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交房租。”面對兩個月一漲的房租，北京一家公司的員工小黃坦言吃不消，“工作是臨時的，生活是‘蟻族’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7月，全國房租已連漲42個月，房租成為許多“漂一族”的“夢魘”。一邊是租金大幅上漲，一邊是多個城市限制群租，矛盾如何解決？
“三潮”疊加：租金連連上漲，房客“壓力山大”
北京東三環一間15平方米的房間裏，擠著兩張雙層架子床，四處淩亂地擺滿了行李和小物件，這裡是小黃等4個人的“蝸居”。
七八月份是傳統租房旺季，也是今年700萬畢業生的就業季，打工潮、畢業潮、開學潮“三潮”疊加使租房市場異常繁榮，需求大幅增加。據我愛我家市場研究院統計，以北京為例，7月中旬通過我愛我家找房的新增租賃需求比6月同期上漲了12%。
需求大幅增加推動房租飆漲。國家統計局和仲介機構的數據顯示，7月份，廣州房租環比上漲6.9%，同比上漲17%；北京多個主城區的租金環比漲幅達8%，甚至大大超過新建住宅環比價格增幅。
一線城市核心城區和學區的租金更是漲得離譜，屢屢出現房東“跳漲”租金的情況。北京宣武門附近一套110平方米的三居室，今年初租金為8000元，7月份房東報價普遍飆漲到11000元，半年間漲了三成多。
“高房租下，群租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房租持續上漲，只能導致群租問題更加突出。”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思的課題組調研發現，北京“蟻族”總數已達16萬人，平均住房面積只有6.4平方米。
面對不斷上漲的租金，許多租客表示“壓力山大”。來自我愛我家市場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最近4年來，房租所佔工資比例已由2009年的27.5%上升到2012年的四成。
窘境頻現：一紙禁令難奏效，群租客變“遊擊隊”
為規範群租行為，北京市7月中旬出臺《關於公佈我市出租房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出租房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少於5平方米，每個房間不得超過2人。
這讓從安徽來北京打工的小孫頗感無奈，她此前的5年裏換過2次住所，一次是2009年北京市八部門聯合發佈通告，禁止隔斷房間進行出租，第二次是2011年北京集中清理地下室。“一次比一次換得小，一次比一次搬得遠，快成了‘遊擊隊’。”
治理群租亂象，是許多城市共同面對的問題。2012年，上海也出臺了相關規定，不得將原始設計的房間分隔並按床位出租，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杭州市也在研究通過提高群租房物業收費規範管理。
事實上，階段性治理的效果被證明很難到位，往往是檢查過去後，群租客再次回流。
一組數據多少能説明“人更多房更緊”這一“窘境”：據我愛我家的數據顯示，2011年和2012年，北京市新增租賃客戶同比漲幅為64%、34%，租賃房源卻同比下降47%、36%。需求的“窟窿”似乎總也堵不上。
有經驗表明，如果在提高政府管理水準上下工夫，這些問題並非不能解決。
中原地産廣東項目經理黃韜告訴記者，同樣面臨人多地少、房價昂貴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對群租房一禁了之，而是加強監督和服務，居民對包括房屋逃生樓梯和其防護門廊在內的任何改動都要予以備案，從而容納了數萬沒有資格申請公共房屋的人在此居住。
“不平衡供給，一切都是舍本逐末。”中國房地産業協會副會長苗樂如認為，穩定房屋租賃市場價格，應該通過市場和保障的“雙軌制”解決；市場方面，刺激和鼓勵閒置房源入市；保障方面，增加公租房有效供給。
均衡資源：為大城市“減負” 為小城市“加油”
“去年以來，地價漲——房價漲——房租漲成了一個迴圈。”黃韜説，房價上漲將部分買房需求擠壓到租房市場，客觀上推高了租價。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這一輪租金大幅上漲，不排除仲介聯手炒作的因素。“國五條”出臺以來，全國住房價高量滯，於是房租收入成了房産仲介用來彌補收入的重要手段，不乏仲介勸房主提高租價。還有些房子，幾經倒手，“二房東”賺取價差的行為造成租價虛高。
緩解一房難租的窘境，不但要盤活存量，還要增加供給。
去年，包括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房項目陸續入市，但“叫好不叫座”的現象卻存在，一些項目申請率還不到一半。專家稱，能否降低租金和申請資質門檻，將一部分租房需求分流到保障房中來。
然而，深究房租屢屢上漲的深層因素，卻是大小城市資源配置失衡，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政策向中心城市傾斜，城鄉資源失衡，不同地區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準差距甚大。大城市成了人才的磁石，人們為了更多的機會從小城市涌入大城市，更加重了大城市的負擔。
採訪中，北京“群租客”小章説，一些人的理念也陷入了誤區，大家都覺得大城市機會多、資源好，但是真正生活在這裡，才會知道這裡的諸多不便。
專家認為，中等城市也應當以新型城鎮化為契機，從産業規劃、土地改革、戶籍制度、資源調配等方面多管齊下，提高自身吸引力，引導人才從大型城市回流。
[責任編輯： 雍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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