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中等收入陷阱”：穩中求進方能不落陷阱

　　外國專家談“中等收入陷阱”(下)

　　穩中求進 方能不落“陷阱”(權威論壇)

　　亞洲開發銀行發佈的相關報告稱，許多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後都經歷了經濟增長放緩階段。過去50年來，有18個國家一直處於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包括12個拉美國家和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3個亞洲國家。以這些國家目前的發展速度來看，其中不少國家仍將在數年內停留在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另一方面，自1965年以來，有14個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經濟體花費較短時間完成了從低收入水準向高收入水準的跨越。

　　跨越的關鍵——

　　完善體制機制

　　現在，新加坡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超過4萬美元，居世界前列。上世紀80年代，日本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成功突破1萬美元，並保持了順利的發展態勢。2007年，韓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突破2萬美元，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顧清揚(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一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建立現代化制度，而不是狹隘地只看經濟內容。新加坡從英國繼承了現代國家制度的體系，例如司法、公司管理、公共服務體系等，有比較好的制度基礎。從本國來看，執政黨在黨的建設、基層民主方面，將東西方民主相結合。這種符合本國國情、獨特的制度不同於歐美國家，形成了堅強的政治核心作用，對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新加坡擁有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體系，行政管理方面非常有效且執行力強，決策具有前瞻性。當然新加坡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但主要是由於生産率差異導致的，對社會危害相對較小。有些國家則是因為社會制度不完善，導致機會不平等，從而使收入差距擴大，這對社會的危害較大。新加坡較好地利用了外國資本，為其提供充足的資本投資和創新能力，給本國經濟注入了活力。同時，新加坡企業也具有活躍的創新能力。依靠外資和本國企業，新加坡順利實現了産業升級，形成了生物醫藥製造、化工産業等高附加值行業，很快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了高收入國家。

　　莊巨忠(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新加坡政治穩定，政府經濟管理能力強，比較強調創新和知識經濟的發展。該國積極參與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吸引了大量外資，且沒有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強調人力資本的投入。另外，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城市國家是其得天獨厚的優勢。

　　松野豐(清華大學·野村綜研中國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上世紀80年代，日本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成功突破1萬美元，並保持了順利的發展態勢。日本之所以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夠保持經濟發展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第一，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每隔約10年就要進行國家層面的産業結構轉型。具體來講，上世紀60年代，日本致力於提升製造業整體的生産合理化，重點投資了鋼鐵、電力等基礎行業。同時，這一時期確定了合成纖維、石油化工、機械零部件等未來成長産業的發展目標，積極開展研發和投資。70年代，日本雖然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陷入能源不足和通貨膨脹的窘境，但這一時期國家推進了骨幹企業的生産調整和企業重組，將國家的製造業向更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家電等産業方向靠攏。到了80年代，由於吸取了70年代能源危機的教訓，日本重視發展節能産業，産業結構也成功轉型為半導體、電腦、微電子和新材料等高科技産業。第二，大規模投資研發，提高産業附加值。這一時期日本的研發，有以國家為主體進行的基礎性、長期性研究，也有以民間企業為主導的産品創新與改良，各自承擔是一大亮點。第三，培育中産階層，擴大個人消費。當時，日本有所謂的“一億皆中産”的流行説法。這雖然並不是國家明確提出的政策，但日本社會整體有“大家都要努力成為中産”的廣泛共識。

　　李鳳傑(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除了經濟長期停滯，還會集中出現各種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經濟增長高速時期往往被掩蓋而顯得不那麼突出，如物價上漲過快、區域間或階層間收入差距擴大、民眾對社會福利的要求增加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韓國經濟大幅下滑；2010年，韓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再次回到2萬美元的水準。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韓國政府加大對資訊技術、汽車、造船等高附加值産業的投資和扶植力度，並進一步發掘經濟增長潛力，培育零部件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提高服務行業的整體水準，以及加大對教育的投資。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韓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依然停滯在2萬美元左右，並且還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陷入的教訓——

　　創新動力不足

　　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自上世紀60年代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可至今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被認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莊巨忠(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當低收入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後，工資上漲，從而相較于低收入國家，其勞動密集型産業缺乏競爭力；同時産業升級不到位，又無法和高收入國家在高端市場相競爭。

　　因此，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産業升級，從勞動密集型産業轉型到技術密集型産業，加強自主創新。進行産業升級首先需要高效的企業，其次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市場條件，包括需要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有效的價格信號、人力資本的積累、基礎設施的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以及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等。

　　泰國、菲律賓過去一段時間政治環境不穩定，泰國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出現波動。菲律賓雖然有産業政策，但沒有得到有效執行。馬來西亞情況較好，目前每人平均年收入約為1萬美元，預計幾年後可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顧清揚(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一個國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問題，經濟發展滯緩只是這些問題的綜合反映。

　　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重點表現在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能實現從落後到現代的跨越。這些東南亞國家在起步階段經濟增長較快，但在制度方面發展較慢，使整個國家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沒有躍升到發達國家水準，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方面，政治民主形式畸形。菲律賓等國在政治民主方面過於強調西方民主，沒有和本國國情相結合，導致本國政府軟弱。政府管理能力落後，導致經濟發展和市場規範難以到位。

　　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利益集團和利益操作太強化，真正的民主和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此外，這些國家創新能力不強，産業升級滯後，過度依賴出口，隨著出口的拉動作用減弱，經濟增長就會遲緩，也就是説，這些國家的現代化能力受到了遏制。馬來西亞的情況相對較好一些，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穩定的意義——

　　營造健康環境

　　在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經濟繼續維持較快增長。在非洲，已有人口總數達4億的22個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另有10個人口總數為2億的國家，也將在2025年前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甘迪勒(埃及金字塔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雖然非洲國家經濟受到歐元區危機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但非洲地區商品價格普遍維持高位，同時資源類商品出口量不斷增長，促進了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併為該地區經濟在2013年持續增長奠定了基礎。

　　非洲大陸新近發現的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礦産資源將為其創造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非洲的石油産量佔世界總産量的近10%。

　　例如，如果按2011年的生産和出口水準，非洲最大的産油國尼日利亞可持續供油41年。在非洲國家中，已有人口總數達4億的22個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另有10個人口總數為2億的國家，也將在2025年前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非洲經濟的強勁增長也帶來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非洲一些國家雖然發展迅速，但經濟發展模式單一，短期內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一定難度，這將導致經濟增長後勁不足。

　　需要注意，非洲一些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還有國際糧價高漲、發展模式單一且短期內不易轉變，以及局部地區動蕩等一系列制約因素。對非洲來説，只有穩定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健康有利的環境。

　　陸璟皓(南非前沿諮詢公司中非事務處分析師)：沒有哪個富裕國家是可以在不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前提下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

　　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南非早期的成功是靠低成本的勞動力推動工業發展的。特別是在南非發展最迅速的20世紀60年代。

　　當1994年移除種族隔離的壁壘後，南非新政府繼承了此前100多年來積累的成熟的金融體系和法律體系等，南非經濟社會得到了較大發展。

　　目前，如果政府與商界加強互信，那麼，政府宏觀調控的意願就能得到積極響應。此外，進一步平衡教育資源，將有助於促進就業和創新，使南非經濟獲得額外的增長動力。

　　停滯的實質——

　　調整不夠及時

　　所謂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問題是宏觀經濟政策出了問題。

　　理查德·赫德(經合組織高級經濟學家)：並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有的國家未能按照預期實現經濟增長。在一段時期，拉美國家借了很多外債，通貨膨脹很嚴重，對實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為改變這一局面，拉美國家做了很多努力，調整經濟政策。現在墨西哥、巴西等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速。

　　東南亞國家在遭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由於外資比例過高，國內生産總值在一段時間內急劇下降。如今，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又有所回升。但從中等收入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按照5%的增速，這些國家可能仍需至少15年時間才可能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

　　經合組織的一些成員國，特別是東歐國家，在15至20年前也處於中等收入水準，但現在都成為高收入國家。所以“陷阱”是可以避免的，這取決於宏觀經濟政策、政治穩定性以及對企業競爭力和創新力的資金扶持政策等。

　　歐美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遇到過危機、衰退和經濟增速放緩。法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實行與英鎊的固定匯率，英鎊重新估值後，法國的發展也放緩了。但當時人們並沒有認為這是一個“陷阱”。英、法、日、韓等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就是：不應中斷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要讓農村人口自由流動，並在城市獲得同樣的權利。

　　徘徊的原因——

　　宏觀政策失當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拉美大多數國家經歷了大規模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紛紛進入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但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中，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相繼陷入停滯，有的國家這一狀況持續了四五十年之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莫雷諾—布裏德(聯合國拉美經委會駐墨西哥首席經濟學家)：如果將“中等收入陷阱”説成“拉美陷阱”是不公允的，因為東南亞、中東等地區也有很多國家深陷其中。

　　經濟政策失當是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關鍵因素，“市場之手”獨大而政府不作為的局面依然如故。墨西哥幾屆政府力圖推進的財政稅收改革和工業産業結構調整均遭遇重重阻力。當然，這一時期由於銀行業私有化進程造成的信貸緊縮和墨西哥比索實際幣值被高估等因素也不能忽視。

　　墨西哥的每人平均收入最近幾年出現增長，但迄今並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是從1983年開始進入經濟增長停滯徘徊期的，主要表現在整個國家的生産性投資大幅萎縮，特別是製造業“發動機”熄火，公共支出和消費萎靡不振、民眾儲蓄率低下和個人收入增長停止，等等。同拉美其他國家一樣，墨西哥的過度城市化進程在這一時期開始顯現出負面“滯後效應”。

　　當時，墨西哥開始施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行大規模私有化改革，致使政府的公共投資急劇萎縮，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的社會財富分配模式扭曲，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最突出表現是這一時期的公共支出驟然緊縮，以致最終“作繭自縛”。

　　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要改變傳統以石油礦産出口和勞動密集型産業為支柱的不合理産業結構佈局，大力優化和擴大生産性投資，果斷推進業已展開的財稅、勞動力市場和教育改革，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同時全面營造穩健的金融市場環境，為工業經濟提速提供保障。如若改革政策實施得當，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國家還可成為此次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源泉之一。這些拉美國家應抓住新一輪産業革新大潮之機，大幅調整和升級本國工業技術創新體系，以便在參與全球工業産業鏈上游的競爭中佔據主動。

　　豪爾赫·卡斯特羅(阿根廷戰略計劃研究所所長)：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在於發展模式的選擇和收入分配問題。20世紀上半葉，拉美國家的發展水準遠遠高於亞洲。1910年，阿根廷按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計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10個國家之一，高於法國和義大利。1950年左右，阿根廷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是日本的3倍。但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拉美不少國家試圖用限制進口外國産品的方式來保護本國産業。此後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證明，貿易和産業保護主義不能促進本國産業的發展，反而催生了一批低效率、低競爭力的企業。

　　收入分配問題也是拉美國家發展滯後的重要因素。拉美多數國家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自然資源主要被少數精英階層所壟斷。由於資源壟斷和競爭缺乏，拉美上層社會缺乏開拓動力。由於長期無法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加上社會流動性不足，龐大的中下階層難以得到發展機會，拉美國家政治缺乏穩定性，軍事政變時有發生，政權更疊頻繁。

　　拉美國家收入起伏不定，其中有經濟發展起起落落的原因，也有匯率變化造成的統計原因。阿根廷從上世紀中葉以來，總體經濟水準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反映到美元計算的數據中，有的年份由於匯率大幅波動，使國內生産總值總量和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一下子縮減很多。

　　比如2002年，由於發生債務危機，阿根廷比索大幅貶值，阿根廷每人平均收入按美元計算一下子從1998年的約9000美元，下降到當年的2000多美元。但按反映真實生活水準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阿根廷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還是在8000美元以上。

　　(本版文字由本報記者王慧、莽九晨、范劍青、鄒志鵬、劉睿、倪濤、李志偉、宋豪新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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