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一線報告：回不去的鄉村 扎不下根的城

　　又一個春節過去了，出門在外的遊子們再一次丈量了回家的距離。

　　在歸心似箭之後，有一種莫名的複雜情愫在歸程泛起——滿心歡喜，又略帶失落和陌生。

　　在一些地方，推土機在狂飆突進，兒時的山水風貌，連同記憶一起，被機器碾壓填埋，取而代之的是樓房、電站、工廠和馬路。回家的時間在變短、道路在變寬，家的感覺卻離得越來越遠。

　　斗轉星移中，鄉愁在物是人非的現實面前，漸漸模糊。新人新事撲面而來，讓我們猝不及防，卻又急於找尋，那些望得見的山、看得見的水、記得住的鄉愁。

　　這是去年中央城鎮化會議中的表述，略帶詩意的同時給出了一個美好的願景，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生態上改善生活條件。

　　可以預見，新一輪城鎮化開啟了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引擎。這將直接影響2億人的生活，也將間接影響中國13億人口的未來。

　　當然，你，還有你們，都不例外。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大幕拉開的當下，如何實現從土地到人的城鎮化轉變，成為了決策部門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也被公認為政策成敗的關鍵點。

　　我們從微觀個體的一個個“人”出發，沿著社會內核深處的流動軌跡，追蹤這個變遷時代裏暗含的發展機理和邏輯，為城鎮化建設提供原味料。

　　這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鄉情懷，也是當下新型城鎮化的一份鮮活報告。

　　泉林鎮就地城鎮化的近憂遠慮：配套落後縣城樓市吸金

　　每經記者 彭斐 山東濟寧攝影報道

　　對於城鎮化，金焜 （化名）多少有些糾結。

　　作為自小在城鎮長大的普通居民，金焜首先想到的，是農民從老舊的平房，搬進新建的樓房；而作為一名曾經的村鎮建設幹部，在金焜眼中，城鎮化則是就地、就近建設社區，並轉變農民的身份。

　　這兩種不同的身份，讓金焜有著截然相反的 “欣喜”與“憂愁”。喜在眼前，城鎮化中農民住進好房子；憂亦不遙遠，新社區的建設與配套並不協調。

　　然而不管怎樣，城鎮化已在路上，金焜所在的泉林鎮如此，泉林鎮所在的泗水縣如此，泗水縣所在的濟寧市如此，放眼全國，亦是如此。

　　每年提高3個百分點以上，到2017年城鎮化水準力爭達到60%以上，5年內趕上全省平均水準……2013年5月，《大眾日報》在報道濟寧市城鎮化工作會議時列出了上述數據，而按照濟寧“十二五”規劃，確保城鎮化水準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以上。

　　儘管城鎮化目標在調整，城鎮化帶來的“欣喜”與“憂愁”仍然存在。

　　基層幹部眼中的新城鎮化

　　站在辦公室窗前，金焜的目光越過皚皚白雪，最終落在了馬路對面的“泉林新城”社區。

　　與周邊低矮的平房相比，一期11棟樓房的規模，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典範社區”的定位，讓這個社區鶴立雞群一般顯眼。

　　在當地政府的資訊中，“泉林新城”有另外一個名字——“泉鄉社區”。建成後，這裡將是該鎮荀家嶺村317戶農戶的回遷區。

　　自2006年開始到鎮裏“村鎮辦”上班，在隨後近8年中，包含拆遷、徵地等流程的“城鎮化”推進，是金焜和其他幾位同事的主要工作。

　　儘管如今金焜工作崗位有所變動，但看著窗外已見雛形的社區，他話語間難掩近8年工作的滿意，並多次反問記者：“誰不願意住進好房子？”

　　2010年4月22日，作為泉林鎮第一個農村社區項目，雷澤湖社區項目舉行開工奠基儀式，項目規劃涉及臨湖等6個村莊，居住人口將達6000余人。

　　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雷澤湖項目可以看做是鎮裏推進城鎮化的一塊試金石，而後才有了鎮政府對面的“泉林新城”。

　　事實上，在大力實施“城鎮化追趕戰略”的濟寧市，金焜所在的泉林鎮不過是一個縮影，而他亦只是眾多“村鎮建設”幹部中的一員。

　　公開資料顯示，作為所在縣僅有的兩個中心鎮之一，泉林鎮人口規模7.13萬，鎮區人口2.95萬人，城鎮化率高於全縣平均水準。

　　濟寧市“十二五”規劃顯示，確保城鎮化水準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以上。而橫穿泉林鎮的327國道沿線，就分佈著該市城鎮化建設的多個關鍵節點。

　　在當地一位房地産人士看來，城鎮化的推進亟須産業支援，否則無法形成人口聚集效應，將導致城鎮化所建房屋難以消化。

　　金焜提到，泉林鎮的附件加工全國聞名，“市場上每10件産品就有我們企業生産的3到4件”。

　　中國機床商務網2012年的資訊顯示，2012年，泉林鎮所屬附件加工企業有86家，近5年從業人員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從業農民增加收入5000萬元。

　　在金焜看來，新型城鎮化的“新”，是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張、空間擴張，調整為更加突出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的內涵，進而爭取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在網路帖吧中，有外出務工人員不時詢問“泉林新城”房價，並表達在當地安家的意願。

　　近憂：資金待解

　　《濟寧日報》日前關於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報道中，把城鎮化比作未來10年發展的金礦。

　　而在2013年2月，時任濟寧市住建委主任柳景武也曾表示，“濟寧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1~1.5個百分點，新增投資140億元，新增地方財政收入11億元。”

　　在金焜看來，這或許只是先畫一張餅，在得到這張餅之前，更重要的是解決城鎮化社區建設中，讓樓房得以矗立的“烙餅的麵粉”。

　　以“泉林新城”為例，該項目規劃用地面積207畝，總建築用地面積為178.95畝，總建築面積14.22萬平方米。

　　泉林鎮政府網站2013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及，泉鄉社區一期工程11幢住宅樓全部封頂，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和外墻施工。

　　值得注意的是，泉鄉社區總投資2億元。對於該項目的資金來源，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因為是保障性住房，項目採取招投標，開發商肯定具備實力。

　　該項目的開發商、山東雷澤實業有限公司人士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已完成投資三四千萬元。”

　　泗水縣委書記范宇新的講話資料顯示，2013年3月份，（濟寧）市委市政府決定從2013年到2015年，每年拿出3.5億元作為城鎮化發展專項資金。

　　不過，在前述房産人士看來，從全市的角度看，3.5億元規模有限，且濟寧在城鎮化推進中，也會有對中心城鎮建設的側重。

　　泉林鎮所屬的泗水縣政府辦公室2011年7月發文稱，2010年開工14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項目，規劃建設住宅樓348棟5773戶。

　　而在2012年7月份，在對“濟寧市加快推進城鎮化工作會議”的報道中，濟寧新聞網提到，近年來，濟寧市大力實施“城鎮化追趕戰略”，城市建設有了長足發展，中心城區框架進一步拉開，組群城市加速融合發展，縣城和小城鎮建設規模形象有了明顯提升。

　　濟寧市建設資訊網相關資訊則顯示，濟寧市縣域經濟整體實力不強導致的城鎮化發展不平衡問題越來越突出，用地、融資和工程建設、城市管理等環節還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矛盾和瓶頸。

　　在建設資金問題上，金焜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承，在財力上，政府確實有限，更多還是寄望于社會多元化資金渠道。

　　2013年3月，范宇新在公開講話中提到，“要進一步規範完善投融資平臺，加大市場化融資力度，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吸引私人資本、社會資本、境外資本投資參與城鎮建設和運營。”

　　在與《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通話中，針對是否存在資金困難的提問，上述開發商人士表示，“目前各行各業的資金都不好找”。

　　一位接近當地政府的商界人士稱，“政府財力有限，真正有實力的開發企業不多，而從收益率上，在商品房與經濟類住房之間，企業更傾向於前者。”

　　遠慮：配套難題

　　提及商品房，金焜的眉宇間掠過一絲欣喜。欣喜的由頭，來自4年前他在縣城所做的一筆投資。

　　2010年，他在縣城購置房産的價格不足2000元/平方米，如今房價普遍漲到了3500元/平方米上下，地段好的房源更有“奔5”的架勢。

　　對於辦公室對面的泉林新城，金焜對其房價的預測在16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家就在附近，但他更情願以後在20公里以外的縣城居住。

　　在金焜看來，城鎮化再怎麼推進，縣城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優勢，是新型社區在短期內無法超越的。

　　《濟寧日報》在近期報道中提到，全市80%以上的新增基礎設施集中在中心城區和縣城，農村商業服務、文化娛樂、醫療衛生設施比較缺乏；縣域之間城鎮化水準差距較大，除幾個區域城鎮化水準較高外，其餘縣基本在30%左右；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功能缺失，綜合建設水準亟待提升。

　　此外，在濟寧市今年“兩會”前進行了詳細調研的代表和委員們認為，當前該市一些地方發展方式粗放，“人口城鎮化”建設速度嚴重滯後於“土地城鎮化”建設速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並著力加以解決。

　　在金焜看來，“人口城鎮化”並不只是戶籍、住房等方面的轉變，中心縣城居民所享受的軟體配套，在城鎮化中更為重要，也更難實現。

　　在今年濟寧“兩會”期間，有下屬區縣的代表建議，拓寬住房保障渠道，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加強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服務，推動城鎮人口社會保障全覆蓋。

　　在金焜看來，正是對於上述多項“軟體”的追求，與他年齡相倣的人還是願意將購房的目光放在20公里以外的泗水縣城。

　　隨著縣城購房者的增多，金焜4年前不足20萬元投入，如今價值翻番已是“手拿把攥”。不過，資金的“外流”，卻給泉林鎮的産業帶來了新的考驗。

　　2月6日，縣城通往泉林的縣鄉公交上，從事機床附件加工的3位個體老闆不時抱怨著産品品質的下降，以及人才流動帶來的煩惱。

　　對此，金焜認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發動機，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加速器，“沒有産業支撐的新型城鎮，缺失活力和競爭力”。

　　有當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要堅持産城一體，以産業興城鎮，以城鎮促産業，帶動發展新興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集聚城市人氣，力避城市大框架下的産業“空心化”現象。

　　L村經濟開發區的試錯尷尬：政策加碼 仍缺企業入駐

　　每經記者 韓冰 山東攝影報道

　　山東西南部的這座小縣城，雖地處東部經濟帶，但由於缺乏特色資源和優勢支柱産業，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小城裏的年輕人陸續外出求學和工作，大部分聚集在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路小北（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個。自2006年考上蘇州的一所大學後，路小北只在每年春節才回家一次。

　　從這裡走出去的本科學歷以上的畢業生很少回城就業。回來的青年主要有兩條擇業道路：一是進入縣城的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另一個選擇便是從商做生意。也有少數會選擇當地的私企。

　　今年春節，路小北回城後發現，小城的商業氣息日漸濃厚。以前在大中城市見到的大型商場、超市、影院、連鎖酒店，不知何時已經佔據了縣城的繁華地帶。各種服裝店、餐飲店、便利店，集聚在縣城的交通幹道、商業街上。

　　路小北的家並不在縣城的核心位置。用他的話説，他的家鄉L村，是“城鎮裏的村莊”。

　　路小北的家在城郊。以前，這裡是成片的農田。如今，村裏的耕田全部被徵用，村莊被嶄新的樓盤和氣派的廠房包圍著。當地人説，這裡是縣政府規劃建設中的新城區，也叫“經濟開發區”。

　　新城區有寬闊的街道、高大的樓房、美麗的公園，但因尚未完全建成，所以並未有太多人遷入，更多的人還是居住在老城區。

　　和許多縣城一樣，由於人口眾多和城市發展雙重壓力，老城區裏，上世紀90年代還清澈見底的護城河，早已成了堆積垃圾的死水。

　　當地官員説，經濟開發區已經有不少企業入駐，但也有很多廠房被擱置，“由於沒有特色資源和優勢産業，所謂的經濟開發區並沒能很好盤活。當地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做了很多嘗試，也走了不少彎路，如今縣財政也基本被掏空了”。

　　城郊村莊的徵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這塊土地上，6歲被送進鄰村的楊莊小學唸書。在他的記憶裏，自己的母校是兩排破舊的平房。如今，楊莊小學還在，只是完全變了模樣，兩排平房也被齊刷刷的樓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學校很漂亮，可是在這裡，再也找不到任何與我有關的記憶”。

　　上世紀90年代，村莊周圍都是農田。孩子們常在田間的小溪裏戲水。相比遠郊村莊，城郊農民的每人平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説，當時L村的每人平均耕地是半畝，農活相對較輕鬆，村民便利用閒暇時間做起了“副業”。

　　當時，路小北的爺爺是縣城一家化肥廠的廠長，小北的父母和村裏的一些年輕人，也都進入化肥廠做起了工人。

　　後來化肥廠倒閉，村裏人又開始尋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鎮上做起了服裝生意，還有一些人則在村子裏搞起了養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裏租了幾間房子，開辦了養雞場。最開始養了1000隻雞，後來養雞場逐步擴大，飼養雞數最多時達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著勤勞致富賺了一筆錢，大概在2003年的時候租賃了一個養殖廠，但沒過多久趕上“禽流感”，養殖廠賠了錢，便搬了出來，在村子裏又重新蓋起了養雞場。

　　彼時，村裏的很多人開始在農閒時節承接一些工藝品製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藝品廠，村民在自家手工製作工藝品，工藝品廠負責到府收購。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勞動，彌補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間，村民聽聞外來企業要在L村建紡織廠。果然，沒過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當地政府以“一畝地補償1000斤小麥”的價格租賃了。自此，L村的農民成為了不種地的農民。

　　沒了耕地的農民開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營生。除外出務工，有人做著服裝、電器生意，也有人開起了超市，還有一些人選擇到附近的工廠就業。

　　2012年，政府擴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養雞場也被徵用了。路小北説，父母已經年近50歲，除了做養殖，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於是又在距離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個養雞場，但由於多次搬遷，前些年的積蓄也基本被耗盡了。

　　如今，經濟開發區建設帶動了L村周圍的商業發展。村裏人開始在附近的售樓處、超市、商場尋找工作，每月賺取1000~2000元。

　　被徵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廠房，有的建起了樓盤。當地人卻説，這些新建的樓盤銷售情況並不好。

　　L村四週已經被開發殆盡。路小北説，接下來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將要被拆遷的消息早已在L村傳開，村民開始在村裏“大興土木”，以往不算擁擠的村莊在很短時間內，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滿，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將在未來的某一天，集體搬進光鮮亮堂的樓房。

　　經濟開發區步履維艱

　　路小北騎著自家的電動車在經濟開發區轉悠。電動車是這裡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鎮還是農村，縣城裏幾乎各家各戶都必有一輛。

　　經濟開發區很大，路小北花了將近20分鐘才繞完一圈。與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業樓盤相比，開發區內的工廠幾年來變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這裡的企業大多是紡織、食品加工等製造業企業。雖企業陸續入駐，但園區並不像縣政府最初預想的那麼熱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廠並未真正運營起來。

　　其中一家造紙廠5年前就開始投入建設，直到現在還未見效。當地人説，這家工廠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術不到位，生産不出合格的紙箱。

　　由於缺乏産業支撐，當地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土地買賣。當地政府對於入駐企業給予了很多政策照顧。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老闆説，政府對入駐企業前3年免稅，儘管如此，外地的企業依舊很難招進來，“以前，外省企業入駐才叫‘招商引資’，現在本市其他縣的企業也可以進駐。更有甚者，本縣的一些企業如今也開始進入經濟開發區”。

　　這位老闆説，也有一些企業來這裡避稅3年就走了。對此説法，記者未從權威渠道獲得證實。

　　當地官員説，前些年上級部門搞項目評比，為了迎接上級檢查，縣城曾經連夜拆掉不少建築物，所涉及的拆遷款也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支出。

　　當然，這個不算富裕的小縣城，人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並不大。工薪階層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區房屋均價多為2000元~3000元/平方米，舊城區新房的價格最高也未超過4000元/平方米。這裡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擁有房屋資産，所以，房價對他們來説，並不算太大的負擔。並且，經過近年來的拆遷補償，現在不少家庭擁有兩套以上的房産。

　　新生代青年陸續在經濟開發區購置房屋，跑動在新城與舊城之間的私家車也日漸增多。但由於縣城未能形成産業集群，每年全縣還是會有近1/3的居民外出務工，高學歷青年也不願回城就業，大量的房屋被閒置。

　　城鎮化大背景下，這個傳統農業大縣的城郊村莊，正在越來越多地被高樓大廈和外來工廠包圍。而這被炒得熱熱鬧鬧的經濟開發區，卻是步履維艱。

　　被荒蕪了的土地，怎樣才能重新長出莊稼？轟轟烈烈建設的經濟開發區，如何寬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樣，故鄉已經不會再變回自己童年時的模樣。

　　東華村青年的城鄉之困：回不去的鄉村 扎不下根的城

　　每經記者 彭小東 發自浙江衢州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雖然不冷，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志偉還是習慣性地將雙手插褲袋裏。每走幾步，他會甩一甩頭髮——20歲的他認為，這樣會顯得酷一些。

　　“你們可能不知道，現在這個髮型在城裏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對幾位在本地打工的兒時玩伴説，杭州的下沙區有很多美女大學生，“我要是大學生該有多好”。

　　在城鎮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偉從小在爺爺奶奶的懷抱中長大。像志偉一樣，中國農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讀到初中，甚至更早輟學。

　　隨後，他們或者又讀兩年職業學校，或者直接進入城市打拼。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農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偉一樣進入了美發行業。通過面對面交流，《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他們選擇做美發，除了可以“學一門手藝”，還因為美發在他們心目中是時尚和潮流的代名詞。

　　但是，現實的困境在於，他們依舊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始終覺得自己是斑馬線上的過客；他們大多也不願再回到農村，“因為回去沒事做”。

　　紮根城市的“門檻”

　　志偉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後溪鎮東華村，當地因有一座始建於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氣。

　　平日裏，這座小山村異常靜謐，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紀大的則在家務農。只有到了春節，青年們才像候鳥一樣回到鄉村，使這裡重新熱鬧起來。

　　春節期間，在農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誰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資不再是諱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們回鄉時都會儘量表現得體面一些。過年前幾天，志偉特意買了當地最貴的香煙，不遠處有熟人走來，他便會遞上一根，問聲好。

　　隨後的話題多半是他下班後在杭州的見聞。他會提到杭州西湖、傳媒學院的大學生，還有最流行的髮型。不過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現在工作的詳情。

　　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允諾不透露其真實姓名的情況下，他和盤托出。仿佛找到了一個宣泄口，他張口就指責老闆的精明與摳門。

　　“以前是兩塊錢，現在是一塊錢。”志偉説，他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為顧客洗頭，長達13個小時的工作中，最多只能為50多個顧客洗頭。也就是説，他每天能獲得50多元的報酬。“我每發兩根煙，就要洗一個頭啊。”志偉有點黯然。

　　他曾在衢州當地的一個小城鎮學習美發，當時感覺在小地方“沒花頭”，所以選擇去杭州闖一闖。到了杭州下沙，初中還未畢業的他發現，經常會有大學生來店裏做頭髮。

　　“他們跟我差不多大。”結識了幾個大學生的志偉説，“感覺大學很好玩”。他甚至在QQ簽名上寫著，“大學才是戀愛的天堂、交友的平臺”。

　　在他還是一名初中生的時候，與很多小夥伴一樣騎著單車上學，不過他不帶書包，被當地村民調侃為“上班族”。

　　這些“上班族”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在當地城鎮化的潮流中離開農村前往城市打工。作為留守兒童，他們從小由爺爺奶奶照顧。人民網在2011年5月進行的一項關於“全國留守兒童的學習狀況”調查顯示，農村學生中，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要比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低一些。

　　“我現在沒有什麼後不後悔的，反正當時不想讀書。”志偉説，他目前很看好美發行業，他認為做頭髮是一種潮流。談及更長遠的規劃，他覺得自己在杭州紮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價會是最明顯的羈絆。

　　當地受過大學教育的呂建成也對記者坦言紮根城市的不易。他説，房價、物價，甚至未來丈母娘都會是門檻。

　　回不去的鄉村

　　儘管紮根城市艱辛，目前在浙江桐廬工作的呂建成還是有去大城市闖一闖的想法。“剛畢業的時候雄心壯志，現在在桐廬待了一年半，感覺連動的勇氣都沒有了。”他自嘲説，自己再不動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偉還是呂建成，出身農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離開農村，融入充滿更多可能與機會的城市。志偉説，他不想回到農村，“因為在家不知道做什麼”。

　　作為男孩，志偉還可以像父輩一樣選擇務農，可是近年來務農的成本與收入倒挂，使青年們望而卻步。

　　在東華村，村民們除了種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不過從新世紀開始，橘農的眉宇從未舒展過，因為在農藥、化肥價格高企的同時，橘子的售價卻幾乎15年未變。

　　橘子沒有人收是當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虧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賣不出去的年份，當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將橘子剝成橘皮與橘肉，能賣一點是一點。

　　這在15年前是難以想像的。當時在春節前，就會有各地經銷商到府收購橘子，因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會外出打工。

　　如今，當地的橘林已經日漸衰敗，一些外出務工的村民已經不給橘樹施肥、打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枝頭的橘子無人採摘，熟透了的則掉了一地。

　　“回去更掙不了錢。”志偉説，他現在月薪雖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會越來越好。最近，他剛得到老闆的許可，可以給顧客染發了，提成是6%。

　　在他眼裏，美發不是一項簡單的謀生手段，還是一種時尚。他告訴記者，每當看到顧客的頭髮變得更“炫”後，內心的自豪感會油然而生。

　　與志偉類似，從事家電銷售的呂建成也從未考慮回東華村，“我已經回不去了”，“生活習慣和環境，已經融不進去，而且回去也沒有能力謀生。”呂建成説。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幾年前生豬行情好的時候，當地有不少青年選擇生豬養殖作為創業項目，政府部門也給予相應補貼，但近年來生豬價格波動很大，而且突如其來的疫情往往會讓資金不夠雄厚的創業者一蹶不振。

　　出於經濟收入及風險的考量，大部分農村青年還是選擇去城市，儘管覺得自己只是斑馬線上的過客。

　　解決困境的路徑

　　春節回家過年，很多農村青年都會感嘆，村子變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農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農村垃圾已經讓昔日小橋流水的美景不復存在。

　　儘管每個村都設有垃圾箱，並有保潔人員負責運送垃圾。不過，據當地村民透露，保潔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頻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舉行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鄉愁裏的中國》作者葉一劍在解讀此次城鎮化工作會議時説，心安之處是故鄉。他認為，應考慮如何將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的故鄉，在我們的城市中重建。

　　對於像志偉這樣的農村青年來説，更重要的則是告別現今“回不去的故鄉，進不去的城”的尷尬處境。單從數據上看，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鎮化”遠大於“人的城鎮化”。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新華社報道説，去年9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邀請兩院院士及有關專家，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並與他們座談。不少院士認為，近些年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城鎮化率虛高，1億多農民工進城後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務，只能算是“半城鎮化”。

　　除了進城必須面臨買房壓力，回鄉又收入倒挂外，農村青年還因城鄉戶籍割裂等問題而迷茫。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卻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徑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7億人中，有大約2.2億人仍然持有的是農村戶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經濟日報》採訪時曾説，“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鎮戶籍人口所能夠享受到的市民權利和公共服務”。

　　志偉説，他其實沒有想這麼多，也不懂，現在只想快點學好技術。

　　房子，房子：一個華北縣城的“丈母娘經濟”

　　每經記者 孫衛濤 河北南和縣攝影報道

　　南和縣，一個位於華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縣城。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南和縣周邊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進城，讓這座人口超30萬的小縣城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條條寬敞的馬路鋪開，一排排高樓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鄉時發現，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讓當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時，也讓不少人為此煩惱起來。

　　林偉的婚房煩惱

　　1993年出生的林偉，初中畢業就開始外出打工，北京、無錫、武漢等城市都去過，愛上網，喜歡打遊戲，也是一個典型的“90後”。

　　他所在的村子位於南和縣約7公里處，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支柱，一年種兩季收兩季，主要農作物是麥子和玉米，間或種一些棉花、大豆和花生等經濟作物。

　　林偉過完2014年這個春節，就滿21周歲了，下一年就到了法定的適婚年齡。按照當地習俗，家裏人在今年春節就應該請媒婆給他物色結婚的對象。但是，今年春節林偉家裏卻為此事犯了難——因為林偉結婚的新房還沒有著落。

　　無論是在城市裏，還是在農村，結婚新房都是大事。林偉家裏兄弟姐妹4個，一個姐姐兩個哥哥都已經成家立業，但是家裏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林偉要結婚，顯然家裏的房子不夠住。

　　按照當地前幾年的習俗，男方的孩子在適婚年齡之前，家裏往往會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先蓋上一座兩層的樓房當做新房。因為一般女方在和男方結婚之前都會提出要一套新宅院作為結婚的首要條件。

　　林偉家裏早在10年前就買了鄰居一塊三分大的宅基地為其修建結婚新房所用。2013年秋末冬初，林偉的母親正準備自建房屋時，因霧霾引發的連鎖反應打亂了家裏的計劃。

　　由於霧霾嚴重，2013年河北省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被要求停業整頓，這導致村子周邊的磚窯廠停工，而蓋房所需要的磚瓦一夜間奇貨可居，價格水漲船高。

　　“現在村裏蓋房也不便宜了。”林偉母親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算了一筆賬，2013年270元左右就可以買到1000塊紅磚，現在漲到了350元，而且鋼筋、水泥、預製板這些材料價格都在上漲。2012年，同樣自建一套房屋可能需要花費15萬元，但今年要多花幾萬元。

　　“丈母娘經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許多農村人開始在南和縣城購房置業。與此同時，女方的家庭對男方的要求也水漲船高。

　　林偉母親説，現在村子裏説媒，女方一開口就是城裏有套樓房，家裏還要有一輛轎車，家裏要是沒房沒車，媒人都不願意進家門。

　　林偉家裏陷入兩難抉擇，是在城裏買房還是家裏自建蓋房？其實關於這一問題，在2013年林偉的家裏人已經討論了幾次，但始終沒達成一致意見。

　　今年春節，村裏不少新談成的結婚對象幾乎都在縣城買了房，甚至買了轎車。如果自家沒有一輛轎車，都不好意思去相親。

　　林偉母親説，村子前邊那條街的居民2013年購置了不下四五輛轎車，都是給孩子結婚準備的，車價從幾萬元的自主品牌到十幾萬元的合資品牌，有時候出村短短幾百米的路都因車多堵起來。

　　“這兩年風俗賴得不行（不好的意思）。”一説起這些事情，林偉的母親就感嘆，現在的社會變得太現實，以前的傳統已經變了味道。

　　林偉母親的表述，與之前的熱詞“丈母娘經濟”類似。“丈母娘經濟”通常的解釋是，男方沒房子的話，丈母娘一般不把女兒嫁出去，男方要娶女方必須滿足丈母娘的首要條件——購買房産，進而帶動房地産經濟。

　　2009年，林偉親戚在縣城買房的時候，房價還不到2000元/平方米，一套130平方米的大三居也就20多萬元，而現在新開樓盤已漲到3500元/平方米，短短幾年房價上漲了70%以上。

　　雖然房價大幅上漲，但房源還是供不應求。林偉的一個親戚説，一個未開售的樓盤要求購房者須花費5萬元佔號，而且現在不定房價，等到開盤再定，就這樣，也有好多人都搶著去佔號。

　　林偉母親算了一筆賬，如果去縣城買房，全款肯定是拿不出的，必須到銀行按揭。按照現在的房價，買個大三居需要40多萬元，首付加上簡裝也得20萬元，再加上結婚的彩禮，置辦傢具，結完婚起碼要花費30多萬元。這一數字對於以種地和打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林偉來説，好比泰山壓頂。

　　林偉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在外地打工，每月的收入也不過2000多元不到3000元，除去吃飯抽煙的開支，每個月就剩1500~2000元，這些錢僅夠還房貸。如果要個孩子，更不要提老人生病住院，這生活簡直無法想像。而家裏的幾畝地一年也就收入幾千不到萬元。

　　即便如此，林偉母親説，如果女方非要有房有車才結婚，那只能咬牙接受，“總不能因為房子，讓孩子討不到媳婦吧？”

　　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

　　過年，農村的年味是最濃的。農村家庭一般人口多，孩子多，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團聚，一大家人在家裏吃頓團圓飯，説説笑笑，熱鬧的氛圍是城裏給不了的溫暖。但是一般過完初五，農村就開始冷清下來，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村裏剩下的多數是兒童和老人。

　　“其實去南和縣城買房還有一個考慮就是老人和孩子，以後有了孩子上學方便，老人年紀大了，去縣城住個有暖氣的樓房也舒服。”林偉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説，“我贊成買房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為孩子和老人著想。”

　　事實上，並不只有林偉這樣想，林偉的鄰居早已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林偉的好多鄰居都是老人或妻子一人在家帶孩子。但是如今村子裏早已沒有學校，好的教育資源大多集中到南和縣城。離縣城近的居民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學，離得遠的不僅接送孩子麻煩，而且北方的冬天天冷路滑，容易出事故。

　　於是，為了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許多人開始在縣城買房。有些買不起房的人，也要在縣城裏租房子讓孩子上學方便。“家裏都是一個孩子，寧可大人辛苦點也不能讓孩子受罪。”林偉以及鄰居多是這樣的想法。

　　目前，林偉的鄰居就有不少人帶著孩子居住在縣城，村裏的房子十天半月不會回來住一次，即使回來，也多半是為了地裏的農活。

　　林偉母親説，在南和縣城，一套兩居毛坯房租住一年要5000多元，物業費、水電費、暖氣費還要自理，而一套三居家電齊全一年則要8000多元，價格不菲。

　　要知道，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到手的工資也不過就5萬~6萬元。生活壓力之大讓外出打工的人也不敢懈怠。

　　雖然這兩年南和縣大力發展工業，也吸引了如燕京啤酒、金沙河麵粉這樣的企業在當地開設工廠，但是相對於一二線城市來説，工資待遇還是比較低。因此這些人多數還是選擇外出打工。於是，城裏買的房子除了老人和小孩住之外，也有不少閒置下來。

　　德安縣的城鄉一體化試驗：離土不離鄉到鎮上就業

　　每經記者 金微 江西德安攝影報道

　　坐上從北京到江西的直達列車，不到11小時便可到達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鐘的動車即能到德安。德安隸屬於九江，是個人口只有17萬人的贛北小縣城。

　　昌九城際列車的廣播中如此介紹德安，昌九一體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鄉。

　　在城鎮化大潮中，德安縣將鎮村聯動建設作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工作。該縣一名官員介紹，德安縣發展思路不是做大廣場，而是要做産業，鎮村聯動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縣城就業，而是可以在附近鎮上就業，以鄉鎮政府所在地進行改造，往工業新區新型城鎮化方向發展。

　　德安縣的城鎮化更多源自內生增長。春節期間，該縣隆平大道兩邊集中的縣城最高端樓盤，開盤價普遍達到每平方米4000元，購房的一大主體就是農民，他們為中國的城鎮化率貢獻了增長指標。

　　農民收入結構發生變化

　　德安縣以丘陵為主，大面積機械化種植的操作性不大，該縣主要種植糧食和棉花。德安豐林鎮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個村民小組，每人平均耕地兩畝左右。

　　當地棉農年齡主要在四五十歲以上，年輕人絕大部分在外打工。這種人口流動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變化而變化。以前棉農的收益較高，農民種棉的積極性就高。但近幾年，受棉花比較收益的影響，土地拋荒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偏遠山區開闢的農田基本荒蕪。

　　2013年七八月份，由於乾旱，當地棉花普遍性減産，每畝由往年的500多斤減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卻絲毫沒有減少。佔大頭的是種子成本，一畝田種子漲到70元，再加上化肥、農藥、除草劑、澆地等，一畝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國家對棉農的補貼是每畝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購價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畝産計算，一畝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屬精耕作物，從培育、栽棉、管理再到採摘，需要耗費大量人工，近幾年人工成本卻高企。舉例來看，村裏一對夫婦承包15畝田，共收穫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開支，夫婦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縣城任意一個工廠務工人員的月工資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縣農工部新農村辦主任袁定鋒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説，傳統農業尤其是小農不賺錢，這幾年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但農民收入的其他兩項——工資性收入和財産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較快，主要是城市就業機會多，工資性收入相應提高。

　　據介紹，在縣城的農民每年每人平均純收入已破萬元，高於2013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8896元。

　　記者調查顯示，農民的收入來源也越來越複雜，除了家庭經營農業的收入，還有如城市務工或者各類手藝等收入，收入越來越依附於工業化、城鎮化及固定資産投資等，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佔比較低。

　　這與中央統計數據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顯示，當年農民收入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收入。

　　鎮村聯動統籌城鄉發展

　　在德安縣，縣城工業園區承接著大量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他們大多是農村四五十歲的婦女。

　　以大畈村為例，村裏很多婦女在縣城工業園打工，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廠、鞋廠等。其工資從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現好，在縣城工廠打工的收益可以超過務農收入。

　　與外出打工相比，一些農民更希望就近擇業，這與鄉土情結有關，留守兒童問題也讓他們外出務工有所顧慮，德安縣“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園、工業鎮模式正在安撫著農民對鄉土的眷顧。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個佔地5平方公里的工業園，招攬一些沿海企業前來投資。僅2010~2012年，該縣就實現了國內生産總值翻番，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翻番的目標。

　　近年來，江西省先後出臺的昌九一體化、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共青先導區等規劃，德安縣由於處於幾項規劃的中心地帶，迎來了機遇。

　　該縣的口號是 “聚集産業拓寬就業”，縣宣傳部提供的資料顯示，縣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縣工業園七期和5萬平方公里的豐林工業區的開發建設，通過推動系列紡織企業落戶，升級為農村群眾提供就業平臺。

　　與此同時，當地政府在工業園區建公租房、廉租房、學校等設施，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公租房。記者考察了位於寶塔鄉的楊橋新城，這裡原本是個普通村莊，現已成為超大小區，超市、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齊全，總建築面積達21萬平方米，安居房達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廠就在小區附近。官方稱“這是鎮村聯動聯出的新天地”。

　　以就業帶動城鎮化

　　德安縣2013年鎮村聯動建設發展報告顯示：基礎設施建設和産業發展是鎮村聯動的核心，基礎設施包括新區、中心村、基礎村建設等，在産業發展上，德安規劃三個重點鄉鎮為工業鄉鎮，如豐林鎮引進的美寶利項目投資1.5億元，可提供就業崗位1000余個。

　　上述官員介紹，國家層面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尚未出臺，具體還不知怎麼做。但德安作為南昌九江一體化的重要結點，首先需要做好基礎設施一體化，同時作為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先導區，該縣積極引進新型産業，這是産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

　　該官員也提到，以就業帶動城鎮化是當地主要發展思路，未來發展方向是打造工業園區，目前縣城工業園缺少勞動力至少上萬人。

　　作為一個農業縣城，在十幾年前，德安縣縣城人口只有兩三萬，現有近十萬人口住縣城，城鎮化率早在前幾年就突破50%，高於全國平均水準，進城農民成為産業工人、建築工人、家政工人等，他們成為縣城龐大的工人隊伍，也成為城鎮居民的主力軍。

　　德安縣的這種城鎮化更像是一種自發的轉移。在農村，務農收入無法提高，農民唯有“走出去”，這也是發自農民內心的選擇。相對於農村設施的落後，城市對他們極具吸引力。

　　地産商也在推波助瀾，地産廣告進村進鎮，在農村經常可以看到房地産樓盤廣告，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墻壁上，替代了過去農藥化肥摩托車廣告。在社會層面，結婚在城裏有房已成為一種默認的剛性標準。

　　城鎮化已勢不可擋，無論是農民的主動選擇還是政策趨動，抑或收入鴻溝、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強勢引力，城鎮化正在實實在在地改變著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曾在城鄉間搖擺的農民，因熟人社會的示範效應，而加速著這種進程。

　　大王廟村老劉家的新迷茫：丟了土地去城裏“享福”？

　　每經記者 鄢銀嬋 湖北監利攝影報道

　　一輛橄欖綠越野車從長江堤幹上轉了120度大轉彎後，緩緩駛入大王廟村。雖然已過立春，村子裏的樹枝卻仍乾枯著，公路邊的小河道裏堆滿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顏六色的塑膠袋，水泥路上也積攢著厚厚的灰塵，車子一過便塵土飛揚。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門口的劉誠新遠遠看著這輛車子離自己越來越近，他知道車上坐著大兒子和兒媳，雖然家裏有很多煩心事兒，他還是去迎接這兩年一次的團聚。

　　大王廟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廟村在湖北監利縣，距離省會武漢244.6公里，離荊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劉誠新是土生土長的大王廟村人。

　　大王廟村如今有近200戶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總人數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節，走在村子裏見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門緊閉的房屋。

　　“這兩年，村子裏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別墅洋樓，一個比一個豪華，但常年都沒人住。”劉誠新説，“這都是在外打工掙了大錢的，不像我們，還守著幾間平房”。

　　事實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劉誠新也掙了一些錢，不過這些錢全用在供兩個兒子上學以及治療母親的病上了。和大多數農民一樣，劉誠新大半輩子都相信只有讀書才能讓兩個兒子改變世代為農的命運。

　　1996年，大兒子考上武漢大學，成為村子裏第一個大學生；2000年，小兒子也考上了重慶大學，令劉誠新臉上頗有光彩；本科畢業後，兩個兒子又相繼讀研深造，成為村子裏少有的文化人，“那時候走在村子裏，大家都説特別羨慕我”。

　　然而這種境況並未持續太久。近五六年來，村民們相繼開始修小洋樓，劉誠新的6間黑瓦紅磚小平房在各種歐式、北美風情洋樓映襯下也顯得尤為扎眼。“我不愛住樓房，但家裏有兩個‘出人頭地’的兒子，不修洋樓會惹村民笑話。”

　　面子上撐不住的劉誠新自2012年起便同兩個兒子商量修洋樓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兒子們並不同意。“大兒子在北京的醫院工作，小兒子也在另一個直轄市，他們已經在城市裏結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裏，大王廟已經不是他們的家。”劉誠新説。

　　城市擴容讓農民變居民

　　修小洋樓，已是當下大王廟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繼回來，蓋一棟樓房，娶媳或嫁女，在家過一個春節，繼續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廟村，讓在城市裏生活了10多年的劉其亮感覺越來越陌生。農曆春節，他帶著一口普通話的媳婦在村子裏轉悠，幼時房前屋後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別致洋樓；圍繞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廢水溝，他熟悉的事物已經不多。

　　劉其亮是理解父親劉誠新修洋樓的，但和哥哥劉其忠一樣，他們都認為，對於老劉家而言，大王廟村已經不是一個選擇。

　　劉其忠的妻子老家位於湖北荊州市郊區，距離市區僅十幾公里路程，同大王廟村相比，那裏的地理區位顯然佔盡了優勢。這份優勢的直觀反映便是隨著荊州市區的不斷擴容，以及周邊工業區、開發區等系列建設規劃，劉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會被納入規劃之中，村民的房屋會因徵地得到相應的補償。

　　“我愛人他們家的親戚都在這兩年修了大房子，兩層、三層、甚至還有四層的樓房，因為徵地是根據房屋面積來折算補償金，所以有資金實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劉其忠説，當地村子裏還有一些貸款修房子的，為的就是在政策出來前搶到“入場券”。

　　劉其忠明白，城市擴容、徵地、讓農民變為城鎮居民，這是城鎮化的必經過程；不過在當地多數已進城務工多年的老百姓眼裏，土地的意義正在減弱。

　　令劉誠新頗為憂心的是，傳了好幾年的徵地直到現在還沒有動靜。“周圍有兩個村子都已經撤村建社區了，就他們那個村子還沒有動靜，你説躁人（當地方言，表示“很煩惱”）不”。

　　自家的農村土地誰來種

　　由於小兒子娶了外省媳婦，原本每年春節回家的頻率也被迫改為兩年一次。今年春節的大團圓讓劉誠新足足等了兩年，但他卻開心不起來。

　　除了房子，劉誠新還牽掛著另一個人，那就是躺在醫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長沙做環衛工人的弟弟清掃大街時被一輛小轎車撞傷，如今快兩個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劉誠新的弟弟和他一樣，半輩子都在城市裏打工，如今也快60歲了；和劉誠新不一樣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丟失了在大王廟的家，房子早已破敗不堪無法入住，妻兒也已遠走他鄉。

　　事實上，這在上億外出務工者中並非孤例，城市豐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觀、價值觀都在影響著進城農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數；而隨著年齡增長，遠離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養老問題，開始撲面而來。

　　在劉誠新看來，弟弟的車禍不過是把終究要面臨的問題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腦一直不清醒，必須要有一個人隨時看護。”劉誠新説，弟弟沒有養老保險，幾個子女在十三、十四歲時就出去打拼了，他們不會種地，對大王廟沒有多少感情，現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買了房子定居，讓他們回來看護的可能性非常低。

　　經歷了從大王廟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廟的劉誠新説，這幾年是他這輩子最迷茫的時候。今年春節，劉誠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兩個兒子的邀請，希望他和老伴丟掉土地去兒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還種不種，如果農村的土地都荒棄了，那糧食要從哪來呢？”

　　一名滁州新生代農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四年後回家

　　每經記者 查道坤 發自安徽滁州

　　從羊城廣州擠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韓飛回到家鄉小城安徽省滁州，這是他時隔兩年再次為了春節團聚回到家鄉。此前，韓飛在廣州打工並不如意，一年來沒有餘下多少錢，也就沒有回家的動力，去年春節他獨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內度過。

　　春節已過，韓飛左右搖擺，該不該南下廣州繼續打工生涯？時隔兩年，家鄉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家裏的土地已被徵用，瓦房已經變成了嶄新的樓房。離家不遠的開發區內企業猶如雨後春筍般涌出，這些企業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經過一個春節假期的內心掙扎之後，韓飛選擇留在家鄉就近擇業。

　　繼續南下還是回鄉擇業？

　　2009年，韓飛從滁州市來安縣一所高中畢業，沒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樣邁入大學校園，而是選擇南下打工，正式成為外出務工大潮中的一員。

　　經過近十個小時的長途大巴，韓飛到達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於年齡小，沒有工作經驗，學歷低，“找工作持續了一個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擊得快沒有了，那時就想立刻買一張車票回家。”韓飛説。

　　最終韓飛在其表哥的幫助下，進入深圳郊區的一家服裝廠從事流水線的工作，月工資960元，“那時只能算是學徒工，只能拿這麼少的工資，但還比較滿意，工廠提供吃住，如果加班還能多拿一些。”韓飛説。

　　隨著時間的推移，韓飛對工作的新鮮感消耗殆盡，接下來面臨的是連續加班的辛苦，僅僅8個月後，韓飛辭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隨工友來到廣州中山市，進入一家電子廠。不過，隨後韓飛並沒有穩定下來，單是2013年，韓飛換過6份工作，搬過三次家。2013年底，韓飛隨著返鄉大軍回到了久別的家鄉滁州。

　　是繼續南下，還是留在家鄉就近擇業？韓飛沉思片刻後説，“家鄉的城市變化太大了，整個滁州都不認識了。”老家來安縣城同樣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城區已經初具規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韓飛家也從當年的瓦房搬進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終，韓飛在父母的鼓勵下前去面試家附近的一家服裝企業。2月5日，韓飛致電記者稱，決定在家鄉就近擇業，“在外面的四年，我嘗到了各種辛苦，對自己也是一個歷練，現在老家發展得不錯，還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顧父母。”韓飛説。

　　外出務工者回流加速

　　事實上，韓飛只是安徽外出務工者回流家鄉的一個縮影。隨著近年來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已經有大量外出務工者選擇回到家鄉就業，就韓飛所在的來安縣，每年春節後，當地就會舉行招聘會，縣裏的眾多企業都會在這場招聘會上爭搶回鄉過春節的外出務工者。

　　除了外出務工者開始大規模回鄉就業外，韓飛所在村莊的農民在搬入新房後，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廠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們認為，隨著滁州新型城鎮化的進一步加速，外出務工者會進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鎮化率為45.1%，在安徽屬於中游水準，我們計劃在2017年達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張德新説。

　　此外，張德新還表示，目前滁州重點建設鄉鎮，每年都會採取美好鄉鎮建設，促進人口向城鎮集中，從2013年8月份開始，組織了11個月調研組對全市40多個鄉鎮城鎮化進行調研，調研的重點就是促進鄉鎮企業、鄉鎮産業快速發展。同時，2013年，滁州陸續出臺了《加快鄉鎮建設，促進鎮域經濟發展》、《加快集鎮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等四個文件，“新型城鎮化最終還是人的城鎮化，大量的農村人口集中到城鎮之後，就面臨就業的問題，這需要産業的支援，所以目前重點是發展鄉鎮産業。”

　　但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難，張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願意向城市轉移，主要還是土地和農村宅基地的問題存在，此外，村民進城的後續保障問題也面臨困難，特別是對財政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