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熱，為這門“冷門絕學”開新天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偶然發現，出土了6萬餘件西元4世紀-11世紀的古代文獻和藝術品，被譽為“打開世界中世紀歷史的鑰匙”。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震驚了世界，敦煌學也由此發源。

　　日前，“敦煌學研究弘揚的世界意義”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舉辦。作為第六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主要活動之一，研討會匯聚了來自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百餘名專家學者，他們聚焦國際視野下的敦煌學研究，進行最新學術成果分享與討論。

　　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四十週年之際，羊城晚報記者分別對該研討會的兩位主旨演講嘉賓——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鄭炳林進行專訪。

　　榮新江【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敦煌學需要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

　　為什麼陳寅恪説敦煌是“傷心史”？

　　羊城晚報：著名學者陳寅恪曾發出“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感嘆，當時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

　　榮新江：這個説來話長。簡單地説，敦煌學在中國有幾個發展階段。早期的敦煌學圍繞藏經洞文獻展開。在1900年藏經洞發現後，外國的探險隊陸續把敦煌文獻帶到世界各地，然後慢慢公佈出來。當時我們主要研究的也是這些出土文書。那麼，這就很受外國人的限制了，人家給你多少你就只能做多少，因此就有點“傷心”嘛。雖然當時中國政府也拿了一些文書到京師圖書館，但是畢竟外國探險隊已經把好的都挑了一遍，這樣的情況也就造成了“傷心史”。陳寅恪先生説的這句話反映的正是中國早期敦煌學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的局面。

　　羊城晚報：近些年來，敦煌學研究有怎樣的變化？

　　榮新江：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中國學者可以到西方去調查敦煌文獻，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家以及出版機構花了很大力氣把英藏、法藏、俄藏文獻都印成了圖版出版，這極大促進了我國敦煌學的發展。

　　另外，到敦煌的交通也方便了。20世紀80年代起，各領域的研究者包括美術史、考古學、文獻研究等都可以到敦煌作調研。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敦煌學迎來了飛躍式的發展。

　　羊城晚報：敦煌學已有123年的歷史，您認為當下的敦煌學還是一門國際顯學嗎？

　　榮新江：各方觀點是不一樣的。有一些人會説，你看敦煌這麼熱鬧，敦煌學就是一門顯學；然而我們的國家社科基金又把敦煌學放在冷門絕學研究專項中。這好像是互相矛盾的。這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敦煌學的理解和我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在社會上，就比如這次研討會，一來就是百來號人，而且還跟敦煌文博會放在一塊，所以感覺異常熱鬧。但這不是敦煌學，這是敦煌文化。當然這也是很好的，它對我們敦煌學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研究經費等。

　　然而作為學者，我們把敦煌學看作學術的最巔峰，我們要挑戰自己，就來學敦煌學。在大學裏，有老師建議我多帶幾個敦煌學專業的學生，我其實是不願意的。為什麼呢，因為做敦煌學研究本身很辛苦。

　　我還記得1984年、1985年，我一個人滿世界尋找敦煌文獻，那是很辛苦的。當時在外國圖書館裏，我中午都不能出來吃飯。因為吃了飯就沒座位了，我必須把那個座位佔住。我會在早上買一塊巧克力，餓了偷偷吃兩口，然後從早上一直抄錄到閉館。所以，研究上光是收集資料就花費了很大的力氣。

　　話説回來，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並不是説辛苦了就有成果。敦煌學研究還得吸引一幫特別優秀的學者來攻堅克難。而且敦煌學是一門國際性學問，它不只是跟中國學者比拼，還要拿到國際上去比拼，得用國際的語言和理念跟人家對話。因此它才叫“冷門絕學”。

　　敦煌啟示：“普通”史才是歷史的真相

　　羊城晚報：學術界曾流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説法。在您看來，如今能否改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呢？

　　榮新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是“文革”之後，我們讀大學時老師給我們灌輸的觀念。當時我們抱著一種愛國主義的熱情，勢必要把敦煌學的中心“奪”回中國來。無可否認，這種愛國主義是正確的。因為在1966年-1976年之間，在敦煌學研究目錄上可以看到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為零。

　　這個時間剛好是戰後日本經濟、學術最發達的時候，他們一下子佔據了非常多的題目，所以有的人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20世紀80年代初説這話一點都不錯，我們要承認客觀事實。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刺激下，我們這些人抱著愛國主義熱情，投入了敦煌學研究。

　　但是到1988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首任會長季羨林先生特別提出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我也堅持認為敦煌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術，敦煌學需要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如今，中國的敦煌學需要具有一種寬廣的胸懷和國際視野，而不應抱有一種狹隘的所謂“愛國主義”情緒。對於當前的中國敦煌學界來講，只有拓展領域、思考問題、溝通中外，才能與國際學者一道推進敦煌學研究，這對弘揚敦煌的學術和文化，以及中國國家的形象建構都是正面的，是非常好的。

　　羊城晚報：中國在掌握敦煌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方面是否有一些變化呢？

　　榮新江：其實敦煌學內涵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它有非常多的材料，一類是洞窟的，一類是文獻的，文獻中又有大量非漢文文獻。以粟特文為例，中國雖然也有學者會讀粟特文，但水準遠不如倫敦大學學者。又比如于闐文，敦煌出土的于闐文文獻研究目前哈佛大學是做得最好的。另外，敦煌是一個佛教都會，它裏面有各種佛教宗派留下的東西，這個部分中國學者做得其實沒有那麼深入，但日本在這方面就做得不錯。

　　但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我之前做的“歸義軍史研究”，類似的漢文敦煌文獻的研究，我們跟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相比無疑是佔上風的。因為這些文獻畢竟用的是漢字，我們讀起來比較方便。而像于闐文、粟特文，它們屬於印歐語系，所以歐美學者讀起來又比我們要容易得多。

　　所以我一再強調，敦煌學具有世界性，它不只局限在敦煌這一個地方，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敦煌。

　　羊城晚報：敦煌學的各個領域基本都已經有人涉獵，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您認為敦煌學研究如何才能做出新意？

　　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書資料無疑是許多沒有見過的中古時期的材料，具有十分珍貴的價值。其中，原始性是敦煌材料最重要的價值。我們現在有關中古時期的歷史書寫，主要都是依靠傳統王朝的史家整理過的著作，如正史、編年史等，即使有一些文人筆記或文章，也是著意寫作的“編纂史料”。我們要觀察一個時代的歷史，最好是用原始材料。敦煌就保存了大量未經人為造作而直接廢棄的原始公私文書，可以作為我們觀察歷史、書寫歷史的原始依據。

　　不能否認的是，敦煌畢竟是一個邊緣城鎮，敦煌原始文書所涉及的內涵往往是當地的一些事件，甚至是民間的一些瑣事，不能取代“編纂史料”所闡述的宏大敘事，但正是這種原始性的、邊緣性的、民間性的材料，提供給我們觀察一個地方社會本來面貌的最好視角。在帝王將相構成的王朝政治史之外，其實有著豐富的社會史、生活史、觀念史、婦女史、醫療史等。在新的史學觀念中，這些往往代表著“長時段”的歷史，沒有那麼多戰爭、內鬥乃至王朝更疊，而是反映歷史長河中佔據時間最長的“普通”史，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因此，敦煌學者應利用敦煌提供的原始材料，利用我們多年來把握的處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從原材料中來書寫歷史。

　　鄭炳林【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

　　“敦煌熱”下的學術研究更應該保持冷靜

　　畢業留校研究敦煌學四十載

　　羊城晚報：1982年，您選擇在蘭州大學留校任教。您將敦煌學作為個人的研究領域意味著什麼？

　　鄭炳林：我確定留校比較早，實際上在1981年9月，提前了半年就被送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去聽課，預計就是要研究敦煌學了。跟同時代的畢業生相比，這不是最好的選擇，也不是最差的選擇。

　　當時大家都熱衷於從政，一般來説，大多數人都不願意留校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把敦煌學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有很多人不理解，他們認為敦煌偏居祖國西部，將來是不是就會長期留在敦煌了。

　　當時還有這樣一個背景，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來到中國作學術報告時提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對我來説是一種刺激，所以是抱著愛國熱情留下。另外，對我個人而言，這也是比較好的選擇。我出生於農村，“文革”後還能留在大學任教，這已經超出了我對自己的期待。

　　羊城晚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敦煌文獻資料缺乏的情況下，敦煌學研究的是如何重新開始的？

　　鄭炳林：最開始接觸敦煌文獻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當時看的文獻全部在縮微膠捲上。這些縮微膠捲來自英國、法國。他們將各自所藏敦煌文獻製成縮微膠捲公開銷售，中國國家圖書館也將所藏文獻製成膠捲，然後互相交換。

　　縮微膠捲看起來很費眼睛，通過它查閱資料非常艱難。當然，這對我的幫助和提升也很大，給我留下的記憶是深刻的。我早期編著的《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和《敦煌碑銘讚輯釋》兩本書中的敦煌文獻資料都是靠一筆一畫抄下來的。靠縮微膠捲查閱文獻的時期大概持續了十年。

　　羊城晚報：什麼時候才有圖書資料可以查閱呢？

　　鄭炳林：後來，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將縮微膠捲影印成《敦煌寶藏》圖版，到1985年左右引進後我們才有影印圖版可以看。但它也有缺點，就是影印效果比較模糊，很多潦草的文書基本就只能看到墨點子。到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圖版出版後，就非常方便了。包括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它們的清晰程度都非常好。漸漸地，在蘭州大學我們的圖書資料研究經費也得到了保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研究進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羊城晚報：敦煌遺書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目前我們對敦煌遺書資料的收集情況如何？

　　鄭炳林：目前，法國、英國、俄國所藏敦煌文獻都得到了陸續的影印出版，因為日本所藏的敦煌文獻分散于各個研究機構，所以只影印出版了一部分，大部分收藏機構的文獻還沒有完全影印出來。在中國，敦煌文獻分藏于各個研究機構、圖書館、博物館，也有很大一部分沒有出版。目前估計，世界各地敦煌文獻藏品在7萬件左右。

　　羊城晚報：除了文獻的缺乏，在研究過程中您還碰到過哪些困難？

　　鄭炳林：敦煌學研究基本就是文獻研究，而它跟一般文獻研究的內容不一樣，它研究的是手抄本。看到這些文獻，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不認識字，裏面有很多俗體字、異體字等不規範的字，還有很多錯別字，所以第一步要把它們釋讀正確。緊接著就是斷句，過去的語法跟現在的不一樣，斷句是非常大且艱難的工程。完成了斷句後又未必能了解它的意思。因為古代很多駢體文，每一句話基本都包含著典故。如果你不了解整個歷史，不了解古代典籍，就不知道它所表達的意思。所以要了解敦煌文獻，就必須對這些典故有所掌握。

　　因此，單是讀懂文書這一塊的要求就有很多。一篇文書要把它釋讀清楚，要反反覆復地看。看一次有一次的心得，只有在漫長的釋讀過程中把文獻完全吃透了，才能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看文獻的價值。所以説研究敦煌文獻，不要想看到文獻馬上就能進入研究狀態，那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報：這個過程聽起來非常艱辛和枯燥。

　　鄭炳林：所以要克服的東西很多，首先你得忍耐住寂寞，忍耐住長時間裏拿不出成果、看不見前途的清苦。但這也是一個快樂的過程，當一篇文書釋讀出來後，文書反映的整個歷史面貌好像就展現在你面前，由此帶來的精神上的愉悅是很大的。

　　不必擔心成“冷門絕學”後繼無人

　　羊城晚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從什麼時候開始得到改觀？

　　鄭炳林：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開啟後，中國學術界與外國學術界可以説是同時起步的，我們的研究並不落後於國外。後來慢慢拉開了距離，我想有幾個方面原因，主要是因為政治環境的不理想，有很多戰爭，不斷的動蕩。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期間我們雖然有研究，但是整體上進展不大，中國學術整體發展的現實情況落後於國外。當時我們發表的文章沒有多少篇，而且敦煌文獻整理更加缺乏。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實際上標誌著我們的敦煌學研究開始從無序走向有序。

　　羊城晚報：對於敦煌學這門“冷門絕學”，您是否會擔心後繼無人？

　　鄭炳林：我倒是不擔心，實際上每個學科都有這樣的發展規律，就是隔一段時間必然會産生下滑的趨勢，也就是衰落階段。但是學科要保持穩定的發展，必須不斷注入新的血液，新鮮血液是什麼？是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內容，以及跟別的學科展開交叉研究。敦煌學研究原先分為兩塊，一塊是狹義的敦煌學，圍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文獻進行，這是純粹敦煌學。第二個就是廣義敦煌學，以敦煌文獻為主，然後也涉及其他有關文獻，比如説吐魯番文書、西夏文書，還有敦煌漢簡，僅漢簡大概就有兩萬三千枚，沒有完全公佈。如果把這些研究領域擴展到敦煌學研究的範圍之內，敦煌學研究就會迎來新的起步。不能把敦煌局限在它本身，而應該把它放到世界的維度去看，就會更有另一番滋味了。

　　羊城晚報：隨著敦煌學研究的更加深入，它對學者的學科背景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鄭炳林：目前的敦煌學研究，一方面是漢文文獻的研究，通過漢文獻對敦煌歷史、西域歷史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胡語文獻的研究，就是非漢文文獻的研究。我們蘭州大學最近引進了一批學者，包括研究回鶻文文獻、藏文文獻、突厥文獻，以及研究梵文文獻的學者。那麼在敦煌學研究上，我們能超越國外的主要是在漢文文獻的研究上，但是胡語文獻這一塊還談不上已經超越，基本上還沒有這種信心。但是，也要看到我們正在逐漸地配置人力，爭取經過一段時間能在非漢文文獻研究上掌握更多話語權。

　　羊城晚報：對有志於進入敦煌學研究的後輩，您有什麼建議？

　　鄭炳林：從事敦煌學研究，首先得有個心理準備，敦煌學研究的難度系數比較大，你想要在裏面出成果，必須付出十二倍的努力，必須得忍受住寂寞才能看到光明。敦煌學研究要求具備非常多的條件，比如文字功夫、文獻功夫等。如果你想研究石窟，還得具備藝術方面的基本素養。總之就是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每天都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羊城晚報：如今的敦煌，有大量遊客慕名而來。您還記得第一次到敦煌時的情景嗎，和今天相比有什麼變化？

　　鄭炳林：1983年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1月份，我記得是冬天，還基本見不著遊客。當時的住宿條件很差，生活十分艱苦。敦煌莫高窟也沒有現在這麼好的辦公區，大家都在靠近莫高窟的那棟土坯房子裏住著。

　　第一次我待了四五天，講解員領著我們去參觀石窟，看了將近一百個窟，當時感到非常震撼。但那時我還看不懂這些石窟，看什麼東西都像是一個謎，因此它帶來的學術壓力也是很大的。什麼時候才能把自己變成一個專家，當時心裏沒底。四十年來敦煌莫高窟我去了一百多次，眼看著它的條件一點點變好。同時，我也一直在思考敦煌學今後要往哪條路走、應該怎樣發展的問題。

　　羊城晚報：回首過去四十年，您認為敦煌學研究目前處於什麼樣的階段？

　　鄭炳林：應該説2000年以來，也就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00週年以來，敦煌一直保持高熱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更應該冷靜。學術研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不是熱熱鬧鬧、轟轟烈烈一下子就能出成果的。這幾年總體上來看，學術界有大量的成果出現，但還是處於一種轉變的過程中。我想，那些想在學術研究上出成果、主導未來學術界潮流的人，此時更應該冷靜下來。

　　羊城晚報：這種熱潮對敦煌學研究而言是好事嗎？

　　鄭炳林：當下各種環境都是最好的，有國家的支援、民眾的關心、社會的關注。社會上可以熱，但是學者不能熱過頭，頭腦發熱容易讓人輕飄飄的，學術界還是得冷靜下來。

　　羊城晚報：您個人還有哪些計劃想要完成？

　　鄭炳林：在文獻整理這塊，我想陸續完成一些修訂本的刊出。比如《敦煌碑銘讚輯釋》《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等。其次，我想完成漢唐敦煌文化史研究，它的內容包括漢唐如何經敦煌經營西域地區，然後把歷史上敦煌的真正面貌揭示出來。此外，我還想完成敦煌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圖版資料的整理，反正只要活著就繼續幹。

　　羊城晚報：您做學術研究的心態感覺很好。

　　鄭炳林：人生是個過程，研究也是一個過程。我每天都生活在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用不著考慮社會上很多煩心的事，也就永遠活在快樂之中。

　　（文/羊城晚報記者 文藝 朱紹傑 實習生 蘇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