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的開放是穩中有為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不僅使世人增強了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信心，而且大大提高了世人對新一屆政府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決策的信任度。

　　新一屆政府主政以來，有兩個思路十分引人注目：一個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另一個是用開放倒逼改革，釋放改革紅利。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就是上述思路的具體體現。通過這一舉措，不僅使世人增強了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信心，而且大大提高了世人對新一屆政府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決策的信任度。

　　設立上海自貿區是鄧小平開放決策的延續

　　首先，這次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範圍設定為約28平方公里，這種做法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的路徑是一致的。既然是試驗，就必定有風險。因此科學地設定試驗的地理範圍就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成功，可以進行複製；如果失利，影響也是可控的。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設立上海自貿區，用開放倒逼改革，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寶貴經驗。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提出，廈門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繼而1988年鄧小平又提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説，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1991年2月18日，鄧小平視察上海時曾語重心長地説：“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到了1992年視察南方時，鄧小平更加十分感慨地説：“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回顧鄧小平的上述思想，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貿易自由化，還是金融自由化，上海在全國改革開放大局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2013年3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之後，將履新後的第一站調研放在了上海，並提出自貿區的設想，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説：“中國走到了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實驗這件事，要用開放促進改革。”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設立上海自貿區是鄧小平開放決策的延續。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自貿區試驗首要任務

　　為了使“建設具有國際水準的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範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理想儘快成為現實，在上海自貿區所承載的五項任務中，首要任務就是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首先，投資貿易的企業主體地位需高度關注。在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主體仍然是企業。可在現實裏，無論與周邊近鄰經濟體相比，還是與世界高收入經濟體相比，我國企業的進入門檻仍不如意。例如，根據世界銀行集團對183個經濟體的調查，2011年6月，在創辦企業所需的註冊登記、認證等手續數量方面，我國內地需14道程式，而香港只需3道程式，高收入國家需6道程式，世界平均水準需7道程式，印度也才需12道程式。正是由於手續數量多，也就造成了在我國創辦企業程式所需時間成本高：我國內地是38天，香港是3天，高收入國家是17天，印度是29天，世界平均水準是31天。這足以説明企業的發展有賴於工商業運營環境的改善。

　　其次，我國對外貿易的效益亟須提高。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我國的對外貿易雖然發展很快，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例如，衡量一國對外貿易效益的重要指標是貿易條件指數，該指數上升時，意味著該國出口更加值錢而進口更加便宜；該指數下降時，效益則相反。世界銀行集團的數據顯示，在2000～2010年期間，我國出口量年均增長速度為20.5%，印度為11.4%。但在貿易條件指數方面，我國由1995年的101.9降到2010年的77.4，而印度則由1995年的108.0上升到2010年的127.2。也就是説，雖然我國出口量增長速度高，但是出口價值卻反而下降快，這就是我們外貿以量取勝發展方式的惡果。

　　之所以造成這種格局，是與政府的管理效率緊密相連的。例如在為貿易提供的便利方面，我們差距明顯。衡量這一差距的指標是後勤績效指數，它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後勤服務的總體情況，其中包括海關通關效率、貿易和交通運輸設施品質、貨物運輸競爭程度、後勤服務品質、追蹤在途貨物的難易程度以及貨物按時送達收貨人處的概率。該指數分值從1到5，得分越高意味著績效越好，得分越低則意味著績效越差。2010年，在後勤績效指數方面，我國內地是3.49，香港地區是3.88，日本3.97，新加坡4.09。尤其是海關通關效率最能反映官僚作風的實際狀況。例如，出口單據是指出口各環節需出具的各類單據，這些環節包括政府部門、海關當局、港口和集裝箱集散站、衛生和技術監控機構以及進出口銀行。在出口單據數量方面，我國是8個，世界平均水準是7個，高收入國家是5個。由此也造成我國出口貨物從裝船地點到卸貨地點所需的中位交期時間（50%是運輸所耗時間）較長，我國是2.8天，高收入國家是2.1天。正因為如此，反映企業家對本國海關辦事效率評價的海關手續負擔指數（1～7，最差到最好）方面，我國是4.4，高收入國家是4.9；在反映企業家對本國港口設施評價的港口設施品質指數（1～7，最差到最好）方面，我國為4.5，高收入國家為5.3。可見，上海要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就必須大力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顯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重中之重。

　　上海自貿區改革措施是穩妥的

　　如果仔細閱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和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 （國發[2013]38號），就會發現這兩個文件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功能表述是有差異的。在總體方案中表述的是4個功能，即投資貿易便利、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範；而國務院通知所強調的是3個功能，即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範，明顯弱化了貨幣自由兌換的功能。這反映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對證券投資、跨境借貸與衍生品交易等短期資本流動的開放保持審慎的態度。一般來講，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家都是先降低或取消經常項目的管制，然後再逐步降低或取消資本項目的管制。降低或取消資本項目管制的路徑一般是：先長期資本項目，後短期資本項目；先允許直接投資，後允許證券投資；先放開債券投資，後放開股票投資；先准許資本自由流入，後准許資本自由流出。

　　其實，早在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就提出了“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範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從那時開始，人民幣自由兌換就成為人們關心的話題。1996年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當海外媒體再一次提問關於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問題時，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明確回答道：“目前我們還沒有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所有跟我談過話的著名的銀行家都勸我，實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要十分謹慎。因此，我們一定會實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但是需要時間。也就是説，要等到中國的産業結構比較合理和中央銀行的監管十分有力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夠實行完全的可自由兌換。”在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的世界債務危機後，上海自貿區在總體方案中，一方面提出在試驗區內實現金融機構資産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同時也提出“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可在試驗區內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要知道，美國在1986年才實現了完全的利率市場化，而日本1994年才實現了完全的利率市場化。因此，上海總體方案的金融創新的設計思路是正確的，措施是穩妥的。甚至可以説，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的時間表，不是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意願，而是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我國産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二是中央銀行監控本領的提升。在宏觀審慎框架內，根據形勢的發展，上海自貿區這一“試驗田”的經驗，才能有效發揮示範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逐步向全國複製和推廣，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