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 政府與市場如何定位

　　今年以來，京津冀協調發展成為關注焦點，在決策層要求下，三地將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勢，抓緊編制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規劃。

　　説到規劃，主體是政府。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如維持社會公平正義，也包括牽頭設計好、實施好城市規劃。首都發展戰略幾經變化。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已明確不提建設産業中心，而是要發展政治、文化中心。然而實際發展起來，其實一個中心都沒少。跟其他經濟體相對比，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首都都市圈的政府規劃沒有體現出應有的高水準。

　　規劃這個事情，政府如果沒有高水準，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是不是市場能起到替代作用？個人認為，以市場試錯的方式替代政府規劃總體上也不可行。在連片不動産的概念上，一旦實物形態形成以後，要往回糾正太困難。從另一個角度説，對市場的作用要充分重視，但不是簡單地允許市場主體在通盤發展中，以試錯法去解決國土開發、城市發展頂層規劃問題。

　　各地的開發通盤設計，以及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設計，要有高水準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長期方案，由決策層拍板，部門具體牽頭組織規劃。但最後規劃中總會有爭議，專家群體意見也未必統一，那麼決策層如何拍板？這就需要有高水準的判斷力。我認為，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規劃一定要至少覆蓋一、二百年的發展。比如，在巴黎的輻射狀規劃確實很有想像力，跟輻射狀城市規劃相配套的還有排水系統，幾百年過去以後，現在仍然有充分的容量，還派生出很多城市故事。幾百年的過程中怎麼決策？我不相信這只是市場試錯試出來的，而是要求決策層具有高判斷力、高水準的頂層規劃。

　　高水準的頂層規劃，應包括都市圈概念下的功能配置合理化，産業群概念下的産業配置合理化，文教科衛社會事業功能的合理化，再加上城鄉一體化生態環境、人文要求要素等。

　　在頂層規劃之後，一定要解決京津冀三地“互不買賬”的問題。如果在實施中各方互不買賬，那麼再好的規劃實施起來也會捉襟見肘。有沒有一個有效的執行與協調機制，超越三地行政區劃的狹隘眼界，真正尋求合理共贏，也是京津冀一體化的一大考驗。

　　一個反面案例是廊坊東方大學城的興建與發展。按理説，，一邊是天津，一邊是北京，中間是廊坊“洼地”，興辦大學城很合理。然而，經過幾年的發展，這個大學城並不十分成功。相關的問題，一是涉及開發商本身，開發商拿到一部分地違規經營高爾夫球場；二是交通運營關係理不順，這就涉及京津冀協調問題。沒有周圍配套和文化積澱，經營失敗也是必然結果。

　　政府該做的規劃沒有到位，市場主體積極性也産生了扭曲，利益衝突發生以後，又沒有政府有效協調，結果把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拖黃了，各方利益變成了“多輸”。這個事情應該説教訓為多，包括政府規劃、市場作用，以及雙方如何形成良性互動。這篇大文章確實值得好好總結。

　　在政府與市場主體的互動方面，如果能夠真正按照法治化和契約社會的精神，把民間市場主體拉進來，應該鼓勵PPP概念下的公私合作或稱“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機制，讓市場之手充分發揮優化作用。一方面，應由政府牽頭，讓專家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形成一個高水準的通盤規劃。另一方面，在這種規劃下，讓過去已有的市場主體可介入小區開發或綜合體開發，甚至升級為連片開發。當然，要盡可能以比較高水準的法治環境和契約精神做保障。

　　政府讓企業積極參與，企業應得到的是長期穩定的、但不是特別高水準的回報。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以高水準的決策抓住京津冀一體化的戰略機遇，使這一輪爭取有一個像樣的通盤規劃；另外一端，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作用，吸引、尋找國際國內的主體，一起參與交通、水務、電氣、垃圾處理、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讓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真正相得益彰地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合作，這是最值得追求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優化社會治理。在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概念融合的時候，社會治理應得到問題導向下的重點提升。

　　應該説，京津冀一體化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促使我們想得高一點，全面考慮問題導向下如何提升公共治理水準。這個治理應是多元主體互動，不是簡單的自上而下，應把管理和自管理、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優化結合在一起，尋求最大的包容性，尋求最大的活力潛力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