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華傳統文化的海洋特質
原標題：淺談中華傳統文化的海洋特質
長期以來，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特徵存在著不同理解。一些觀點認為，中華文明屬於大陸文明，中華傳統文化以內陸文明為底色，與海洋關係不大。這種觀點的形成原因較為多樣和複雜，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是一個重要來源。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其《歷史哲學》一書中提出東西方擁有不同文明體系的觀點。這一觀點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內陸文化，是僵化和停滯的；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進取和創新的，這種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類文明形態的差異。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究其本質是西方文化優越論的表現形態之一。
實際上，中華傳統文化是開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構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質。中華傳統文化具有陸地和海洋的雙重品格，海洋特質是其鮮明的文化特徵之一。中國自古就是海洋大國，既有廣袤的大陸，也有遼闊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産生活實踐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傳統文化的海洋特質孕育于遠古時期，考古學家在週口店山頂洞人遺址中就發現了海蚌殼、海魚骨等遺存，在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東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佈著古代先民採食海貝、海魚後拋棄貝殼、魚骨所形成的貝丘遺跡。
先秦兩漢時期，人們對海洋的認識與利用逐漸豐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數次東巡，並派徐福率眾東渡，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海上航行的明確記載。在廣州南越王宮殿遺址發掘過程中，發現了疊壓在下方的大型造船廠遺址，這就為秦代造船業的發展提供了實證。《尚書》《莊子》《山海經》等大量早期古代經典文獻中也都不乏對海洋的描述，特別是刳木為舟、煮海為鹽等記載，都是時人利用海洋的真實寫照。漢代則有了國人走向遠海更為具體的文獻記載，“海上絲綢之路”開始揚帆遠航，貿易與交流東到日韓，南至東南亞各國（一些學者認為已到達印度、斯里蘭卡）。例如《漢書·地理志》等典籍中就已有了比較翔實的記載。同時，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沿海或島嶼發現了不少與中國漢代海上航運及貿易相關的考古遺存，出土、發現了數量可觀的漢代陶器、銅器、鐵器等。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漢代取得長足發展的實證。
六朝隋唐時期，對於海洋的探索與開發顯著推進。三國時期，造船技術進一步提升，魏國曾在青、兗、幽、冀四州大造海船，當時東吳的造船業最為發達，船舶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分隔艙技術，即使個別船艙受損進水也不影響航行。據史料記載，孫權曾派遣船隊進行了數次大規模海上遠航，遠至臺灣、東南亞等地，到吳國滅亡的時候，尚有大船五千余艘。唐代不僅陸上疆域廣闊，對於海洋的控制和影響也實現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術更加高超，船體設計、船帆製造以及輪橋起重技術等諸多領域都有新的發明。在與日本等國的海戰中，唐朝船隊多次取得勝利。唐代開始設置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交往和對外貿易，這是針對海洋經貿最早的官方常設機構。沿海港口城市也隨之快速發展，廣州、寧波、福州（時稱泉州）、揚州等地都有規模很大的港口。《新唐書·地理志》等典籍對於當時海洋貿易、對外交往等的記述更為詳盡，記錄了從廣州出發，經越南、印尼等地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西亞的遠洋航線及沿線各國風貌。
宋元時期，古代中國的海洋文化發展達到一個相對的高峰。宋代特別是南宋高度重視海洋貿易，明確提出了“開洋裕國”的基本國策，建立了更為完備的市舶機構，對海洋貿易採取了寬鬆開放的政策，對外貿易的重心從陸上轉至海洋，航海技術進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發展進入繁榮時期。明清兩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發展的時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經由海洋的對外交流達到巔峰，鄭和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航路最遠抵達非洲，時間跨度前後長達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壯舉。另一方面，明中葉之後，明清兩朝不同程度推行過一些“海禁”政策，甚至進一步發展為閉關鎖國，阻滯了海洋文化的發展。
基於中華傳統文化各歷史階段的總體性特徵進行研判，不難看出其鮮明的海洋特質。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形成的，同樣也不是一個時期的停頓或波折所能截斷的，歷史長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迴，並不能改變其奔流入海的大勢，明清海洋政策階段性變化造成的影響也無法抹殺中華傳統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時應當看到，中華傳統文化是多元同構的文化，就文化內涵的諸多構成特質而言，海洋文化特質與其他特質並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機共生、同構融合的關係。正因如此，中華傳統文化天下大同、協和萬邦、開放包容、開拓進取等精神內涵不斷得到增強。首先，開放包容是中華海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例如，媽祖信仰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精神的一個生動例證。宋代以來，媽祖信仰不斷豐富發展，如今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徵而言，媽祖信仰蘊含的大愛精神正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特徵的重要體現。其次，開放包容也是中華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質。縱觀西方幾百年來的海洋史，可以説是一部殖民和掠奪的歷史，在海洋貿易的過程中充滿著血腥殺戮，帶有強烈的侵略性和擴張性。相比而言，中華海洋文化則具有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傳統。《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可見，早在兩漢時期，中華先民的海洋活動就以各國的相互交流、往來互信為主要內容，體現了開放包容的精神。又如，以其宗教種類的多樣性，宋元時期的泉州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各地的人們從海上齊聚這座海濱港城，從事海洋商貿活動，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同時共存，既是各民族之間和諧往來的例證，也是中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思想的鮮明體現。再次，開拓進取是中華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質。大海波濤洶湧，深廣難測，這一自然屬性令海洋文化富於開拓冒險精神。我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沿海各地區的百姓很早就有搏擊風浪、逐海謀生的傳統，逐步形成了充滿活力、敢拼會贏的社會文化氛圍。例如，明末鄭成功在抗清驅荷的過程中，對海洋始終採取開放進取的態度，他向南明隆武皇帝提出“通洋裕國”的方略，以仁、義、禮、智、信五字為名，組成五大海路商行，派遣船隊經營遠洋貿易。這本質上正是中華文化的地域分支——閩南文化不畏波濤、拼搏進取的海洋特質的體現。
綜上所述，海洋特質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一中華古諺的思想內涵反映著大海浩瀚無垠的自然品格。面向未來，推進海洋文化研究、總結古代海洋文化發展歷程與經驗，對於糾正和破除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誤區，增強人們的海洋意識有著重要意義。
（作者：林大志，係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