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縱論改革：不是權力分享 而是權利實現

　　鄭必堅：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進，發生化學反應，産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應。

　　陶文昭：改革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不能一講逐步，就無限期拖延；一講穩妥，就停滯不動。

　　喬新生：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應充分意識到，當前的改革不是一種權力的分享，而是一種權利的實現。

　　燕繼榮：政府應該做好三項工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務，做好社會福利和保障。

　　7年時間，時間節點特殊，改革任務重大

　　主持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現在只剩下7年時間。中央為什麼規定到2020年實現改革目標？有何涵義？

　　鄭必堅（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我國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既有別於過去30多年，也與過去10年有明顯不同。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邁上了一個大臺階，中華民族比近代以來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比近代以來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另一方面，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也更為艱巨複雜，這些矛盾和問題躲不開繞不過，解決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看我們在改革上能否邁出新的重大步伐，越過這道大坎。

　　現在的時間節點特殊。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戰略”，從改革開放開始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大體是70年時間。這70年的前35年，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幹成了一番大事業，順利實現了第一、第二步戰略目標。能否如期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那就要看後35年我們怎麼幹。而這後35年當中，又首先要看今後這幾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決勝階段我們怎麼幹。

　　陶文昭（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在改革進行了36年之後，我們的經驗更多了，我們的認識更深刻了，我們對改革的規律把握更透了，我們調控改革的力量更強了。從某種意義上，改革逐漸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準確推進改革，涉及到把握“度”的精細問題，既要技術、還要藝術，屬於高難度的動作，考驗我們的治理能力。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並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改革的任務極其繁重，而剩下的只有7年時間，不能不説是時間緊、任務重。現在的關鍵是如何推進改革。

　　核心提示

　　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

　　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

　　●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習近平2014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

　　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

　　●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遇到關係複雜、難以權衡的利益問題，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麼？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進。

　　——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

　　如何理解改革、支援改革、參與改革

　　主持人：不久前，習近平同志指出，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必須凝聚共識，使全黨全社會都理解改革、支援改革、參與改革。強調這一點有何現實針對性？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教授）：所謂理解改革，不僅僅是讓公眾理解改革的重要性，它同時也是讓既得利益者充分意識到改革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快改革步伐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共用，也只有推進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

　　理解改革首先是對執政團隊的要求，它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充分意識到，當前的改革不是一種權力的分享，而是一種權利的實現。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必須把行政主導的改革思路真正變為全民主導的改革思路，必須自覺地放下身段，主動地向公眾解釋改革的各項方針和政策，讓他們充分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從而使改革的各項措施化為公眾的自覺行動。

　　支援改革是對不同階層的整體要求。改革實現了社會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整個社會變得多姿多彩。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可能出現每個人都滿意的政策，改革必然會觸及一些既得利益階層的切身利益，必然會在短時期內出現利益的調整。正因為如此，決策者在實施改革的過程中，必須爭取最大的公約數，讓更多的人支援改革，讓改革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讓改革成為公眾的普遍行動。

　　參與改革是對公眾而言的。從行政主導的改革到全民主導的改革，這是一個歷史的巨變，它要求全體居民都必須參與其中，成為改革源源不斷的動力。參與改革不僅僅是指分享改革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強調公民參與改革的決策以及決策的實施。

　　主持人：理解改革主要針對的是政策執行者，而支援改革、參與改革是否意味著公眾必須無條件服從支援政府的工作？

　　喬新生：支援改革不是要求公民放棄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唯政府馬首是瞻。支援改革首先要充分發揮公民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為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建言獻策。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決策者應當廣納善言，集思廣益，通過深入的討論廣泛達成共識，通過良性的互動形成支援改革的強大動力。

　　參與改革的形式多種多樣。公民通過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選出各級領導幹部，是參與改革的具體表現；公眾監督政府的工作，也是參與改革的具體表現。參與改革不是要求公民配合政府的工作，參與改革也不是要求公民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參與改革就是要求公民遵紀守法，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義務。參與改革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各個階層恪盡職守，立足本職工作，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改革作出貢獻。

　　轉變政府職能，支援公眾參與改革

　　主持人：公眾參與改革，政府在職能定位和改革理念上需做哪些改變？

　　喬新生：支援公眾參與改革，政府必須千方百計地拓寬公民參政議政的渠道，必須堅持社區自治的原則，必須讓公眾在改革的過程中産生歸屬感和信賴感。當前我國改革中出現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歸結起來就在於，政策執行者缺乏對公眾參與權利的尊重，不願與公眾建立密切的聯繫，把公眾當作被改革的對象，而不是推進改革的主體。

　　支援公眾參與改革，首先要打破傳統的思想藩籬，要讓公眾真切地意識到，改革是全體人民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公眾的福利，只有公眾的普遍參與，改革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燕繼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一般認為，以往中國政府更多地扮演全能主義“家長”角色，其管理具有管制主義、命令主義、包辦主義的明顯特徵。這樣的模式如果在民智不開、民願不強、民力不足的時代還有應用成效，但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時代，由於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自主能力的提高，民間能量的積聚，不僅管理效應遞減，而且還有增加社會成本、阻礙社會發展的諸多弊端。

　　主持人：政府的哪些職能需要更新？工作重點應放在哪？

　　燕繼榮：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將政府主要從事發佈禁令、行政審批、親力親為等職能，轉變為主要提供法治秩序、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職能。政府應該明確為誰幹，幹什麼，怎麼幹。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關政府角色的最大共識是監護人、管理人、保障人。也就是説，政府應該做好這三項工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務，做好社會福利和保障。但是，反觀現實，在有些地方，最該幹的事情，沒有認真幹好；不該幹的事情，倒是比較用心。怎麼從根本上摒棄全能主義理念，杜絕政府的自我謀利行為，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問題。

　　改革必須協同推進，不能各自為政

　　主持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面臨哪些問題？具體有哪些推進方式？

　　鄭必堅：從現實情況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以往更為敏感和複雜，任務更加艱巨而繁重。36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逐步深化，破解了許多影響和制約發展的重大難題，但還有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不僅如此，隨著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變化，我國發展又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老問題新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國際因素相互影響，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外艱巨，需要攻克的是體制機制上的一系列痼疾。中央提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就是對改革所處時代背景和現實條件的一個形象而又準確的重大判斷。基於這一判斷，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都特別提醒全黨，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和勇氣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從推進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現階段，隨著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融匯不斷深化，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影響到其他領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領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後、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須統籌兼顧、協同推進，而不能各自為政、畸輕畸重。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進，發生化學反應，産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應。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未有過的重大舉措。

　　下大功夫了解基層和群眾對改革的有益探索

　　主持人：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難度加大了。進一步推進改革，需要怎樣的速度，如何把握改革的積極與穩妥？

　　陶文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集中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是一個科學的改革綱領，是推進具體改革的指南。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各項改革舉措，不要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不要不明就裏、大而化之。要研究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要認真執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還沒弄明白就盲目推進。要下大功夫了解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層和群眾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當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有風險，在未知領域進行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準確理解、大膽探索和避免失誤要統籌考慮。

　　改革要積極穩妥，只講穩妥不講積極不行。改革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不能一講逐步，就無限期拖延；一講穩妥，就停滯不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穩中求進是工作的總基調。這次決定中重要改革用了很多“逐步”二字，諸如財稅體制改革要“逐步”到位；部分社會保障、中央和地方“逐步”理順事權關係；“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教育上“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等等。改革要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向前走，積跬步致千里。

　　無論是改革還是發展，都得抓住機遇。當前就是要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要完成改革的軍令狀，等不起，拖不起。改革要慎重，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什麼也不敢幹、不敢試，要繼續鼓勵大膽試驗、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主持人：張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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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人民性理論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鄒東濤：毛澤東曾説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中國共産黨自成立那天起，就公開宣稱了它的人民性，並以解放人民為根本宗旨。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産黨的堅實社會基礎，中國共産黨來自人民，也一切為了人民。改革也是一樣。共産黨人發起和領導改革，也是為了人民，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參與和推進的。這種人民性表現在改革不是某一政黨、某一群體的事情，而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偉大事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某一個政黨、某一個群體的利益，而是為了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改革為了人民，就必須從民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習近平總書記説過：“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讓全社會感受到改革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改革要逐步將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一定要以改革為主，不能依賴宏觀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採用，一般情況要避免採用。宏觀調控絕不是萬能的，更不能夠替代改革。政府不在於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範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

　　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改革都要逐步將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進入創新的高潮、創業的高潮，這就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形成具有建設意義的超越性思維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結束，現在是新的30年的開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形成具有建設意義的超越性思維，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這次改革已經歷時36年，已經經歷了兩代人。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改革這個理念時，是有一個隱含的價值目標的，這就是效率。這些年改革的實踐中，充分踐行了這樣一個目標。

　　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的理念至少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有明確的價值目標，而且這個目標能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第二，這個理念是建設性的，既可以解決中國社會的實質性問題，又可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第三，有巨大的潛力，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第四，社會有廣泛共識，可以避免分歧等，從而將阻力縮小到最低的限度。

　　行政體制改革聯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通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在後端，可以帶動經濟體制進入關鍵領域，如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都離不開行政改革的推進，甚至取決於政府自身改革的程度和力度。而前端則促進政治要素改革，如反腐敗的深入，司法公平、從嚴治黨、轉變作風等，同樣也離不開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

　　所以説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要啃硬骨頭，不僅僅指經濟領域，也包括行政領域；我們要準備付出改革的成本，改革沒有坦途，也不僅僅指經濟層面，也包括行政層面乃至政治層面。

　　制度是一根鏈條，改革可選一個環節著手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室主任張明澍：中國人希望通過政治“揚善”，而西方人是想通過政治來“抑惡”，這兩種觀念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政府角色期望。比如西方政治文化希望政府做“看門狗”、“守夜人”，希望政府少干預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但中國不一樣，中國人什麼事情都希望政府來領導，而政府也一直習慣於領導和關心很多個人或者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時代，梳大背頭、穿小褲腳，都不允許。我覺得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中國人想通過政治實現一種“善”，想把事情安排得更好。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的群體，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現實，不需要回避。在現行體制下，普通群眾或是知識精英，都沒有力量去衝破這些既得利益。我們都希望決策層拿出決心來，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縛，堅決地同時又是和風細雨地推進改革，逐步解決擺在大家眼前的問題。這樣是對這個社會每個成員都有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