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解讀新常態：經濟增長率會往下調

　　在這個新時代裏，一切慣例可能都會被打破，一切新規都要重新學習，直到習以為常。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經濟要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表述，開啟了中國經濟一個新時代。

　　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下，政府該如何協調與市場的關係？新常態下，中國企業家和投資家們如何為企業找尋新的發展動力？

　　本期開始，我們將通過經濟學家、學者和企業家的視角觀察新常態下新的經濟框架、新的投資邏輯和新的思路。 ——編者

　　企業界、學界朋友們大家好。我想談一談我對美國、歐洲和中國的經濟新常態之間差異的看法，以及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發展態勢怎麼樣，企業在此環境下有哪些機會點。“新常態”這個名詞實際上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造成全世界的經濟金融危機以後，美國華爾街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當時這些華爾街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出現增長率低、失業率高的現象，這會造成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上的融資空間非常大。從2008年底2009年初提出這個概念以後，這幾年的情形，確實就像他們當時預期的那樣。

　　發達國家誰敢改革

　　以美國為例，其在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是1.9%，今年預期的經濟增長率是2.1%，有所增長，但是跟它長期經濟增長在3個百分點相比，目前還沒有達到正常水準。

　　而且一般在危機之後，通常會有7至8個百分點的增長。而根據世界銀行[微博]的預測，美國要到2016年其經濟增長率才能恢復到3個百分點。

　　從失業率來看，目前已經降低到6.3%，跟危機以前持平。但衡量美國的失業率，還要看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勞動參與率。目前在美國勞動適齡人口的參與率比危機之前是低了3個百分點的。實際上，美國失業率還是達到10%。

　　歐洲的情形也不樂觀，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第二次出現負增長。2013年是-0.4%，今年原來預計會好一點，但上半年情形不好，所以很可能歐洲今年的增長率在1%以下。像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西班牙、希臘，其失業率達到25%，剛畢業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像法國或者是其他的北歐國家，失業率一般也是10%以上。日本的情形一直不好，從1991年一直陷入到20年不增長的低迷中。安倍晉三上臺以後，想恢復日本經濟。但實際上2013年日本經濟增長率是1.5%。預計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3%。安倍下了那麼多功夫經濟還是沒有恢復生機。失業率超過5%，當然了比美國比歐洲的失業率是低，但是過去日本失業率一般是1%至2%，現在5%左右對它來講已經是高失業率了。

　　那麼，在這種低增長高失業的情況下，為什麼金融市場上的投資空間非常大？因為增長率低失業率高，政府的失業救濟社會開支就要增加。增長率低的情況下，增長的財政稅收不增長而是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就會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之下，發達國家很難繼續用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去刺激經濟。所以一般的做法是用貨幣政策，把利率降低，貨幣適當多次進行寬鬆。歐洲中央銀行目前宣佈繼續放寬，目的是希望用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來刺激投資，或者是去鼓勵消費，來使經濟不會繼續向下。

　　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降低政府舉債的成本。在這種寬鬆的貨幣政策下，流動性非常多。就會鼓勵金融投資家到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和各種大宗市場上進行投資。

　　以美國為例，危機之前美國的道瓊斯指數達到13000點，這是有泡沫的。現在的美國實體經濟沒恢復，而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19000，是不是代表泡沫更大？在股票市場投資的人心知肚明，這麼高的價格指數是不正常的，但是因為利息那麼低，等於那些投資是不需要成本的。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任何資訊都可能導致它股票市場會有大的下降，或者是很高的上漲。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新常態”之下投資的空間會非常大，然而平均的回報率實際上是不高的。

　　而這種情形，在發達國家很可能是長期的。因為我們知道，一般一個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必然代表該經濟體有一些結構性問題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夠使經濟恢復正常的活力和增長。但是危機已經過去6年了，大家都知道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發達國家到今天還不去進行真正的改革，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是：工人的工資下降，政府給工人的福利減少，金融機構必須去杠桿化，政府的財政赤字減少。為什麼6年的時間過去了他們的政府不做呢？因為這些結構性的改革在推行的時候，通常是行不通的。

　　如果説工資跟福利減少，當然消費和需求就減少了。如果金融機構去杠桿，貸出去的錢就少了，消費、投資就會減少。如果政府的財政赤字減少了，同樣政府支援消費和投資的錢也少了。我們知道，投資和消費對經濟來講，是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投資、消費下降，經濟增長率就會更低，失業率就會更高了。現在發達國家目前的失業率都已經在歷史高位。結構性改革重要，但基於短期的政策考慮，它們沒有去推行這種能夠對國家發展有利的措施。

　　現在，歐洲中央銀行準備用貨幣貶值的方式來創造結構改革空間，美國、日本、英國這些國家，也同樣會採取該政策來對付它。這就是經濟學裏講的競爭性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沒有辦法給自己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創造一個必要的空間，結構性改革就一直不能推行下去，經濟就會長期疲軟，失業率就會長期高。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的貨幣政策就會長期的寬鬆，利率非常低。在金融市場上的投機非常多，泡沫會非常大，風險非常高。這是發達國家的新常態。

　　機遇在海外

　　我們國家的新常態是什麼呢？我想從增長率、失業率來分析。

　　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率會往下調。但是調到多少呢，調到7%、6%，還是多少？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到現在，連續18個季度不斷下滑，而且可能繼續下滑，這個底可能是5%可能是6%。有一種中國經濟崩潰論，現在在國外非常盛行。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的新常態，我們的經濟增長的底在哪？

　　必須首先了解，從2010年一季度以後，經濟增長率下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們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結構問題，這點不能忽視。但我認為，從2010年一季度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主要不是內部結構性的原因，是外部國際轉型的結果。因為從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確實是不斷下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2011年平均增速是10.1%，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和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且下滑幅度比我們大。比如巴西，2010年增長速度是7.5%，2011年只剩下2.7%，2012年僅為0.9%，2013年只有2.2%。

　　不僅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國家，一些所謂的高增長國家增速也在下降。韓國2010年增長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1年只剩下5%，2012年僅為1.3%，2013年為3.7%。它們的表現情形跟我們一樣不濟。這些國家在同一個時間，經濟增長的總態勢是一樣的，只能説一定有共同的外部原因。

　　分析一個國家的短期增長，主要看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從中國來講，因為現在佔世界經濟50%的發達國家，美國、日本，現在趨於常態當中，經濟增長非常疲軟，消費增長非常慢。在這種情況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當然就不像過去那麼旺盛了，所以第一駕馬車就跑得慢。

　　第二駕馬車投資，2008年發生經濟危機以後，國家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搞一些投資項目。這些投資項目現在經過6年，不是已經建成就是即將建成，如果沒有新的項目投資，增長率就下滑，第二駕馬車就下滑。

　　整個經濟就靠第三駕馬車，就是消費。我們國內消費是比較旺盛的，去年消費增長率是9%，在此情況下中國才有辦法維持7%的增長。所以中國增長下滑並不是像一些人説的那樣，是內部體制機制的原因，主要是國際外部的格局。

　　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有沒有辦法達到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長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因為中國和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後，經濟非常疲軟。但我們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代表什麼？

　　首先，即使現在的産業過時，還可以産業升級，還可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建得很多，但是城市內部的地下管網還有投資的機會。

　　第二，城市化，中國目前城市化的比例只有50%，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在80%至90%。在中國好的投資機會還是非常大，這是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産業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要是過剩的話，這些投資機會在那邊找不到。它們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城市化比較好。這點在判斷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時一定要考慮。

　　中國政府的負債積累下來佔GDP比重約50%，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00%，所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一些必要的微刺激，資源是非常多的。不僅政府有錢，老百姓的儲蓄率高達50%。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錢來啟動民間資金。

　　第三，要投資就要進口先進的設備。判斷中國的情形，要先判斷其他發展中國家，它們要麼財政上已經負債纍纍，要麼民間儲蓄非常低，想投資也沒錢。這種狀況下，我認為中國有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況下靠啟動內需來維持7.5%左右的經濟增長。

　　從比較長期的增長來講，7.5%當然比9.8%已經下調了2%的增長速度。長期來看，那些高增長的國家，他們一般是20年的8%到9%的增長，再降到6%、7%。從歷史增長來看，我們已經增長了35年了，肯定要下滑了。

　　換個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和經濟，當它的收入，按1990年的國際購買力的評價計算，每人平均收入達到1100美元時經濟增長率就下滑，這包括德國、日本、韓國等。按此評價標準，中國也很快會達到1100美元的點。所以從歷史來看今天，中國也可能會降到7%左右。

　　我們必須了解一個經濟體快速發展的原因，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附加價值不斷提高，對發達國家是這樣，對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

　　發達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裏，靠技術化産業升級維持的增長率是3%。部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在一段時期內可以達到 7%、8%、9%，甚至更高呢？最主要的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其技術、産業都在增長。

　　我們知道發明需要的投資會增大。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我們有很多機會，這種情況下，風險和成本就小得多。這就是經濟學所講的後發優勢，通過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可以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

　　判斷一國高速增長的前提是，判斷這個國家的消費、後發優勢。我覺得比較好的衡量指標是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每人平均收入、每人平均GDP與發達國家進行對比。考察這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産率，這一指標反映的是該國的平均勞動力和技術水準。

　　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中國當前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01年、新加坡在1967年、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時與美國的差距。

　　這幾大經濟體利用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技術産業差距的後發優勢，日本實現了20年年均9.2%的增長，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國臺灣20年年均8.3%，韓國實現20年年均8.6%的增長。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後發優勢的潛力，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這個潛力要發揮出來，條件是按照比較優勢去用後發優勢進行投資。這些條件都滿足的話，8%的潛力就會被變成真實的8%的增長率。但由於國內的新常態，中國的增長率可能會比8%低。

　　我認為國內投資很多産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因此靠投資創造的內需和就業機會，消費就會隨之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應該距離8%不會太遠，明年在7%到7.5%之間。

　　我提出這樣的目標的設想，一方面是技術的潛力，第二方面可以從我們可以動員的資源來看，同時也是從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這樣的增長目標來看。兩個“翻一番”，其中一個是國內生産總值“翻一番”，國內生産總值“翻一番”平均應該在7.3%。

　　因為前面幾年增長比較快，所以從2014年到2020年，如果國內生産總值每年增長6.8%，那麼國內生産總值就能“翻一番”。而第二個增長的目標“翻一番”，是城鄉每人平均收入“翻一番”。我們現在人口增長率0.5%，如果把0.5%加上去的話，6.8%再加上0.5%是7.3%。那麼從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長率應該達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個“翻一番”才能實現。

　　在未來5年或者是更長的時間，在7%到7.5%的增長當中，給企業家什麼機會？一個是海外並購的機會，一個是中國企業勞動力密集型産業鏈轉移到海外的必要性。

　　海外並購的機會為什麼是重要的？因為如果説我們要維持每年7%到7.5%的增長，前提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就是研發、網際網路、基因工程、奈米、新能源等，給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包括阿里巴巴[微博]要在美國上市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IPO，這些都是機會。

　　在傳統製造業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機會。中國現在每人平均收入6800美元，德國4.5萬美元，日本3.8萬美元，韓國3.6萬美元，這代表中國整個製造業平均水準跟它們還有差距。

　　中國每年出口非常多，進口也非常多。進口除了原材料之外，很多的都是技術水準、資本含量比我們高的附加值較高的産品。在國內研發或到國外去嫁接都很有前景。

　　第二，中國現在被稱為“世界工廠”，是因為有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産業。勞動密集型的加工企業，目前工資水準是一個月500美元的平均水準。按照2020年每人平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到2020年是1000到1200美元。

　　那種情況下，中國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必然要失去競爭優勢。失去競爭優勢必然留在國內或死在國內。這種情況下很像196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亞洲市場。少數加工出口的服裝、玩具、製鞋的企業，可以留下少數企業，留下兩端，去做品牌、行銷和研發，大量加工必須到海外工資水準比較低的地方。去利用當地工資水準低的優勢創造價值。

　　這實際上是工業革命以來，從英國、美國、歐洲國家到日本、亞洲四小龍，從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國家，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轉移的路徑。轉移到哪去了？越南、柬埔寨，還有印度尼西亞，再遠一點孟加拉國。但是我覺得需要看得更遠一點，就是非洲。非洲現在有10億人口，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勞動力，與中國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的情形是完全一樣的，當時中國是10億勞動力大部分在農村，而且是年輕勞動力。

　　非洲目前的工資水準在全世界是最低的，而且只有非洲有辦法承接中國這麼大的勞動力。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資上漲了，全世界就沒有再低工資的地方了，密集型的産品只要有人在用，這個地方就是最後一站。

　　我們來看看1980年代的中國臺灣、香港以及韓國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比如説製鞋業。當時香港的大企業，到目前還是大企業；大企業當時在臺灣已經消失了，小企業去了以後抓住機會變成了超級大企業；韓國當時因為沒有大企業進來，成就了19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製鞋企業。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掌握了去非洲這個機會，大企業繼續是大企業，小企業很可能變成大企業，如果你不願意去可能你就沒有了。但是到非洲去，對我們來説是非常大的挑戰。

　　(本文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企業機遇”論壇提供，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