反蘇，在省內大搞白色恐怖，肆行鎮壓，在1942、1943兩年先後把中國共產黨在新人員逮捕拘禁，進行瘋狂的迫害，100多位共產黨人處境十分危急艱難。

　　這些人里有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父親在上海大學時還與她是同學。4月上旬，父親到迪化後，即遵照周伯伯的囑托行事，派屈武去看望楊之華，了解了一下基本情況。余湛邦回憶說：“張治中下手令給省警務處整飭監獄改善生活，並囑我馬上調閱案卷。警務處處長胡國振說：案卷早被盛世才毀掉，送到我手上的僅僅是一份新疆桑皮紙寫的花名冊。上寫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民族、逮捕地點，非常簡略，看不出什麼問題。事後才知道，這些人的姓名許多都是假的。”

　　父親了解到毛澤民已被盛世才殺害，監獄里還關著l31名共產黨的幹部和家屬。為此，父親和獄中人員直接聯係，由他們派了6位代表來見父親，其中有楊之華、高登榜等。經過一個月的準備，父親為他們安排專人、專車，還帶上醫務人員護送，同時電告沿途各省負責人妥善接待。據余湛邦回憶：張治中要我寫電報給蔣介石。據我的記憶，電文三次都是我親辦親自保存。電中強調：（1）主要負責人已于1943年9月被盛世才殺害，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婦孺。（2）釋放政治犯是兩黨談判協議，早已見報，眾所周知，應主動辦理。（3）在新疆特殊條件下，釋放中國共產黨政治犯非執行不可。我離渝時，周恩來夫婦已到我家親自提出，如延擱不辦，周將對外公布，對我很不利。經過兩個多月的電文往返，蔣介石才勉強同意張治中立即派我和黨必剛（當時西北行營駐迪化辦公廳二組組長）去看望關押在監牢的中國共產黨人員，宣布正式釋放並護送回延安。

　　父親指定新疆警備總部交通處長劉亞哲負責武裝護送。臨行前，他叮囑劉亞哲說：“這個任務很重要，是一個政治任務，你要努力。新疆境內很復雜，要注意安全，對他們的生活要照顧好。”

　　考慮出新疆後便不能使用新幣，父親又改發給每人3萬元法幣，以應路途急需。從迪化到延安，他始終是在關切注視著他們的行蹤。

　　6月10日，8輛大汽車載著13l位同志及家屬從迪化出發，衝破了國民黨特務的重重阻撓，于7月11日安全到達延安。7月12日，朱德總司令給父親去電致謝，護送人員回迪化時還帶回毛主席贈送的延安土特產品。

　　後來，周伯伯當著父親的面對高登榜說：“文白先生是你們的救命恩人。當年釋放在新疆的共產黨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這在國共關係史上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

　　1949年9月8日，毛澤東約見父親，對他說，解放軍已經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你去電給新疆軍政負責人，要他們起義。還說，從新疆了解到的情況，只要張治中去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

　　父親說：“我早有此意，不過新疆和我通訊早已中斷，不知怎樣才能和他聯係上？”

　　毛澤東告訴他，“我們已在伊寧建立電臺，你的電報可由伊寧鄧力群轉到迪化。” 父親聽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給中國共產黨在伊寧的負責人鄧力群同志打了電報，請他轉告陶峙岳將軍和包爾漢主席，要他們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政府。那時候，國民政府已節節敗退到廣州。

　　父親曾在新疆任職多年，對那里的情況十分了解。經過反復思考，他將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見書提交毛澤東，希望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貢獻。

　　9月10日，父親致電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爾漢。父親在電報中指出：“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第二天又就起義的具體問題單獨致電陶峙岳。9月15日，鄧力群秘密飛赴迪化，將張的電報轉給陶、包二人。9月17日，陶、包聯名復電張治中並轉毛澤東，表示已對和平轉變審慎籌議，在保障國家領土、維護全省和平、避免無謂犧牲的原則下，採取行動，即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接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問題致信父親。父親接信後第二天，又致電陶、包，囑其立即與彭德懷接洽宣布起義，要陶峙岳以張治中的名義電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黃祖勳兩軍接受陶的命令，與前線將領接洽表示誠意，不應再猶豫顧慮。那時，我和丈夫周嘉彬在甘肅生活有三年時間。

　　9月25日陶峙岳通電起義，26日包爾漢也宣布起義，新疆和平解放。

　　記得1955年國慶節舉行了授勳典禮，父親和陶峙岳將軍都被授予了一級解放勳章。

　　自l950年初至1954年秋，父親被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其間父親也多次來往于西安、北京之間。在西北時，父親和西北的黨政負責同志，如彭德懷主席、習仲勳、馬明方、楊明軒三位副主席等許多中國共產黨朋友都相處得很好。

　　在新疆的國民黨軍隊起義之後，由新疆軍區王震司令員直接指揮，父親對王震司令員極為佩服，常常說起他艱苦奮鬥建設邊疆的功績。又說彭老總是如何心直口快，平易近人，還說他的生活樸素，始終保持解放軍的優良傳統。父親被任命為新設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協助彭德懷指揮進軍大西北時，毛主席說，“你過去是西北四省的軍政長官，現在去做彭德懷的副手，委屈了吧?”父親則不在意，他說：“革命者是向來不會也不應該計較地位的，我聽命令，聽吩咐。”

　　抗美援朝之戰開始，彭老總調往前線，習仲勳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周總理特地問父親：“習比你年輕些，你做他的副手有沒有意見？”父親回答：“總理放心，我毫無意見，我一定會和他好好合作的。”後來他們相處無間，愉快地一起工作。父親稱讚習仲勳能幹、有魄力、有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