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在毛澤東應邀到重慶之前，國共雙方實際上早有接觸。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蔣介石就突然約父親去說：“我想請毛澤東到重慶來，你覺得好不好？”

　　父親後來回憶說：“蔣介石隨後就親筆寫一封給毛的信交我。此時，恰逢林彪即將回延安，我在家為其餞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給了林彪。不過，以後並沒有聽說中國共產黨對蔣的邀請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沒有向周恩來查問。但是，這卻為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先生由延安來重慶伏下一筆。”Ｋ

　　已故外交部長黃華的夫人何理良曾經贈送我兩張父親在延安時被拍攝下的彩色照片，一是與毛澤東、朱德、赫爾利一同乘吉普車前往延安城；一是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赫爾利在美駐延安觀察組門前。這兩張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見，但是彩色照片確實罕見，這與黃華在外交係統工作有關，或許是從美國拿回來的。

　　父親與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同在廣州，但兩人並未謀面，他們的第一次相識是從重慶談判開始的。他曾說：“1945年以前，我對毛主席沒有什麼印象。相反，由于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面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層。”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在父親、赫爾利的陪同下飛抵重慶。毛澤東抵達重慶後，住所問題至關重要，周恩來在權衡比較後認為：張治中位于重慶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官邸比較合適。周伯伯一提出這個要求，父親便立即應允。父親這時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

　　8月31日至10月11日，毛澤東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重慶和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和國共兩黨談判的順利進行，父親將我家的住房桂園騰了出來，供毛澤東、周恩來和他們的工作人員在重慶時會客、辦公。

　　毛澤東來重慶前，父親陪周伯伯到桂園看房子。那時，年幼的一純非常好奇，跟在他們身邊邊走邊看。在看房過程中，父親告訴周伯伯：“為了保證毛先生的安全，我決定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擔任警衛工作。”

　　周伯伯聽後略作沉思，說：“這樣一來，發生任何事情，責任都是你張治中的。我建議，你把這個責任推給重慶的警備司令。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

　　正如一純所回憶的那樣，父親深感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採納了周伯伯的建議。

　　毛澤東到重慶後，一下飛機，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周至柔說，已經準備了接待美國客人的招待所讓其入住，並介紹說地方好、設備全。

　　毛澤東不同意：“我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不住美國人的招待所。”

　　據余湛邦說，周伯伯曾想讓毛澤東以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做起居、工作、活動的中心，但一住下來就感到不合適。紅岩不僅地方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階太多，周圍又特務密布，對來客不方便，對毛澤東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號他自己的住處周公館，地點較好,但地方狹小局促，且二樓是國民黨人居住。唯一比較合適的是上清寺桂園中山四路18號父親官邸。那里的房舍雖不大，設備也一般，但還合用，而且距離曾家岩50號和紅岩新村都不遠，又在馬路旁邊，地點適中，汽車進出也很方便。周恩來一開口，父親便答應了。

　　父親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將自住的桂園騰出來作為毛主席辦公會客和休息的地方，由我們家的服務人員照料他的生活。每天上午，毛澤東由紅岩來，下午會客，晚上回紅岩睡覺。

　　父親帶著秘書、參謀、副官和廚師搬往復興關(舊稱浮圖關)的梅園暫住，讓母親遷往山洞鄉下。一純和素久是我們家年紀最小的兩個孩子，他們正在桂園附近的德精小學上學，因學校就在桂園附近，所以沒有搬走，就讓他們與工勤人員一起住在桂園里面的平房里。

　　那時我的妹妹素央、素初都在重慶郊區上學，住在學校的宿舍里。父親要她們周末也不要進城。

　　父親在安排了毛澤東、周恩來到桂園當天，讓家人去見了面。素初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兩位伯伯，他們和家里人一一握了手。素初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澤東的身材高大。素久對毛澤東在桂園的進進出出記得很清楚，還記得理發師傅來給他理發，他在那說著幽默話。

　　毛澤東以濃重的湖南口音問孩子們在哪個學校讀書。當素初說剛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周伯伯說：“咱們還是同學呢！”

　　雖然毛周兩位伯伯的身份特殊，但是他們與隨從人員的衣著是完全一樣的，一身藍布制服、一雙黑布鞋。與國民黨將領一身筆挺的呢子軍服和一雙黑油擦亮、走路叮當響的皮鞋形成鮮明的對比。

　　除調來一名廚師外，其余都是桂園原有人員。毛澤東從機場來到桂園，先在客廳休息。當時四川的習慣，待客飲茶用的是黃銅托底的蓋碗茶，服務員何守源向毛澤東敬茶時，由于緊張，不慎將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濕了。

　　何守源慌忙道歉，毛澤東微笑著說沒事。

　　毛澤東在桂園期間和周恩來住在樓上，王炳南則住在樓下客廳後面一小間里，外人進樓、上樓，都需經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在我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去世了，只有一個人在世，他叫張立鈞，今年（2011年）95歲，是我的親表妹夫。他先是當副官，後來當參謀。

　　張立鈞回憶說：“蔣介石和毛澤東會談多次，曾親臨桂園拜訪毛澤東並在樓前合影。這期間，各界知名人士來訪頻繁，有時要臨時加客飯，桂園的工勤人員就去附近餐館購買，附近餐館、商店都知道桂園是張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園也是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地，除了白天談，更多的是在晚間談，還經常談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饑。我們雖然偶爾有所準備，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臨時上街追趕賣夜宵的小擔，買些湯圓或是江米煮藕之類的甜食給代表們吃……”桂園也是國民黨特務猖獗活動的場所。他們在桂園盯梢，有的化裝成小販、有的打扮成人力車夫、有的在桂園傳達室打聽來見毛澤東的人士。

　　重慶談判歷時43天，多次瀕于破裂邊緣。國民黨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四代表中，父親最為積極、活躍，每到關鍵時刻尤為賣力。他在整個談判中，時而在辦公室內彷徨行走，時而沉思不語，顯得憂心忡忡，以至于飲食無心、坐立不安，父親的真誠為國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國共談判基本達成協議，而外間謠言紛傳，說軍統特務將有不利于毛澤東的行動。民主人士以“重慶氣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計走為上”等相勸，周恩來伯伯與父親商量，請求提前簽署協定，並暗示如讓毛澤東一人獨返，放心不下。

　　“雙十協定”簽訂後，基于毛澤東回延安的空中安全，父親又親自伴送毛澤東坐專機回到延安。

　　素初曾回憶說，“後來聽說路上曾出現險情。（我）來美後，80年代任職于紐約《中報》，該報社長傅朝樞先生告訴我，他曾當過山西省軍閥閻錫山的機要秘書，見到一份機密文件，計劃在毛回程路上經過西安時，對他下手，後因父親陪同未能執行。”

　　這是父親第二次到延安，此後他每次到延安時，毛澤東都親往迎送，並為他舉辦盛大的歡迎晚會。父親回憶說：“1945年10月11日，我坐專機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飛機時，飛機場上黑壓壓地站滿了人。幹部、群眾、學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們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對領袖的最大歡悅與關切。那種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動！其後，我還常常和朋友們說起，認為這是解放區一種新興的氣象。”

　　第二天，父親等飛返重慶時，毛澤東親臨機場送行並送上延安特產：皮筒、精毛線、粗呢、紅棗等。毛澤東風趣地對父親說：“我在重慶做過調查研究，發現大家都說你在政治部和三青團能做到民主領導，幹部都表示願意接受你的領導。”

　　在去機場的路上，毛澤東和張治中同乘一輛汽車，毛澤東說：“你對和平的奔走是有誠意的。”

　　父親問：“怎見得？”

　　毛澤東說：“有幾件事情可以證明：第一件是你把《掃蕩日報》改為《和平日報》；第二件是康澤辦的一個集中營被你撤銷了。”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2月25日，父親與馬歇爾、周恩來在重慶簽訂軍事方案，在討論的過程中，出現一個小插曲。在整編數字方面，中國共產黨初步要求16個軍48個師，而蔣介石則始終堅持“12師之數，乃中央所能允許之最高限度”。最後中國共產黨讓步，希望整編成24個師，最少20個師。父親特別同蔣介石作了長談說：“中國共產黨本來擁有正規軍100萬，民兵200萬，現在願意從48個師的要求降為24個師，最少20個師，是很大的讓步，我們是可以考慮接受的。”還特別指出：“國民黨軍隊整編後縮成50個師，僅指陸軍，此外還有海軍、空軍，陸軍中還有其他兵種如憲兵、工兵、炮兵、輕重兵等，中國共產黨是沒有的，我軍始終佔極大優勢，希望到此達成協議吧。”

　　兩人正爭得臉紅耳赤，蔣介石的隨從參謀皮宗敢陪同馬歇爾進來。馬見狀甚為驚訝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蔣介石氣憤地說：“我正在和共產黨代表談判！”

　　為軍隊的多少的問題，父親很頭疼。我那時候不在旁邊，不過我看了他的資料，我就知道他很費腦筋的。他這個人很耿直，對蔣介石也好，對所有的國民黨元老朋友都好。當然很多的人並不讚成和談，但我父親這個人是主和的，他說我們國家不能這樣子辦，我們一定要和平。那個時候和平就是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和和氣氣的。可是不行。父親說：“我祝願國共兩黨過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誤會，一切恩怨，永遠結束。我們還是願意重新團結合作，來共同擔負復興中華民族的重任。重新合作，這才是國家民族之福。”

　　為了貫徹停戰協定、執行整軍方案，由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伯伯、美方代表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組成最高軍事三人小組，先後到北平、張家口、濟南、武漢等地視察，然後訪問延安。1946年3月4日下午，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組成的軍事3人小組從綏遠乘飛機抵延安。

　　在延安機場，毛澤東陪同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一起檢閱延安衛戍司令部儀仗隊。在當晚的歡迎晚會上，父親對毛澤東說：“將來你們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掉寫上一句，張治中三到延安。”

　　父親講完話走下臺回到座位時，毛澤東對他說：“你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只說三到呢？”

　　他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你們就搬到南京去。延安這地方不會再有第四次來的機會了。”

　　毛澤東說：“我們將來是要到南京去的，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長住在淮安，開會再到南京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有一次請父親吃飯，他對同桌的人笑著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父親後來回憶說：“我三到延安，他（毛澤東）每次都親到機場迎送，和我懇切談話，還舉行歡迎晚會，請我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